史记3 ：王立群 | 《史记》的创造体现在哪里

《史记》首创了纪传体史书，一改先秦历史书写中《左传》的编年体、《国语》的国别体，功不可没。但是，以纪人为主的纪传体史书，天生存在两大缺陷：无法通观全局，无法记述典章制度。如何弥补这两大缺失？司马迁创造了“表”与“书”。前者解决了通观全局的问题，后者解决了典章制度的记述。

一、十表：笼盖全局的纲

《史记》创造了“十表”。

《表》的内容主要有两点：

一是编年纪正朔。可与本纪互为发明，相互补充。《史记》的“表”以时间为线索，系统简明地记述历史事件，可与本纪、世家、列传、书相互补充。

二是打破王朝体系，划分历史变革的时代段落。

如十表依年代顺序排列，按时代断限将黄帝至汉武帝三千年历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夏商周三代，春秋十二诸侯，战国，秦汉之际，汉兴以来。

因此，表是全书的纲。

“表”是司马迁《史记》的一大创造，郑樵《通志》曰：“《史记》一书，功在十表。”“表”的最大功能是将无法用本纪、世家、列传写尽的三千年的人物、事件，作了纲目式的记录。

尽管《史记》有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但仍不能将各色人物悉数写尽，即使写入世家、列传的人物亦未能穷其一生，或穷其数代。未能写入世家、列传的历史人物更不可以千计。司马迁《史记》十表交替使用“国径年纬”或“国纬年经”两种方式将无法写入世家、列传的人物、事件以纲目式的十表记述下来，成为《史记》记人、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每《表》之前有一段文字解说，称为“序”，俗曰“表序”。每一表序都阐明了司马迁的历史观，同时揭示了该表的内容。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前小序，“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至太初百年之间，见侯五，余皆坐法殒命亡国。”实际到武帝太初年间，汉初功臣后代只余区区六位。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大规模衰减的现象呢？一是皇帝刻薄寡恩（网亦少密焉），二是诸侯后代不谨慎（身无兢兢于当世之禁）。其实，第二点是司马迁不得不说的话，真正的原因是汉代帝王的刻薄寡恩，当然也有客观原因。汉武帝大规模对外用兵，重赏立功者，不削旧侯，腾出地盘，焉封新侯？

《三代世表》是五帝三代的历史，重在夏、商、周三代。

《十二诸侯年表》是春秋争霸史。

《六国年表》是战国史。

《秦楚之际月表》是秦亡汉兴史。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是汉初至武帝时期诸侯王的分封史。读《史记》的《淮阴侯列传》《魏豹彭越列传》《黥布列传》，可以了解汉初三大功臣从受封至被杀的全过程，但是，三传记载分处三块，让人无法通览通观。如果读《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汉十一年（前196），正月杀韩信，三月杀彭越，七月杀黥布，一目了然。

如齐哀王刘襄，前180年八月起兵讨伐诸吕，朝中大臣乘机起事杀诸吕，前179年刘襄下世。刘襄之死纯属功臣派、汉文帝的先后压制，郁郁寡欢而卒。其弟城阳王刘章、济北王刘兴居之兴亡在表中都记载得简明扼要，十分清晰。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罗列了帮助刘邦夺取天下的一百四十三人从封侯到其侯国削亡的全过程。

比如项伯，此人在《项羽本纪》中有不少记载，他虽是项羽的叔叔，但却为刘邦做了三件大事：一是鸿门宴前为刘邦设谋，力阻羽第二天对刘邦用兵。二是力劝项羽放过太公，救了太公一命。三是收受贿赂，游说项羽将关中之地封给刘邦。因此，刘邦在项羽死后封赏项伯为射阳侯。此后，有关项伯的记载，所有本纪、世家、列传均缺如，惟《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载：“高祖六年正月丙午，侯项缠元年，赐姓刘氏。”“三年，侯缠卒，嗣子雎有罪，国除。”项伯出卖项羽集团的利益，虽封侯赐姓，但也不过三年就走了，而且其子有罪，国除，下场并不快意，尚留下千古恶名。这正是“表”的功效。因为项伯没有专传，不能详记其一生，但是，司马迁创造的《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补足了这一点，至少让人们知道卖主求荣的糊涂虫，并未结出多么丰硕的果子。

《惠景间侯者年表》记录了此期九十三位列侯受封之因，灭国之由。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记录了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至太初年间（前104——前101）分封功臣的情况。主体是立有战功者。

《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记录了武帝朝一百六十三位王子侯骤封骤灭的过程。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推恩分封和酎金灭侯。推恩策在本纪、列传中都已讲到，但都没有《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看后让人惊心动魄。此表清晰地记录了推恩策执行后大量涌现的王子“侯”，以及因酎金事件王子侯大批被废的严酷现实。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是《史记》十表的最后一篇，亦是最有特色的一表。此表采用“年径事纬”的组织结构，首列《大事记》。《大事记》备列高帝刘邦、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武帝朝的大事，虽不甚全，甚至大事不书，小事较详，但是，它对“相位”“将位”“御史大夫位”的记述仍比较全面。我们通过此表可以了解汉高祖刘邦及继位之君的生平大事。

二、“八书”：一个伟大创造

《史记》的“八书”是一大创造。

《礼书》是司马迁论述“礼”的发生、功用、发展史的重要文献。司马迁重视儒家的礼制，他的礼制思想深受荀子的影响。将《礼书》作为八书之首，表现了司马迁对汉初改制和建立大一统王朝统治秩序中“礼”的重视。

《乐书》阐述了音乐和政治教化的关系，强调了音乐具有陶冶感情的审美教育作用和移风易俗的社会功能。此书之《序》为司马迁所写，正文主要取自《礼记乐记》及其佚文。

《律书》是今存《史记》中较为独特的一篇。《太史公自序》曰：“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作《律书》第三。”可见，《律书》当为兵书，应写自古以来的战争及兵法之事。但是，司马迁《律书》的原文已佚，后人不解太史公原意，将礼乐写了进来，成为今貌。

《历书》记载历法。

《天官书》记载天文、星占的专书。

《封禅书》讲述封泰山、祭梁父。其中，最有意义的是记述了秦始皇、汉武帝痴迷方士之事。

秦始皇生于赵、长于秦，对齐地产生的神仙思想并不了解，伴随着大巡游、封禅泰山，秦始皇知道了神仙思想，而且极度迷恋上了神仙思想。

同样，汉武帝也是神仙方术思想的迷信者。

《河渠书》是中国最早、最系统的一篇水利发展史，重点记述了汉代尤其是武帝时期的水利、水害。

《平准书》是中国最早的经济史论文。此文回顾了汉兴以来的经济发展状况，批评了汉武帝的经济政策。读此文，应与《货殖列传》共读。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阐述了商业产生、商人出现和人们追求财富的正当性。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是人之通性，“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司马迁的这一观点是对儒家反对“言利”、道家宣扬“寡欲”、法家及秦汉帝王对商业、商人看法的反拔。

司马迁认为：财富对人类、社会具有巨大作用，肯定了追求财富是人类的天性。

这些见解，远超汉人，启迪今人，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