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1：王立群 | 司马迁：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

两千多年前，一位文人遭受了莫大的屈辱，却“不堕凌云之志”，以血做墨，心灵为纸，完成了堪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巨作。

这就是司马迁的《史记》。

司马迁出生于一个普通史官家庭，父亲司马谈曾有志于撰写一部通史。司马迁继承父志，为写作《史记》作过充分准备：行万里路，师从名师，大量阅读宫廷藏书。不过，这些经历，在中国封建社会为数众多的史官之中并无特别之处。

一次突发事件改变了司马迁的一生，让他真正懂得了何为“死而后生”，他从此完成了由一位普通史官到伟大史学家的根本转变。

天汉二年（前99），汉武帝派李广利率兵三万出征匈奴，同时命李陵为李广利的军队担任后勤保障（将辎重）。但李陵提出，愿率五千步兵单独出征，以分匈奴之兵。

李陵为什么要求单独出兵呢？

第一，出身、才能的对比。李陵是汉代名将李广之孙，此前已屡建战功，深得武帝信赖；而李广利则是武帝一生中最为宠幸的嫔妃——李夫人的哥哥，靠着外戚身份才当上领兵统帅。

《西游记》中虽有“你挑着担，我牵着马”，不过那是猪八戒、沙僧们的事，就是“将辎重”的活，开路先锋只有孙悟空做得来。现在，汉武帝分配李陵为一个庸才将军李广利搞后勤，无异于让孙悟空给猪八戒打杂。李陵自然一百个不愿意，所谓分匈奴之兵不过是借口而已。

第二，李陵本人的自信。李陵虽然兵力只有五千，但是，这五千步兵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荆楚勇士，健壮剽悍、骁勇善战，因而李陵对自己的五千步兵非常有信心。

汉武帝看到李陵不愿为李广利作后勤保障，就对李陵讲：我可没有那么多骑兵派给你！言外之意，你只能带你那五千步兵出征。

李陵毫不犹豫：我就带下属五千步兵出征！

汉武帝不放心，下令让将军路博德接应李陵。但是，路博德也不愿当猪八戒。他向汉武帝报告说：现在是秋天，正是匈奴的兵马最强壮的时候，不适合与匈奴作战，如果陛下明年春天再出征，我愿意和李陵各带五千人出征，合击匈奴！——又一个要单独出征的人！

汉武帝看到奏章后，没有想到是路博德不愿意为李陵作后卫，反而怀疑是李陵说了大话后反悔了，才指使路博德写这份报告。于是，龙颜大怒，逼着李陵立即出兵。李陵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踏上征程。

李陵出兵之初，非常顺利，没有遇到匈奴的主力，一路势如破竹；还派人回到朝中，画了地图，向武帝汇报胜况。

后来的形势急转直下，李陵的五千骑兵与匈奴单于的三万骑兵正面遭遇。

面对三万强敌，李陵毫不胆怯，沉着应战，杀敌甚众。

匈奴万万没有想到，对方区区数千步兵竟这么能打！大单于立即召左右贤王的八万精兵围攻李陵。面对十几倍于自己的强敌，李陵自知寡不敌众，于是，他且战且退，向汉朝边境靠拢。

这时，匈奴经过与李陵的反复较量，觉得这个仗打不下去了，准备撤兵。

关键时刻，发生了一个意外：李陵的一个部下，因为被上司羞辱，只身逃往匈奴，向单于透露了绝秘军情：

一是李陵之军确实没有后援。就算匈奴一时攻不下他，拼体力，熬时间，李陵也撑不了多久；

二是李陵步兵的箭快用完了。李陵的部队之所以厉害，靠一种可以连发的弓箭——弩机，它是普通弓箭的升级版本。弩机的箭没有了，李军如同猛虎失去利爪，大势尽去。

单于闻之，大喜过望，立即组织总攻。此时，李陵的军队处在山谷之中，匈奴的军队在两边的山上向下扔大石块，李陵所剩的三千士兵死伤惨重，无法继续向边境撤退。结果，李陵被俘投降，只有四百多人逃了回去。

满朝文武听说李陵投降，非常愤怒。你李陵不是别人，是李广的孙子啊，是大汉的象征啊！出征的第一天起，你就不是你自个儿了！战败就要“杀生成仁”的，你知不知道？

此时，脸上已经有点挂不住的汉武帝强忍羞愤，询问身边的史官司马迁，该如何看待这件事。司马迁算不得大官，一个太史令，吏禄只有六百石；又是文人，偏爱华美的文字，讲究有理有据，说话难免啰嗦。他见汉武帝一脸怒容，为了宽宽皇上的心，于是说：

第一，李陵是一位国士！他一心想的就是报效国家。

第二，李陵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腹地，与数万匈奴军队奋战多日。虽然战败了，但是，他立下的战功也足以告慰天下。

第三，李陵这次迫于形势“诈降”，他是留得一命，日后一定会想办法报答汉朝。

司马迁还未说完，汉武帝早已龙颜大怒，立即将他投入监狱，定为死罪。命运第一次向这位善良的小人物露出狰狞的面目。

本来这场朝议是商议李陵之事，为什么汉武帝要迁怒于司马迁呢？

原来，汉武帝任命李广利出征匈奴，本来就怀有私心，想让李广利立功封侯，自己好向爱妃李夫人卖个人情。可是，李广利这次率三万军队出兵，杀敌一万多，损失近两万，这样的战果让汉武帝无从加封。司马迁此时盛赞李陵，在汉武帝眼里，就是借李陵之功讽刺李广利无能，讽刺他误用李广利。

所以，本来就窝火的汉武帝一听司马迁的话立即震怒。

司马迁被捕入狱，定罪“诬上”。诬陷皇上，这是非常严重的罪名，当处死刑。司马迁纯粹因为不解世情，才贸然为李陵开脱，招来一场大劫难。

汉武帝时代，触犯死刑的犯人，根据旧例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伏法受诛”；二是拿钱免死；三是自请“宫刑”。“宫刑”，是指阉割男子的生殖器。拿钱免死需要五十万，司马迁“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拿不出五十万为自己赎罪免死。因此，司马迁只剩下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是接受死刑，二是接受“宫刑”。如果接受死刑，已经开始著述的《史记》必将夭折；如果接受“宫刑”，一个“刑余之人”，必将被天下人耻笑，认为他贪生怕死。

司马迁最终选择了宫刑。

西汉时期，很多人甘愿一死也不愿接受宫刑。司马迁也深知，屈辱的生比惨烈的死更加可怕。

其一，身份另类，终身受辱。

接受宫刑之后，不可能再处于士大夫之列，成了一个不是太监的太监，这对任何男人都是奇耻大辱！而对于一位自幼饱读诗书的有血性的文人，自己不仅成为了一个男人的另类，还是文化人的另类、士大夫的另类。

其二，才命相违，动辄得咎。

司马迁自视甚高，抱负极大。但是，“自宫”之后，他即使有珠玉般的才华，古代贤者圣人般的品行；也因为戴罪之身，刑余之人，再不能以此为荣耀了（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司马迁的“才”和他的“命”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这种反差让他倍感锥痛。以至于他“动而见尤，欲益反损”，自己动不动就会受到无端指责；不做事则已，做了事反而更糟糕。可以想象，司马迁后半生背负着“自宫”的十字架，如何孤苦飘零，无所适从。

伟大灵魂成就历史地位

“自宫”之后，作为男人的司马迁死了，作为士大夫的司马迁也死了，只有在《史记》中，激扬文字的太史公新生了。“新生”的太史公突然具备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穿透力，开始以社会最底层、饱受歧视的身份去看待人物，看待人生，看待历史。对那些是非成败、灰飞烟灭、否泰强弱、日月盈亏，司马迁难免生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感喟和智慧。从此，在他的笔下，不论是儿女情长的项羽，还是老谋深算的刘邦，不论是出使西域的张骞，还是抗匈建功的卫青，不论是工于心计的王美人，还是不露痕迹的汉景帝，都因融入了自己独到的理解而血肉丰满，这就是所谓“成一家之言”。

人们都说“慷慨赴死”不易，谁知道“苟活”更需要勇气？肉体的折磨残缺，泰然接受；世人的冷眼唾沫，淡然面对。“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舍我其谁？而今生死抉择，“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