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对话汇-探寻“后减负时代”治本策

探寻“后减负时代”治本策

对话嘉宾     

张志勇 （山东省教育厅巡视员、民进山东省委副主委）

杨东平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项贤明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院院长）

谭晓玉 （上海教科院研究员、上海市教育法治研究咨询中心主任） 

赵琬微 （半月谈记者）

对“课业负担过重”的认识相当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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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琬微：2017年以来，教育部等多部门针对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工作一直在持续推进。全国各地都开展了课外培训机构的专项治理。可以说已经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现在大家更关注的是效果能不能持续？

张志勇：关于减负，的确讨论了很多年，经过历次争论目前社会形成了普遍共识——如果课业影响了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增加了学生的心理负担，使学生的兴趣爱好、自尊心受损，这样的学习负担超出了学生的承受力，就叫负担过重。

我们针对中小学生的一项调查显示，睡眠不足8小时，就被闹钟或他人叫醒的学生比例随着年级的升高而逐渐增加，尤其高年级学生的睡眠情况令人堪忧。四、五年级就有三成以上的孩子每天被强行叫醒，到六年级这一比例已达39.5%。

长期以来，中小学生承担大量重复的作业，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显然是违背教育规律和教育科学的，这种学习本身，既是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表现，又是导致中小学生课业负担重的原因。

谭晓玉：2018年，上海市基础教育调查队就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业过重问题开展调查，结论是中小学的学业负担90％来自课外。

杨东平：我补充一个信息是高中教育的情况，现在很多高中是高三全年做高考复习，个别学校是用一年半，我了解到河北、安徽有些中学用高中一年上完全部课程，后两年时间全部是高考复习。总体来看，从幼儿园开始，各个学段的超前教学已成为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一个重要表现。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课程学习负担重；二是校外学习负担重；三是学生的心理负担重。

赵琬微：我注意到，2018年全国“两会”时，一篇自媒体文章《教育部，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引起大家关注。文章观点非常鲜明，就是我的孩子要升学，减负是违背我孩子的升学利益诉求的。甚至有一部分人认为，学习就应该是辛苦的，不是快乐的。让家长主动给孩子减负是一个难以完成的目标。

张志勇：我也注意到这篇文章，它反映出一部分人持“减负有害论”这一观点。有人拿日本的宽松教育失败说事，认为减负导致日本学生学力下降、教育质量下降。实际上，这些观点反映出社会各界对于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认识是相当混乱的。

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从根本上说并不是不让孩子学习。不是减少学习，不是不要考试，而是促进学生科学发展的问题、是推进教育现代化、公共教育治理的问题。

减负只是“退烧药”，

必须弄清复杂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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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琬微：很多家长也很心疼孩子，但是这就像一场“军备竞赛”。尽管都认为战争不好，但欲罢不能，因为潜在的对手在升级装备，自己只好也加入战斗。 我观察到，家长文化程度越高，孩子上补习班的越多、课业负担越重。中高收入的知识分子家庭，特别是教师家庭、公务员家庭的孩子，上补习班是最多的。

张志勇：就我了解的情况看，补课风正向县城蔓延。我在两个县城了解到，许多老人替在外打工的子女在县城照看孙辈上学，老人没什么文化，辅导班成了爷爷奶奶最信赖的地方。     

杨东平：激烈的社会竞争是导致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实施减负政策后，学生在校时间明显缩短，很多家长更乐意把孩子送到课外补习班进一步学习，有些家长对孩子真的就是一种过度干预。这种从时间上超前、难度上超高的学习任务，都是家长对子女教育过度关注，或是基于竞争焦虑的真实表现。

赵琬微：让孩子考上好学校，日后有个好工作，这种朴素的想法有错吗？

项贤明：我不否认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这个现象，而是反对目前以错误方法解决问题的片面减负。首先是无差别的全体减负。比如把课程标准当成最高标准，对超纲现象全面封杀，造成负担减轻的假象。每门课都有吃不消的学生，也有吃不饱的学生。每个孩子的天赋、兴趣、积累不同，能够接受知识的程度不同，“一刀切”的减负是不负责任的。

我国中小学生学业负担问题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打个比方，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就好像一个人——他肝脏发炎了，胰腺发炎了，肾脏发炎了，因而发高烧。给他看病时，处方上只开一味“退烧药”，病情长期不见好，便不断加大剂量，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致命。所以，要解决过重负担这个问题，必须弄清其复杂的成因，对症下药，逐个治理。

学业负担，成因复杂，有教育观念的原因、教学效率的原因、学习方法指导的原因，等等。不解决病根，光吃退烧药，不可能有效果。因此，我们的教育改革，的确应该进入一个“后减负时代”，即不是简单“减负”，而是解决造成负担的成因。

张志勇：对于个人来说，一旦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完成目标了。就像玩抢椅子的游戏，游戏者只要抢到一把椅子就行了，政府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是怎么让每个孩子都有一把椅子，创建公正、合理的教育规则。

治本之策：

调结构，转方式，提质量，重个性，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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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琬微：对于减负的长期影响一些人怀有这样的担忧：公办教育成了低水平的均衡。参照西方一些国家公办教育的先例，这样的担忧不无道理。那么在我们国家的制度背景之下，教育会不会开启一种新的格局呢？

张志勇： 办好公办教育，提高公办学校教育质量，是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根本。中国人特别信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古训。吃苦、勤奋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勤奋必须建立在正确的道路上。那种一味地通过加班加点、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的教育抢跑行为，丧失了科学教育的精神，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下降、学习效率降低、学习活力丧失。科学观的缺失，给中小学生带来的是“无意义学习负担”。

国家提倡的减负，绝不是不让孩子学习，更不是让“老百姓”的孩子不学习。下一步提高教育质量，要让学校适应不同受教育者的多样需求。比如说，残疾儿童教育、资优教育的差异化教育，我们现在并没有开展起来，数学好的和语文好的孩子学的都是一样的，没有太多选择，这是需要努力改进的方向。

赵琬微：减负确实引起很多担忧。比如小学作业很少，连期末考试都没有了，家长不知道孩子学得怎么样。也不知道如何有针对性地开展家庭教育和‌引导，给家长的感觉就是学校只管上课，至于效果“撒手不管”。

张志勇：现在，人们对考试评价功能的认识有许多误区，认为考试就等于应试教育。这是不对的，考试只是一种必要的检测手段。培训机构也是经常考试的，考完会发给家长一个很详细的表，孩子哪个知识点学得好，哪个差一些，怎么强化，老师在以后的教学中也会着重补差。总之就是保证他学了，而且学会了。因此，要向社会公众讲清楚，减负的出发点在哪里？减负都要做哪些工作？我认为减负最要紧的是做好五件事——调结构，做好加减法；转方式，激发学生兴趣；提质量，减少重复、低效的训练；重个性，为学生提供差别化的教育；讲科学规律。

杨东平：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在2018年12月初发布了一份减负报告，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科学认识治理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本质：一是要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看问题，不能仅从家庭和学生个体利益、学校利益来考虑。二是要从促进每个孩子健康成长和人才培养的高度看问题。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青少年的健康，是为了更好地培养人才。三是要从国家公共教育治理、促进国家教育现代化的角度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