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 《屈原贾生列传》：真实的三闾大夫，可能比这里写的更强悍

本集文稿 

上一讲我们讲了《廉颇蔺相如列传》，今天我们讲《屈原贾生列传》。

《屈原贾生列传》的两位主人公，想来各位听众都非常熟悉了，一位是战国时代楚国的大文学家屈原，写过著名的长诗《离骚》；一位是西汉文帝时候的青年才俊贾谊，大家应该都读过他写的《过秦论》。

讲《屈原贾生列传》，首先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据司马迁说，屈原和贾谊时间上相差一百多年，那他为什么要把他俩放在一起，写一篇合传呢？

一般的说法，是屈原和贾谊，虽然生活的时代有前后之别，但他们俩都对君王满怀忠心，还都擅长写骚体的辞赋，而政治上又都遭到当局的贬斥，所以太史公把他们写在一篇传记里。

这样的说法，当然不能说是错的。但恐怕只看到屈原、贾谊这两位名流生平的表面，而没有深入到里面，仔细考究一番。倒是晚清时候既是政治家、又是大诗人的陈三立，在他写的一篇题目叫《书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后》的文章里，说出了与众不同的看法。他说：“吾意太史公盖以为，七十子之后，周、汉相望，百余年之间，有王佐制作之才者，唯屈原、贾生两人而已。”意思是我觉得，太史公之所以要把这两人放在一块儿写传记，是因为他觉得，孔夫子的七十弟子之后，从周朝到汉朝，前后相望，一百多年间，有可以辅佐帝王制作纲领性文件的特殊才能的，只有屈原和贾谊这两位了。换句话说，在陈三立看来，屈原和贾谊，从后世的名声看，他们好像都只是个大作家，但回到当时的环境，这两位本来都是有极高的治国理政才能的政治家。

陈三立这样的说法，有文献依据吗？有的。在《屈原贾生列传》里，屈原传记部分的最前面，说屈原姓屈，名平，是“楚之同姓”，也就是楚国的贵族，早年在楚怀王手下担任“左徒”的官职，写的是：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那是说他见识很广，记性又好，很懂治国理政之道，还擅长表达。他入宫跟楚怀王一起商议国家大事，协助对外发布号令；出门则忙着接待外宾，跟诸侯国周旋。也是在《屈原贾生列传》的这个部分里，太史公还写到了楚怀王派屈原“造为宪令”，也就是起草类似国家宪法一类的纲领性文件，但遭到了同僚的嫉妒和诬告。

贾谊呢？按照《屈原贾生列传》里贾谊传记部分的记载，他十八岁的时候，就因为能熟练地背诵《诗经》，还写得一手好文章，而在家乡洛阳小有名气。因此被地方大员推荐给中央，才二十几岁，就做了汉文帝身边最年轻的文学顾问，当时叫博士。因为年轻，所以说话没什么城府，每次皇帝诏令草案发下来让大家讨论的时候，各位老先生都不说话，他却滔滔不绝，当然说的还都是大家想说的话，让同僚们好生羡慕。文帝呢，也很喜欢他，他的官职就蹭蹭往上升，一年还不到，就做到了太中大夫。这时他操心的事就更大了，要“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还小宇宙爆发，把有关的仪式法令都给起草了个遍，最后连律令的改换，和让列侯们都别待在首都，而去各自的封国就职，这样敏感的话题，据说也都是他贾谊挑头发声的。这么有才，这么会替主子着想，汉文帝当然高兴啦，打算给他再升一级，变成公卿一级的国家领导人，但那边老同志们不高兴了，联合起来挤兑他，最后汉文帝也只好暂时放弃提升他了。

屈原、贾生两位在治国理政方面都这么有才，最后却都被边缘化了，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里作出的回应，是很有意思的。他在两位的传记的后半部分，分别引用、抄录了屈原、贾生写的辞赋，来展示两人内心的不平和自我化解。屈原传里，引的是被称为三闾大夫的屈原，投江自尽前写的《渔父》和《怀沙》；贾谊传里抄录的，是贾谊被贬职，到南方长沙去做长沙傅后，写的《弔屈原赋》和《服鸟赋》。这四篇赋，都是既表现了作者的心绪，也现实地描写了作者的行踪，所以出现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并不显得突兀，尤其是贾谊的《弔屈原赋》，还成了《屈原贾生列传》前后两个部分的重要勾连。

讲《屈原贾生列传》，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这篇传记的前半篇，也就是屈原传部分，究竟写得好不好？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从古到今，围绕着这篇屈原传，各方的评价，反差实在是大。

说它写得好的，把它列到了《史记》列传中第一流作品的位置。像清代一位叫陶必铨的学者，就说：“《屈贾传》顿挫悲壮，读之如见其人，《史记》合传中之最佳者也。”

而说它写得不怎么样的，理由是里面矛盾太多了。像明朝的于慎行，就举传中“令尹子兰闻之大怒”一句，跟前边的文字搭不上，说：“何文义不相蒙如此！”意思是这文章的前后意思怎么会这么不着调啊！这位于先生，还嘲笑他的同时代人，说：“世之好奇者求其故而不得，则以为文章之妙，变化不测，何其迂乎！”意思是现在世上的有些喜欢奇特文风的人，因为搞不懂这篇传记何以会如此矛盾，就认为这是太史公文章的妙处，变化莫测，这是多么的愚蠢啊！也因为看出这篇传中有不少矛盾，近代以来，著名学者胡适等人就认为，这篇《屈原贾生列传》不是司马迁写的；进一步地，最后竟然因此还否定历史上有屈原这个人。

应该怎么看这反差如此之大的两类说法呢？心平气和的办法，还是回到这篇屈原传，仔细看看，它究竟写了些什么。

《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前半篇的屈原传，大致可以分为七个部分。这七个部分写的，大致是以下这些内容：

第一部分，从开头到王“怒而疏屈平”，写了屈原的身世和早年活动；

第二部分，从“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整个一大段，主要都是在评价屈原最著名的作品《离骚》；

第三部分，从“屈平既绌”开始，到楚怀王“竟死于秦而归葬”，这部分跟《史记·楚世家》的相关纪事大同小异，主要写的，是楚怀王受张仪欺骗，失地亡身的故事；

第四部分很短，说怀王死后他的儿子顷襄王继位，顷襄王又让自己的弟弟子兰做了令尹；

第五部分从“屈平既嫉之，虽放流，卷顾楚国”开始，到“王之不明，岂足福哉”，一长段之中，叙事跟评论混杂在一起，并且又回到了怀王时代，还提到了屈原有流放的经历。

第六部分也很短，又回到顷襄王时代，写的是：“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这里的“迁”，自然是指屈原被贬官了。

最后的第七部分，引用了两篇屈原的作品，一篇《渔父》，是暗引的；一篇《怀沙》，是点明篇题的，据此写屈原投汨罗江自尽，结束全传。

这七个部分中，从史实叙述上说，写得最清楚的，是第一部分，因为它提供了其他史料里从未写到的屈原的早年活动。其中部分内容，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

这七个部分里，文笔写得最精彩的，一般公推是第二部分，因为其中有对《离骚》的由衷赞美，像“《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又说《离骚》中表现的屈原之志向，“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成为汉代以后历代对《离骚》甚至楚辞的共同评价。不过，据考证，这段文字恐怕不是司马迁自己写的，而是他转录了西汉淮南王刘安写的《离骚传》里的文字。

这七个部分里，最混乱的，是第四、五、六三个部分，前后都是顷襄王时候的纪事，当中却突然插入一段跟楚怀王相关的文字，而这段文字，从内容上看，应该是有关《离骚》的，所以有学者认为，它原本也是刘安《离骚传》里的文字，应该接在前面司马迁引用的那段刘安写的《离骚传》文字之后。不过无论是否把这段有关《离骚》的文字，从第四和第六部分中间移掉，第六部分开头的那句“令尹子兰闻之大怒”，也就是明朝人于慎行指出问题的那句话，总是显得那么莫名其妙。

面对这样奇特、复杂乃至混乱的文本结构，我想简单地讨论，这篇《屈原贾生列传》前半篇的屈原传，是写得好，还是不好，意义并不大。我们更应该问的，是这篇屈原传，是如何被组织起来，而成为这般模样的？

最近有学者在《中华文史论丛》上发表文章，从考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所引《怀沙》的文字入手，提出司马迁是依据汉初隶变楚辞文本，而不是先秦楚文字材料，来写这篇屈原传的。所谓“隶变”，就是用秦汉时代通行的隶书，重新写定战国时期的六国古文字。也就是说，司马迁当年写这篇屈原传时，恐怕根本看不到楚国的原始文献，因此他主要是依据被汉朝人整理重写的二手文献，来凑着写这一篇传记的。因此早在民国时代，梁启超就从消极的方面说，“资料太缺乏的人，虽然伟大奇特，亦不应当作传”，而举的例子，就是《史记》的这篇《屈原列传》。

不过，我更赞赏闻一多先生从积极方面就此而发表的意见。他首先对当时否定历史上有屈原其人的说法，加以温和的批评，说：“史传不能替他作证，便把史传中人物的存在根本否认了，性子未免太急了！”接着，他又指出了一个带有方向性的意见，他说：“我们何不假定史传只是一幅不完备的画像，其中尽留有点睛添毫的余地，说不定拿《离骚》中的屈原补入史传，更觉生动逼真点。”

闻一多先生说的“拿《离骚》中的屈原，补入史传”工作，后来果真有人做了，那就是我的老师蒋天枢先生。

蒋天枢先生经过周密的考证，指出司马迁一再提到的“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是史实，原本没有问题。问题在它发生的时间，究竟是在楚怀王时，还是在楚怀王儿子楚顷襄王时。蒋先生认为，楚怀王并没有流放屈原，《史记》屈原传前半比较可信的部分里，也只说“王怒而疏屈平”，“疏”是疏远的意思，不是流放。但顷襄王“迁”屈原，也就是让屈原贬官，甚至如汉代其他史料所言，“迁屈原江南”，也就是把屈原流放到江南，应该是实有其事。不过，《史记》屈原传里的两大段引刘安《离骚传》的文字，也就是第二部分和第五部分，造成了整篇传记出现两种完全矛盾的说法，引起了很多误会。这是因为汉代流行的有关屈原的故事，依据的虽然是楚国当年的文献，但这类文献，却是在当时有所忌讳的形势下书写的，其中对于故事发生的时间，做了有意的提前以避祸。而这忌讳，就是跟屈原同时代的楚国大人物春申君。据蒋天枢先生考证，《史记》屈原传后半写到的令尹子兰，其实就是春申君黄歇，他是顷襄王的弟弟，也是屈原的政敌。而春申君之所以跟屈原作对，是因为他主张跟秦讲和割地，而屈原呢，《史记》的屈原传里没有写，而经蒋先生考证所得的结果，是屈原在顷襄王时代的流放，其实很可能是他跟顷襄王商量之后的一种自愿流放，目的是到已被被秦占领的当时称为江南一带，从事反秦复楚的地下军事动员。不幸的是屈原最后被春申君出卖，由春申君主导的向秦奉献楚国州陵县以求和平的计划，使得屈原北归的道路被突然阻断，并有被秦军活捉的危险，因此才投汨罗江而死。具体的考证，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去读读蒋天枢先生的《楚辞论文集》，尤其是其中的一篇论文，题目叫《汉人论述屈原事迹中的一些问题》。

楚辞研究，专家不少，成果也很多，蒋天枢先生的这些考证成果，当然还不能说是定论。但你不能不说，它为我们今天解读《屈原贾生列传》，提供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视角，令人耳目一新。

顺便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复旦工作的蒋天枢先生，南下广州，去看望他的老师陈寅恪先生。陈先生问，你最近在做什么研究。蒋先生回答，做《楚辞》研究，陈先生说：“司马温公不言屈原。”意思是《资治通鉴》没有提屈原的名字，言下之意，大概是屈原的事迹，恐怕不太可信。但回到上海以后的蒋先生，直到去世，也没有放弃对《楚辞》和屈原的研究。而他最后完成的一系列《楚辞》研究成果，既证明屈原实有其人，还证明《离骚》不仅是传统的抒情长诗，更是中国罕见的隐含着丰富的叙事要素的早期史诗。而他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正是陈寅恪先生倡导的诗史互证。围绕着屈原，这对师生展示了学术研究中最令人神往的境界：所谓学术的师承，重要的不是亦步亦趋的同类课题，而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科学方法，和永恒的自由表达。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讲我们讲《刘敬叔孙通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