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日常生活篇-感情与礼制

一、思维导图

二、文稿原文

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赵冬梅，欢迎收听“冬梅讲国史”。“张敞画眉”的故事出自《汉书·张敞传》。儒生张敞担任京兆尹（首都市长），长安人多官大，京兆尹难当，每一个市长都是千挑万选选出来的，然而，干的长的两三年，短的一年甚至几个月，“辄毁伤失名，以罪过罢”（遭到诋毁，名声受损，因犯罪或者犯错误而停职），基本上就都灰溜溜地下台了。

在一段时间以内，干的长的只有两个人，其中之一就是张敞——能够把京兆尹做长，这说明张敞处理复杂关系的能力是超强的，非一般迂腐儒生可比。张敞的儒学修养和应对重大问题的思考能力，也折服了包括皇帝在内的长安政坛，每当遇到朝廷有重大议题的讨论，张敞都能“引古今，处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数从之。”但是，很可惜，张敞“终不得大位”，始终没有做到宰相。那么，张敞为什么“终不得大位”呢？

《汉书·张敞传》认为，这是因为张敞“无威仪”，缺乏威严仪态。张敞“无威仪”的例子之一，就是“为妇画眉”，长安城中人人都说“张京兆眉怃（同妩）”。“张京兆美妩”翻译过来应当就是“张市长画得一手好眉毛”——听起来的确有点不严肃哈——果然，就有人报告了宣帝。宣帝很重视，当面问张敞。张敞说：“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这个回答是掷地有声的，倘若“闺房之内”的行为没有“过于画眉者”，那么，人类的繁衍将大成问题。《张敞传》接着说：“上爱其能，弗备责也。然终不得大位。”（皇帝爱惜张敞的能力，没有特别责备他。

可惜啊，张敞也因此最终没能位极人臣。）这句话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说皇帝爱才而大度，第二层是说张敞为画眉这样“无威仪”的行为付出了惨重代价。这就是东汉儒生官僚班固对“张敞画眉”的看法。

在现代汉语成语词典中，“张敞画眉”通常用来形容夫妇感情好，听起来已经是一个褒义词。然而，在传统时期，“张敞画眉”其实很难称得上是一个非常正经的褒义词。比如唐代李翰编撰的启蒙教材《蒙求》有一句就是“张敞画眉，谢鲲折齿”，把“张敞画眉”与“谢鲲折齿”对举。“谢鲲折齿”是什么典故呢？东晋谢鲲，“不修威仪”，曾经担任东海王司马越的僚属，因为“任达不拘”被除名，谢鲲根本不在乎，照样“清歌鼓琴。”

邻居高家的女儿有美色，谢鲲出言挑逗，“女投梭，折其两齿。”人人都以为这下谢鲲该收敛一点了吧，可是人家照样不在乎，“傲然长啸曰：‘犹不废我啸歌！’”按照今天的标准衡量，倘若谢鲲和高姑娘都是单身，那么谢鲲追求高姑娘也没什么不对。但是，在当时的常识背景之下，以谢鲲的身份地位，不可能还是单身，而且高姑娘的门第肯定配不上陈郡谢氏，所以谢鲲对高姑娘毫无疑问是单纯的挑逗，的确轻薄无礼，一梭子打断两颗牙齿，重是重了点，也不算太过分。

相比“谢鲲折齿”，“张敞画眉”又错在哪里呢？按今天的标准衡量，他画的是自己老婆的眉，又有什么错呢？现代的夫妻关系讲究的就是“恩爱并且要秀”，“情侣着装”、“十指相扣”、“甜蜜对视”都是规定动作，整日暴露在追光灯下的明星夫妻，偶一日怄气“全程无交流”，就会登上“热搜榜”，让一班“吃瓜群众”惶惶热议十分钟以上。按照现代的伦理标准，张敞“为妇画眉”应该是加分项，它说明长安市长张敞夫妻关系和谐，没有搞三搞四，是一个对家庭忠诚而值得信任的人。

但是，很可惜，张敞是传统中国的汉朝人。按照以班固、李翰为代表的传统伦理观点，“为妇画眉”只能说明张敞“无威仪”，而一个无威仪的人是不配拥有“大位”的。尽管“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一个有修养的男人却不应该做出“为妇画眉”这样亲昵的举动，哪怕是在“闺房之内”，也不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了绵延子嗣，“有过于画眉者”肯定是要做的，但是，“画眉”，不行！

隐藏在“张敞画眉”故事背后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关于情感表达的潜在规则。关于这个议题，历史学界还没有出现系统的研究，我思考这个题目已经很久，等《司马光传》出版之后希望可以列入写作日程。下面，再以悲伤为例，跟大家简单地聊聊。

首先是丧妻，死了老婆该怎么哭。

不哭显然是不对的。东汉的山阳太守薛恭祖丧妻不哭，出殡的时候，趴在棺材上说：“自同恩好，四十余年，服食禄赐，男女成人，幸不为夭，夫复何恨哉！今相别也！”按照现代标准，四十年为银婚。古人命短，“恩好”超过四十年，实在是很难得的缘分了；所生儿女都能成人，自己也活到了一定的寿数，也是极大的福分。薛恭祖认为妻子一生圆满，今日相别，早晚泉下相聚，所以不哭，或者更确切的说，没有当众哭泣。

同时代人应劭把薛恭祖丧妻不哭列入了《风俗通义》的“愆礼”类，“愆礼”就是违背礼仪，属于“近世苟妄”（伤风败俗的行为）。我把应劭对薛恭祖的批评翻译给大家听：

 “谨按，礼书的规定，丈夫为嫡妻服一年的丧服，以此来表达对于传承的重视。妻子的地位与丈夫平齐，又服侍公婆，主持中馈，养蚕织布，传承后嗣，妻子对丈夫，恩笃，勤至！哪怕一只小鸟一尾野兽，配偶死了都要有所表示，为什么薛恭祖死了夫人，永世不能再见，却毫无凄惨的表现？他应当从内心感到崩溃悲伤，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这样的表现，这实在是矫情，虚伪透顶了！”

薛恭祖这个人材料太少，他究竟是不是一个虚伪矫情的人，我不敢妄下判断。从东汉以降的社会风气的发展大势而言，儒家的“以礼为治”在东汉魏晋恰恰是逐渐走向了极端，“礼法之士”过分强调外在的表现，外在与内在脱节，反成虚伪，比如某人为了谋求孝子之名，在墓地生活N多年，表面上是弃绝正常生活，其实却啥也没耽误，连着生了好几个娃；物极必反，所以才出现了魏晋玄谈和“放达之士”，比如阮籍母亲死了，不哭，“散发箕踞，醉而直视（吊客）”，有意识地违背已经陷入虚伪的外在的礼仪规定——不是不悲伤，而是拒绝按照规定来表达悲伤。薛恭祖可能也有这样的意图。

正是这种做法让应劭感到愤怒。应劭认为：“夫圣人之制礼也，事有其制，曲有其防，为其可传，为其可继”，也就是说，圣人制定礼仪，就是要提供一种能够被广泛接受并且可以持续的情感表达方式，它强调标准的同一性，“贤者俯就，不肖跂及”，德性水平高的人要弯腰来将就这种标准，德性水平低的人踮起脚尖也可以够得着，由此建立有秩序的伦理关系。

过分教条主义、陷入虚伪的情感表达方式，在魏晋时期遭到儒家内部的挑战，南北朝隋唐时期又受到佛教和北方因素的冲击，直到宋朝才逐渐恢复正常，明清以后，又再次僵化。

正常情况下的，儒家的“合礼的哀伤”应该是发乎心的，但表达必须有度。比如说，程颐为父亲程珦所作的《家传》当中，就特别提到：“（父亲）在八十岁高龄的时候，失去了长子（程颢），父亲对长兄一向慈爱深厚，亲朋故旧都担心他老人家受不了，可是，父亲以理自处，没有过度哀伤。”这里这个“理”不是“礼仪”的礼，而是“天理”的“理”。进一步解读的话，可以这样说，程颐认为，父亲从天理出发来处理自己的感情，因此合乎礼仪，内心与外在都在一个既合乎天理又合乎礼仪的程度。

从传统伦理关系来看，父亲居于伦理关系的上位，父亲追悼儿子，怎么样都不会出错。然而，丈夫追悼妻子，却受到更为严格的规范。比如，前面提到的应劭对薛恭祖的攻讦。可是，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之中却存在着“悼亡”一类，通常是男人哀悼亡妻的作品。钱钟书在《围城》里曾不无揶揄地说：“汪处厚虽然做官，骨子里只是个文人，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作哀悼的文章。

死掉太太——或者死掉丈夫，因为有女作家，题目尤其好。旁人尽管有文才，太太或丈夫只是你的，这是注册专利的题目。”杨周翰有一个说法，认为悼亡诗是中国特产，是中国特有的爱情诗：“西方文学充斥着爱情诗，一旦爱情成功就不写诗了,很少有诗歌颂夫妇之爱，更无论悼亡。……爱情诗多写追求爱，悼亡诗则是惋惜失去的爱，可以说是一个钱币的正反面。也可以说悼亡诗是爱情诗的一个支派。”这个说法基本正确，有人统计过，“中国自古至今有八十余位诗人写过悼亡诗，而西方只有区区十几人”。

但是，能够说悼亡诗是爱情诗的一个支派吗？我表示怀疑。中国的悼亡传统所强调的，是妻子的社会性角色特征——贤惠与勤劳。比如唐代元稹悼韦丛，强调是出身高贵的大家小姐跟着自己吃尽了苦，“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宋代贺铸悼亡妻，落脚要落在 “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这是悼亡的典范。

当然，悼亡一定是有感情的，包括深厚而真挚的夫妇之情。但是，这悼亡也必须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发生，否则，就是非礼了。悼亡诗人的鼻祖潘岳，所作的《悼亡》诗云“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由真写出，委曲绵至，读之使人欲绝”（《孙月峰先生评文选》）。

的确是情真意挚的好诗。然而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却一定要替他表达，“《悼亡 》之作盖在终制之后。（是丧服期满之后的作品）”何焯论证说：“‘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是一期，已周也。”已经满了一年，一年，正好是丈夫为嫡妻服丧的期限。何焯最后非常笃定地说：“大功去琴瑟，古人未有有丧而赋诗者。”大功是丧服的第三等，期限为九个月，公婆为长媳，已嫁女为兄弟服。大功以上的丧服，必须远离琴瑟，因此，古人更不可能有丧服在身而赋诗的行为的。

悲伤必须合乎礼仪的规定，否则就是“错误的”了。然则如何能做到正确地表达情感呢？这是“课后作业”，好，下课！

丧子，老年丧子

（程珦）年八十，䘮長子（程颢），親舊以其慈愛素厚，憂不能堪，公以理自處，無過哀也。頤時未仕，闔門皇皇，不知所以為生，公不以為憂也。及頤被召，叨傋勸講，人皆慶之，公無甚喜也。嘗有疾，召醫視脉，曰“無害”，公笑曰：“吾年至此矣，有害無害，皆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