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 古蜀国，玉器收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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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文物1：商周太阳神鸟金饰

本集文物2：十节玉琮

本集文物3：金沙青铜立人像

今天这一集咱们要介绍的第一件金沙遗址文物，就是古蜀国的重要文物，也是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商周太阳神鸟金饰。

这件商周太阳神鸟金饰，就是鸟崇拜的重要证明。“商周太阳鸟金饰”这件藏品，外径达到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度0.02厘米，重20克。整体是一件圆形的薄片，金饰上的镶有图案，图案分里、外两层，均采用镂空的形式。里层，等距分布着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象征着太阳，外层，分布着四只形状相同的鸟在飞行，呈逆时针方向。这件商周太阳神鸟金饰，现在已经被定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也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金沙遗址，也出土了和这件金饰片很相似的文物，构图也是鸟逆时针飞翔，只不过是铜制的带柄。从二者表现的同一个主题，可以看出，“鸟围着太阳飞翔”应该是古蜀国的一种图腾。曾经，在讲河姆渡文化的时候，咱们就提到过“太阳鸟”这个母题。您还记得咱们说过的“双鸟朝阳牙雕”吗？在象牙上，雕刻有昂首相望的双鸟，有象征着太阳的圆形。都是太阳鸟，怎么那么像呢？金沙遗址和远在江南的河姆渡，二者之间，难道有什么神秘的联系？

这个问题，咱们先不着急解答，还有重要的文物没有说完呢，等说完了，再一块儿解释这个问题。这件重要的文物，就是金沙遗址出土的著名国宝级文物——十节玉琮。

玉琮，大家听着有没有觉得耳熟？没错，讲良渚文化的时候，咱们就提到过玉琮。还提到，在良渚文化遗址里的玉琮上，发现了著名的“神人兽面纹”。让人意外的是，距离良渚文化的故乡千里之遥的成都金沙遗址，也发现了玉琮，还不止一件。这些玉琮，大部分都是商周时期的，有商周四节玉琮、商周素面玉琮等等，质地大多是透明度并不高的灰白色玉。

但其中有一件玉琮，不但玉质晶莹剔透，是当地罕见的青玉，而且器表分节分槽。全器共分十节，高22.2厘米，宽6.3厘米左右，整器上共刻有四十个人面，形制上也非常特殊。

实际上，玉琮分节，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像国博收藏的一件玉琮，足足有十九节。令人奇怪的不是这件玉琮分节，而是玉琮的年代。据测算，这件玉琮的制作年代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比金沙遗址的年纪还要大上一千岁。而且制作玉琮的玉料，金沙遗址附近几乎见不到。于是，有些人就进行了大胆的猜想——金沙遗址的这件十节玉琮，有没有可能是从远方辗转运到四川的？

这种说法，其实不太站得住脚，以目前的考古证据来看，良渚人的最后脚步，很可能最远也就走到上海地区的马桥文化，就停止了。从江浙到四川，沿途没有发现过年代吻合的良渚文明遗迹，只在金沙遗址这里突然挖出一件良渚文化时代的玉琮，说明不了良渚文化和古蜀国之间有承接关系。另一方面，金沙遗址的这件十节玉琮，虽酷似良渚文化遗存，如果仔细研究，会发现和真正原装的“良渚制造”其实有些微妙的区别。比如，良渚文化玉琮，大多是对钻，也就是在玉料的两头同时开孔，中间没有细致打磨；金沙遗址的这件，中间就细致打磨过，没有明显的接茬现象。也就是说，即便这件东西真的来自江浙，也不是原装的，至少二次加工过。

实际上，这件十节玉琮，很可能就是一件当年古蜀国人珍爱的古董——毕竟他们收这件玉琮的时候，这件东西都存在1000多年了，相当于咱们今天的人得到一件宋朝的东西，收藏或者喜欢，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而且，据金沙遗址中出土的商周时代制作的玉琮，我们可以看出，当地人还仿制了不少。

支持良渚文化和金沙遗址之间没有直接关系的证据，其实还有很多，其中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些玉器就很说明问题。目前，从金沙遗址发掘出土的玉器，有几千件之多，玉琮只不过是其中一部分而已。除了玉琮，这里还有玉璧、玉璋、玉戚、玉戈等等。其中像玉戚，同样风格的玉戚，最早出现在二里头遗址；玉戈的形制，则非常接近殷墟二期的风格；而编号“955”的玉璋，原料也和十节玉琮一样，不来自金沙遗址周边地区，而且形制上，与河南郑州望京楼遗址出土的玉璋很相似。

所以，另外一个结论，似乎更符合逻辑——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根本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来源。古蜀国，就好象喜欢收藏玉器的收藏家，见到好东西都收到囊中。如果这个结论成立，就说明古蜀国一点都不封闭，进川的道路也肯定是非常通畅。那些认为秦以后四川对外交通才打开的想法，现在看来肯定是一种误解。

好，咱们把十节玉琮的故事说完了，再回过头来看刚才提到的“太阳鸟”问题——既然金沙遗址发现一件良渚文明遗存的玉琮，说明不了两种文化之间有承接关系，那么“商周太阳神鸟金饰”上的太阳鸟，和河姆渡文化“太阳鸟”元素的重叠，难道也是巧合吗？

在古代，“太阳鸟”崇拜，几乎是覆盖全球的一种崇拜，关于太阳鸟的神话故事和传说有很多。所以，与其说金沙遗址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有关系，还不如说，这几种文化都来自一个共同的源头。

如果您仔细听了咱们“茶马古道”这几集的节目，你应该知道，真实的历史上，从印度、尼泊尔到中国西南地区，从横断山脉到喜马拉雅山脉，从中原内地到四川盆地，道路的覆盖程度和密集程度，远超我们的想象。既然印度洋的海贝，能装到古滇国的贮贝器里，印度的斯瓦特艺术能翻山越岭进入西藏，文成公主能跋山涉水进入拉萨，那么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同源的某种文明，通过道路进入四川，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或者，我们也可以换个方式想问题——从四川、云南、广西、广东，一直到江浙地区，中国南方在古代，几乎都是同源、同一种文明的形态，具体到某个地区情况会不同。随着中原文明的不断扩张，中原文明逐渐把这些区域纳入了中华文明圈了。

具体到金沙遗址的标志性图腾——“太阳神鸟金饰”上来说，这金饰上的鸟，头长、翼短、身小、腿长，如果乍一看的话，很像鹭鸶、仙鹤一类的水鸟。而实际上，金饰上面的鸟类，有明显的钩喙，所以，这和河姆渡的太阳鸟一样，仍然是一种猛禽。再看同为古蜀国遗存的三星堆文明出土的鸟头勺把，同样是钩喙猛禽。那么金沙遗址崇拜的这种“太阳猛禽”是什么呢？

首先有可能的，就是咱们在上一集里提到的鸬鹚，它还有个别称叫“鱼鹰”——不要小瞧这种鸟，它可是相当凶猛，可以生吞下长达50厘米的鱼类。所以，对鸬鹚形象的崇拜，在沿着四川东下的长江三峡流域，是非常普遍的，在鄂西宜都红花套遗址、宜昌中堡岛遗址等遗址中，都发现了鸬鹚形象的器物。于是，我们可以给出一个结论：金沙遗址崇拜的“太阳鸟”，很可能就是鸬鹚，而鸬鹚，实际上也就是“鱼凫”。而河姆渡文化崇拜的太阳鸟，因地理环境的不同，则可能是金雕、雀鹰等猛禽。它们和鸬鹚最大的相似点，是都具有钩子一样的鸟喙。

既然横跨千里的“太阳鸟”崇拜，可能来自同一个文明源头，那么这个同源文明又来自于哪里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从金沙遗址数量庞大的象牙上，能看出一些端倪。

从介绍金沙遗址开始，咱们就说，这里留存了很多象牙。但是今天的四川并没有大象栖息，那这些象牙会不会来自国外呢？然而，根据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等单位的研究结果显示，古蜀国时代，四川盆地是有大象的，而且数量非常多。研究人员分析了金沙遗址出土的两个探方里的31个孢粉样品，推断在古蜀国时代，四川地区属亚热带气候，气候湿热，年均温度为17.7一19.8摄氏度。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大象是完全有可能生存。实际上，根据古籍记载，不仅是四川，当时就连中原地区，也有很多大象存在。换句话说，今天在金沙遗址发现的象牙，很可能来自本土，而不是外部传入。

那么，金沙遗址的现场留存了这么多象牙，到底是古蜀国人用来祭祀的物品，还是古蜀国人用来崇拜的对象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咱们可以到金沙遗址出土的另一件文物里来找。

金沙遗址出土了一件尺寸很小的商周时期青铜立人像，人物的脚下配备有榫头插件，就像现在的乐高玩具一样，可以将榫头插件插入到对应的立孔。这件青铜人像，通高只有19.6厘米，人像头上，戴有装饰了十三道弧形齿饰的太阳帽，脑后则为辫发，双手作握状，置于胸前。同样姿势的立人像，在三星堆遗址也出土过，且尺寸要大得多，高一米七左右，也是手握于胸前，两手之间留有很大的孔洞——显然，这孔洞是留着握某种东西的——是什么呢？很可能是象牙。因为孔洞的大小，刚好能握住一根象牙，咱们由此可以大胆推断，象牙是祭祀人员拿在手里的东西，象牙是用来祭祀用的物品，而非供奉用的物品。

今天在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里，有很多动物、人物造型的青铜制品，包括青铜鸟、青铜牛首、青铜虎、青铜龙形器等等。这表明，古蜀国鱼凫王朝时代，崇拜祭祀，很可能还保持在“万物有灵”的泛灵论阶段。而专家推测，之所以使用象牙来祭祀世间的万物万灵，这和古代南亚次大陆，也就是印度史前文明有关。

公元前2600年到公元前1500年前后，印度的早期文明——哈拉帕文明，出现在印度河流域，这一时期，象牙就已经得到大量使用。其后，在公元前1500年前的印度吠陀文明时代，也恰好是古蜀国文明出现的年代，两者又恰好都在北纬30度线的南北，同时又都频繁使用象牙。从吠陀时代开始，印度有关象的神话形象就开始出现，一直到后来婆罗门教时代、印度教时代，大象的形象都广泛存在于印度的神话体系里。印度教大神湿婆的儿子伽内什，就是象头人身；战神因陀罗的坐骑，则是一头六牙白象，结合古蜀国广泛使用象牙祭祀的事实来看，两者之间，很可能存在联系。

其实，在金沙遗址中，考古学家还发现了很多玉贝形器，颜色不一，但是都非常漂亮，今天在金沙遗址博物馆，我们也都能看到。大家还记得古滇国的贮贝器，和那些贝壳吗？告诉大家——三星堆遗址，也发现了大量的海贝，跟古滇国的海贝，还有在金沙遗址发现的这些玉贝，看上去都非常相似。如果您还有印象，古滇国的贝壳，就来自印度洋沿岸。

这个神秘的古蜀国，也从来不是一个单一部族国家。根据考证，古蜀国的民族成份里，有冉族、羌族等成分，而且，后期的古蜀国，先后被楚人和秦人入侵。尤其是秦人的入侵，彻底打断了古蜀国的文化延续性，古蜀国也从此真正融入了中华民族体系。那么，这种“入侵”，对于四川来说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