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导师 2 | 王安忆：男女关系里究竟有没有幸福？

本集金句 

今日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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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安忆。

其实两性关系真是在今天来讲非常复杂。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上课，他们的写作课是本科的。他们那边的同学特别特别关心、讨论起来很起劲的一本书，就是台湾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就说他们在两性关系的上的那种抽象的关心和兴趣，好像比我们这边走在前面。这本书他们非常非常地喜欢讨论，而且也引起我的一些想法，这里边的女性和男性其实都有充分的自由。地位上面应该讲，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也不是有绝对压迫感的，并且有法律在那边。法律是绝对是帮助弱者的，尤其在这样男女关系里边。然后是什么让这个女孩子屈从于这个老师的对待？她在里边得到了什么？当她书写出来时候，她又是如何重述这个故事的。

后来交上来的作业，很多是关于她的讨论。他们是本科孩子，可是有些都已经讲得蛮深刻的。他们也讲到这是一种被美化的一种性的关系，就是被美化的性侵关系，或者说是受辱。因为这个小说里边那个女孩子她很奇怪，她一方面是觉得不堪忍受，觉得很难过，可是他她不断地要向自己解释这是爱情。这里边的心理就非常复杂。后来我专门去拿了这本小说看来看，看了以后就觉得，这个故事特别能够反映今天的情况，就是说当我们男女平等、自由达到最高度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然后从这个问题，我们又讨论到洛丽塔的两性关系。因为这些都是发生在一个非常非常公平的、很开放的、思想没有道德感的情况下面，两性关系究竟有没有幸福。当我们去看《洛丽塔》时，我们都光注意这个男性的感受，他很爱洛丽塔，我们能够想象，但是没有人一个人去想象洛丽塔，而房思琪似乎就是一个洛丽塔。就是在今天这些不断涌现的文本，这些文本其实已经向我们不断展现社会学的意义了。这些文本在文学上面说有特别的价值我也未必认可，可是我觉得它们在社会学上很有意义。它已经向我们表示，就是所有的我们的制度也罢，观念也罢，都已经开放到这么一个程度了，可是我们男女关系还是有问题，还是没有达到和谐幸福，那么究竟哪里出问题了？也许这种事情是永远不能和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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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讲到现在全都是在讲社会学的问题。文学不是这么来考虑问题的，文学考虑的不是这个，我们不太从概念上去想的，我们从个体上来讲的。我们都是讲个体，就是说房思琪我我们不能给她做任何道德批评的，因为她是个个体，洛丽塔也是个体，所以你不能用一个任何的公共原则去套用她的。

我们写作的情况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说现在社会上有一个什么现象，我就可以写，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当我去攫取素材的时候，恐怕不是这么来分类的，很难用这种社会现象的分类方式来给自己攫取一些写作的对象，这很难。因为这里边还要涉及到社会上，其实我觉得中国古代的女性的处境，其实不是我们现在所想象的那么样子完全不自由，在民间女性自由得多。在民间因为她没有那么多礼教的约束，她没有那么多大家的规范，其实女性还是有相当自由度的。我们只要看看沈从文的小说，看看汪曾祺的小说，他们写的那个时代是在共和国之前，他们笔下那些女性又活泼又生动，也很大胆。文学和这些社会命题连着不是那么紧，连着不是那么紧。

因为我们是学院派老师的研究的对象，他们是把我们的东西作为他们研究的材料，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来研究的。那么作为我们本体上来讲，其实我们是不自觉地在那行动，就像我们去写某个人，但是某个人他是不按照我们期待活动的。有很多作家他是和社会隔绝的，作家是个很奇怪的动物，他给予人们教化、给予教育或者给予引导，也都是在无意识当中完成的。没有一个作家会是那么有意识的，除非他在写教科书。

可能你们去采访作家，都会碰到这个问题的，就是没有一个作者会那么科学地去考虑问题，我们都是从非常个体、非常个别的出发，就不会去想这是男性还是女性。我们想的就是这个故事啊、这个情节啊、这个细节啊，达到一个什么价值。对我来讲，我觉得女性是比男性更有美学的内容，和他们情感生活丰富有关系。男性世界又是我不大了解的，所以说我这么说是不公平的。

比如说西方作家巴尔扎克，巴尔扎克的《贝姨》，他写那个老贵族，其实她的贵族也是买的嘛，她也是个新生资产阶级，她也是个假贵族嘛，但是你有没有看到她的情人越来越年轻，阶层越来越低，但是她非常享受。

其实男性世界肯定也是有另外一番图景的，可是因为我总是隔膜的嘛，所以说我就很难去体验。写作和自己的心理经验很有关系，所以说你要从这个心理经验完全抽离出来那么客观地谈问题，都是不客观的。作家谈这些问题都很难客观的。比如说我又是一个非常写实主义的作家，我很写实，写实会妨碍你去看某些问题，就是因为我太写实了。我都是从个别出发的，所以我就更加不可能去那样归纳性的、抽象的去看世界，我都是从具体性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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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自己美学的取舍来说，我还是喜欢一些特别的女性，喜欢有些特殊性的女性，不喜欢像祥林嫂那样的女性。就是你比如说《岗上的世纪》，那里边的那个女性就是很有力量的。她是在两性关系里面占上峰的，她可能在在政治社会、在阶级社会、经济社会，在整个的社会结构里面，她是一个女性，又是知青，好像是受凌辱的、受照顾的这么一个女性，但其实在两性关系当中她是占上风的。

比如《长恨歌》，不是写成话剧了吗？我在香港半年的时候，正好香港有一个剧团在排演。《长恨歌》的那个剧本非常容易伤感主义，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的时候也是的，尤其是第二部从头哭到尾，上面哭，观众也哭。因为哭嘛，效果很像韩剧，效果很好嘛，所以说谁都不愿意改动。那么这次在香港拍的时候，那个演员非常好叫焦媛。叫我去看联排的时候，我上去提出一点，这个演员非常聪明。我就说你能不能限制只哭两次？第一次是李主任走掉哭；第二次是老克腊把你甩掉哭，中间第二场一次都不要哭。她马上就领悟到了。她马上就把这个伤感主义给去掉了。写女性非常非常容易陷入一个伤感主义的陷阱，而我现在是很不喜欢伤感主义，而我从来就不喜欢伤感主义。如果是从一个作者出发的话，小说作者出发的话，你要是写女性的话，你一定要避免这个陷阱，就是伤感主义陷阱。

年轻时候喜欢的总是伤感主义的，总是很浪漫的，现在肯定是不喜欢这样的形象了。我觉得《红楼梦》里边最有价值的形象是贾宝玉，贾宝玉的形象是和女性有关系的，贾宝玉对女性的态度是我们今天男人都做不到的。他就是那么样的尊敬、爱惜女性，这个形象是非常重要的。《红楼梦》不仅是给文学史提供了，给我们的社会史都提供了这么一个男性。你看在他的眼睛里边好像所有的人就是分两类，男性和女性，没有阶级性的。然后女性里面又分结过婚的和没结过婚的。他是这么来分配的。

我们后来没有人，没有一个人是有天才沿着他的道路走的。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男作家，总体上的量是男作家多。女作家有的时候也会无意识地就服从一个男权社会的表层，就是我觉得贾宝玉这个形象是后来再也没有人能够替代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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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是让我联系人生的话，我就想和听众说，就是千万不要把我们作家当作人生导师，因为作家的生活大部分也是很乱七八糟的，都是失败者。并且我觉得基本上失败的人才会去做作家，成功的人不会去做作家的。马云会做吗？他不会做的。失败者才会去做作家，你看我们所有的作家都是在生活里边很无能的人。其实我们都是一些惧怕人生的人，所以说千万不要从我们这里想得到一种人生的启迪，作家在道德感上也不是很强大的。

这句话我是不大同意的，“无用之用”好像还是有用，其实把我们当成药了，其实我们连药都不是。我们就是一个不能够证实的世界，其实我们是一个虚无的世界，但是这个虚无世界其实是不能够说服人的。但是你能够感受到，你说服不了他人的。你要说服他人的原则，肯定是马云那边的原则更加有说服力，因为那个是有逻辑的。你说看画、看演出、看电影，你还有些感官的刺激和享受，文学连这个都没有的，从它得到的享受是非常曲折的，而且需要你大量地培养、大量地准备的。你要识字，你要有文学修养，你要有品位，你要懂得语言的魅力，所以说文学这样东西是最最没有用的，是累赘，所以说我们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做“人生烦恼识字始”，说的是太对了，你不识字的话就没那么多烦恼。

其实我觉得好像文学已经完成它的周期了。你们不觉得我们现在文学的所有的影响力和功能都在弱化吗？它其实不是弱化，是走到收尾的时候了。而其他东西在起来，我们现在什么在起来？电影在起来，因为它更加直接、更加的“无用之用也是用”，释放压力啊，让你愉悦啊，刺激感官啊，就是它更加直接，小说太曲折，而且我就发现现在电影好电影有几部，后生可畏，年轻人起来了！

我这次从香港回来，我看了几部电影，我倒是觉得他们都是原创的。一个是《我不是药神》，还有一个《一出好戏》，还有就是《江湖儿女》。我倒觉得电影在起来。这两天我在翻看以前90年代、80年代时候的作品，我想当年的“寻根文学”运动，那么蓬蓬勃勃运动，就是今天的80后和90后的年龄在做。你再推到“五四”，那也是今天的80后、90后的年龄。不是说某个人不行，它是一个时代的周期，文学运势走到头了，阅读这件事情已经走到头了。但是我们有别的东西起来。我们有电影起来，有别的艺术起来，一定会有很多别的门的来代替这个精神生活的世界。

我写了这么多年了，除了写作以外，别的乐趣我也不懂。虽然我现在跟你说我喜欢看电影，可是电影还是代替不了读书，对于我来讲。我们就是阅读的一代，我们就是文本的一代，你让我去看看电影的话，我消遣是可以的，让我真正的在那里受感动是很难的。就像当年像卓别林，他是默片时代，等到有声电影起来的时候他感到很绝望，等于他的价值没了，其实不会的，他还留在那边，但是从此以后电影都开始说话了。

因为你们这个是主要关于人生的，文学与人生，就是说我们就不能谈具体问题了，我们只能再谈一些抽象问题。文学与人生在我看起来，文学给人的就是精神生活，什么是精神生活？就是想象的，精神生活是不存在的，你没办法证实的。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一种想象的生活，让你可以把你的生活的幅度给开拓出来。但是这一部分肯定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它没有回报，它就是个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