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选读 | 飞驰的窗口

醇色出品 || 制作：黄玫瑰音乐

飞驰的窗口

作者：贺彬

声音演绎：李阿文

那天，我婆说，小彬走，我们出去晒太阳去。我婆年84了，她老得已经缩成了一团，比一只大鸟重不了多少，我伯娘一撸袖子，就把她从堂屋的卧床上捞到了屋前院坝的竹躺椅上。我婆就那么躺着，伸手可及，笑眯眯的，对我讲起从前我亲爷怎样恶性痢疾缠身，40多就夭折，然后她拖起我伯父还有我爸，从无比遥远的江北龙兴场跋山涉水，投靠城里当挑夫的我后爷的英勇传奇。

那时我后爷还不是我后爷，比我婆年轻七八岁，一个精壮的小伙儿，居然接纳了这母子仨，这在当年多少有些离经叛道的姻缘，一点儿也看不出是我眼前那个全身瘫软、白发如雪的老妇可以干出来的事儿。可那天我婆真是兴致高，深抠的那一对浑浊之眼也灼灼发亮，她讲到那个傻乎乎的大个儿（我后爷），就那么毫无怨言地供养起这平白无故的“妻儿”来，使用的是他在长江边码头上上下货物换来的微薄收入。那个时候一家人时常玉米糊当顿，我爸才几岁，总坐在饭桌子旁边哭，喊着要吃嘎嘎，我婆在那一个下午说起，还笑得咯咯的，她的那只鹰爪似的老手也在我面前挥动起来，说那时候我们就住在离这不远的坡底下，一个破棚棚头。

我婆的早已塌陷的脸孔，在那一天可以照进人骨头里去的阳光底下，光彩透亮，就这么不经意地解开了我们这一家子和重庆这个城市最早的渊源。

我们谈话的地点，就在南岸铜元局坡顶的桐梓坪。我们的身后，是长江厂最早的那种军营式排列的平房，一间堂屋，一条黑洞洞的廊道直通屋后的灶房，廊道侧边一个偏房，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当做了我伯父和伯母的卧室。

对了，我后爷解放以后进了长江厂，他们那两大家子人就在那老房子里繁衍生息，而我爸、我妈，还有我和我弟，逢年过节，就会从我们住家的西南医院出发，乘坐19路公交车，抵达菜园坝的宽阔河滩，坐轮渡去那里面摆上欢闹的几桌饭菜，完成家族的团聚。

一年又一年，累计的关于老铜元局的记忆简直无可计数，绵延不绝。说起来我婆去世的时间三十好几年了，直到长大成人，我才明白，那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忽如其来的，我们婆孙两个的秘密谈话，其实叫做“回光返照”，关于我婆的接续的记忆，就是我从高二的课堂上被我爸紧急召回，然后我们昏天黑地在赶去桐梓坪，就只能看见冰棺里的我婆，像一段黑黑的木柴，再也没有了生气。我跪在那块乌黑的垫子上面，傻傻的，愣愣的，懵里懵懂的少年心中并没有泛起真正意义上的悲伤，我完全不曾料想到，未来的日子里，我还会无穷尽地折返，返回这间我爸从这里出发的老屋，返回这片实际意义上的故土，以及后来，我在我的那些虚构故事里梦回铜元局。

我的堂姐是那老屋里出生、长大的第三代，堂姐比我大了十来岁，在我从幼稚园到初中的那些漫长暑假里，我爸妈都会将我托养在铜元局好些天，那时看管我的，往往就是我堂姐。我已经在心里上将她看作我的亲姐了。我姐就那么牵起我的小手，爬过了铜元局的每一片沟沟坎坎。好些时候，我都会乖乖地坐在那片偌大厂区里的不知哪一间居室里，眼巴巴地看着我姐跟她的同学们一起嬉闹，记得有一家姓刘的，那家居然有六姐妹，齐刷刷的，全都高头大马，走出门去简直比仪仗队还要具有震慑力。我姐和她们凑在一起，无缘无故的，也不知为啥有那么多说不完的话，有时也会有男生加入，似乎还会吹起口琴，唱起歌来。那刘家的幺妹那时就会乘人不备，轻拧我的脸蛋儿，而我自始至终都不敢作声。

那铜元局的石梯坎儿真是陡峭、高耸啊，有时我就会对我姐耍赖，说实在走不动了，让她背我。我沉甸甸的身躯，每一次都会让我姐气喘吁吁，那一整团暖烘烘的少女的汗气，也自我姐那端大方正的后脑蒸腾而起，包裹住了我。记得我人生里的第一盒水彩颜料，就是我姐用她原本可怜的零花钱买给我的，买来颜料的那天下午，我姐也是这样背着我上坡，一路上，她的后脑勺都热烘烘地对着我说，彬彬儿啊，以后你可一定要好好地画啊，一定要画成一个画家哦。对了，我姐遗传了我们这个家族自我婆起就有的少白头，那个时候起，那两条又粗又长的麻花辫就已一片灰白了。

我姐后来服从于他们那一代人的共同命运，去邻水插了队，我也辜负她的期望并没有成为画家，倒是在我的那些时断时续的小说故事里，克制不住地描画她的敦实身影。我让她在过去铜元局通往桐梓坪的那条弯弯的水泥路边，焦灼地等待她迟迟不归的恋人。或者，渡过长江，去对岸的医院门诊打胎。还有一次，在故事里，我甚至让她卷入了长江的激流，几经挣扎，才在下游的回水沱边上岸。在我的小说里，她嫁给了一个她完全不爱的男人，那男人阴险无比，总在暗夜的婚床上拧得我姐浑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的。

我说不清楚我为何要让我姐在我虚构的铜元局里经受那样多的苦难，或许这只是为了更深切、更沉痛地将我姐和我捆绑在一起。又或者，是我无形之中将我姐在我记忆里的宽厚扩大化了，有意无意地让她承受了那一片厂区里更多姐姐们的命运。

无论如何，那一切都已烟消云散了。桐梓坪的那一片承载了如此多深情跟秘密的高坡也荡然无存。我奔忙脚步几乎无法停歇，脱离了那片故地上的人们越来越远。去年春节的一天，我久病的母亲忽然拿起她手机微信里的一段视频给我看，说想吃那里头一家南岸区的网红包子，我们于是驱车前往，一口气拎了几大包来，途径半岛的那片高楼，我突发奇想，说，不如去看看我姐吧，好久好久没见了，让他们也尝尝这香喷喷的包子。我们敲开了她家13层的两室一厅，她大咧咧地招呼我们，满屋的凌乱，哪都是她那个早产的孙女四下征战的狼藉。我们说起我姐夫自从下岗后怎样变得愈发的沉默，成天就蹲在街边的棋摊儿前不发一言。还有她的儿子，长得肥头大耳，在一家物流公司里开长途货车，甚至历经过一次车毁人亡的惊险。不中用啊，我姐响亮地叹息着，却是一脸明朗的笑容。她说自从药厂内退后，几乎全心就扑在这个体弱孙女身上，好在那乖乖女倒天天地变得机灵起来。

畅谈间隙，我忽然问我姐，怎么之前桐梓坪的那些坡坎、通道都没影儿了呢，那可是我们闭上双眼也不会走失的路径啊。我姐听了，又是一阵大笑，嘎拉嘎啦的，像是被风吹落的瓦片，她反问我说，你真没看出来，这楼底的空坝子，以前就是你婆老房子的地界啊，连这你都没看出来？

我在她的笑声里将视线移往那13楼的窗外，只看见空茫的天空，那是重庆典型的天色，有一点灰，有一点黄，昏昏然恍若正坐在一辆飞驰的车内，而我们的这一家人正被飞快地带离原地，无一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