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14 | 王新生：亚洲第一部宪法的颁布

一、知识点卡片

二、思维导图

三、文稿

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上次我们谈到日本的明治维新，单从广义上讲，明治维新是一个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的较长过渡时期。学术界通常讲1853年美国舰队到达日本作为起点，1889年《明治宪法》颁布，或者是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作为它的下限，理由是近代宪政体制的确立，或者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

日本学者一般将近代国家称为“国民国家”，他们认为国家要包括两个主权：一个是国民主权，一个是国家主权，可以说是国民权利和国家权利，简称是民权与国权。宪政体制标志着国民主权的确立，也就是说通过宪法，民众获得包括政治参与在内的各种权利。对外战争及条约标志着国家主权的确立，也就是通过双边和多边条约的确立，来确定主权国家的国际地位。今天我们谈的是日本近代宪政之路，也就是说它怎么来确立国民主权，怎么来确立宪政体制的。

位于东京的日本宪政纪念馆

过去美国有一个有名的社会史学家查尔斯·蒂利，他是这样总结西欧国家的宪政之路，他讲：“为应对战争所进行的准备工作改变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促使传统国家从封建化间接统治转向中央集权化直接统治。国家在汲取社会资源的同时，与社会发生结构性冲突。各个阶层通过抗议性集体行动讨价还价，重新缔结社会契约，催生普选权等现代公民权利。”

这段话怎么来理解呢？具体地说，就是近代国家是一个具有广泛社会动员体制的这么一个政治共同体，每个人都和国家发生直接的关系，政府为了对外战争或者是维持社会秩序，需要征收赋税。那些被征收赋税者，他要求通过讨论，得到众人的同意之后才能实施。当然双方就会发生冲突，最后达成一个妥协，组成一个公共机构，选举自己的政治代表，讨论决定包括税收在内的各种国家大事。所以就有了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议会。这个学说也被概括为“抗争政治”，也就是说通过抗争来获得国民应有的权利。虽然查尔斯·蒂利是通过这种学说来总结西欧国家的形成，实际上把这个理论运用在日本身上也非常的合适。

近代议会制度，这个目的大家都一样，可是各国抗争的起源，或者说它的原因各有不同。具体到日本，就是说明治维新以后，准确地讲是明治新政权成立之后，就很快地出现了一场要求实现国民权利的自由民权运动。他们要求制定宪法，要求开设国会。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出现了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它有几个方面的因素。

在我看来首先是精英的分裂，也就是说明治政府成立之后，围绕着朝鲜拒绝接受日本新政府的国书，怎么来对待朝鲜，这些明治政府的领导人就发生了分裂。以西乡隆盛、板垣退助为首的政府领导人，主张去惩罚朝鲜，他们叫“征韩论”。就朝鲜半岛，后来也叫韩国，所以把他们叫做“征韩派”。但是那些从欧美国家考察回来的，比如说大久保利通这些人，他说现在日本的国力不足，不能打、打不过，因为朝鲜还是清朝的藩属国，要打的话，清朝一出兵那就更打不过了。所以这些人就去策动天皇，下诏书说我们内治优先，就说先发展国力再说。当然这些主张打朝鲜的人觉得很没面子，最后大家都辞职了，就不做政府领导人了。这是1873年的事情，当时的明治六年，所以在日本历史上称作“明治六年政变”。

板垣征韩议论图

那么这些辞职的这些精英们就分成了两拨，一拨是用武力来反抗政府，因为对政府不满。最著名的就是西乡隆盛，他下台之后回到老家鹿儿岛，他办了很多军事学校，来养活那些失业的武士阶层。后来和政府发生了冲突，最终在1877年双方就发生了军事对峙，发生了战争，这在日本历史上叫做“西南战争”。当然了就是说地方政府这些武士还是打不过中央政府，很快就兵败自杀了。过去美国人拍过一个电影叫《最后的武士》，就描写的西乡隆盛的故事。

维新三杰（从左至右）：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

西乡隆盛在当时被定为“叛逆”，但依旧被人们视为武士道精神的典型，后来明治政府在1889年为他恢复名誉。而他的政敌大久保利通则被认为是老奸巨猾之徒——大久保利通在东京被崇拜西乡的武士刺死。图为西乡在东京上野公园的铜像。

当然还有一拨人，就是说像板垣退助那样的人，他们不是通过武力去反抗政府，他们是通过言论，通过运动，要求政府去开设国会来使得自己能够掌握立法权，也可以参加到国家治理，或者是这种政府治理的机构当中。所以板垣退助这些人就组织了一些政治团体，批判政府专制，要求制定宪法，开设国会，他们就发动民众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自由民权运动。说起来这些精英是通过增设立法机构，来使得自己能够掌握国家权力，来保护或者扩大自己的利益。这是一个方面的因素，就是精英的分裂。

另外一个背景就是思想文化方面的背景，也就是说当时政府提倡文明开化，那么这个文明开化，它不仅仅是包括生活方式，而且也包括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当然，当年确实是学得很彻底，天皇带头理发，穿西装吃牛肉，表示自己文明人。但是以福泽谕吉为首的启蒙思想家，他翻译出版了许多西方的书籍，介绍英国的功利主义、法国的天赋人权等自由民权思想和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组织、法律知识。例如，福泽本人就写了很多的论文和著作，来宣传这些西方的自由平等的思想，比如《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等等。特别是他在《劝学篇》里提出来一个口号，就是说“天不造人上人，也不造人下人”，是一种平等观。这种平等观在当时成为流行语，成为人人皆知的名言。当然，他在《文明论概略》当中提出“知识进步是文明发展动力”的观点，也对当时的日本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讲自由民权运动，有它的一个思想文化的背景，这个是介绍西方思想文化的。

当然说起来也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当年日本人翻译西方的这些著作的时候都是翻译成汉文，翻译成由两个汉字、四个汉字组成的词汇。那时候的中国就很容易把他们翻译的这些东西拿过来，就用到我们汉语词汇当中去了。直到今天，在我们汉语词汇当中，还有6000多个词汇是从明治年间的日本拿过来的。当然今天日本在翻译西方的东西，它就不用汉字了，它用片假名，搞得大家糊里糊涂的。

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1835-1901）

自由民权运动还有一个很大的背景，就是旧士族与农民的参与。明治初年的改革，不仅使得那些中下级的武士失去了特权，甚至也失去了生活来源，因为他们过去是吃政府的俸禄，突然明治维新以后就使得这些阶层给解体了，那失去了俸禄，他们没有生活来源，当然他们对政府非常地不满，所以他们都是自由民权运动的积极的参与者。

那么与此同时，明治政府实施的土地改革，虽然承认了耕种者的土地所有权，但是税收很重。因为我们知道明治初年，明治政府要搞工业化没有资金，唯一的来源是剥夺农业，所以就把地税征得很高，农民就不高兴了。另外政府要搞义务教育，学费也很高，而且这学费由受教育者来支付的。还有政府要征兵，要全民义务兵制，农民也是不干的，因为传统社会农民就是种地，打仗是武士的事。你现在让每个人都去打仗，好好的一个劳动力被征兵了，家里就损失很大。所以当时农民就因为地税很重，因为义务教育要交学费，还要去当兵，大家都反对，搞了很多的骚乱暴动。

当然这些农民和那些旧士族的精英，他们追求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因为精英要求分享权力，行政权我分享不了，我可以分享立法权，我要开设国会，制定宪法，保证我参与政权的权利。但是农民他的目的很简单，他要改善自己的生活，也就说降低地税，上不上学你不要强迫，当不当兵你也不要强迫，他只是一种简单的经济上的追求。所以现在在日本学术界也把这场运动分成两拨，一拨儿叫做民权运动，一拨儿叫做民众运动。民权运动要求的是分享权力，民众运动要求的是改善生活。

但是无论怎么说，两股力量结合起来，声势越来越大，对政府的压力很大。在19世纪70年代，日本出现了一千多个政治结社，而且这些政治结社，后来在大阪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集会，就成立了一个“推动早日开设国会同盟”。就是说我们要求政府尽快开设国会，制定宪法，同时各个地方的政治团体都在起草宪法，具体地说，200多个团体起草了几十部的宪法，而且有些宪法非常的激进，带有革命的性质。在这种压力下，明治政府没有办法，被迫在1881年颁布了一个诏书，也就是说有天皇发布的一个文件，约定十年之后制定宪法，开设国会，但这个过程很快就过去了。

《大日本帝国宪法》

到了1889年，日本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明治宪法》。根据宪法规定，要成立国会，国会分为贵族院和众议院，众议院由直接选举产生，由于当时有严格的财产资格限制，当时只有1%的人才有选举权，而且由于当时工商业不发达，有资产的家伙基本上是大的土地所有者。所以，当时当选的议员大多是拥有比较多土地的一些地主。当然即使是这些人，到了国会里边，他也要争取自己的权利，要求减轻地税。

《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时的情景

所以从1890年第一届议会开幕，一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后开设过六次议会，以板垣退助为首的自由党，他们代表民间的利益，要求政府减轻地税，反对专权政治，节约经费，要求要和外国签订一个平等的条约，当然斗争很激烈。这六届议会要么是议会被解散了，要么是政府垮台了。显然，就是说有了这么一个可以和政府讨价还价的这么一个场所，就我们讲的立法机构。

板垣退助（1837-1919）

日本货币上的板垣肖像

可是到了甲午战争一爆发，本来与政府对立的这些民党，也就是说板垣退助他们的自由党，立即转向积极地支持政府的预算，积极地支持政府的对外战争。不仅是把政府搬到了战时的大本营——广岛，连议会也搬过去了，大家一致投票表决，通过政府的预算，或者是军事预算。特别是板垣退助本人，甚至还参加了伊藤博文的内阁，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职务，就是内务大臣。所以，我们对板垣退助这样的政治家，对他们进行评价有时候很困难。

过去有中国学者是这样来评价板垣退助的，说他有进步的思想，对内要求改革、要求平等自由，但是在对外关系上，他说却是坚持武士阶层的那种反动立场，主张对外侵略扩张。当然这也是一个事实，就是说像板垣退助这些人，他对内很进步，他要求民主自由平等，要求推动建立国会、制定宪法。但一旦日本对外发生战争，他立马转到了政府的立场，去支持对外侵略扩张。实际上这是对近代国民国家宪政政治的一种认识上的误区。我们前面也讲过，国民国家既有国民主权，也有国家主权，民权和国权是对立的统一，对内争取民权，对外争取国权，两者相辅相成。国家给予国民应有的权利和地位，国民就有义务去维护国家的利益和权利，这就是宪政政治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当然，我们也看到明治宪法有浓厚的保守性和局限性，但至少它规定了国民拥有的各种权利和自由，使得日本人对近代日本国家有一种认同感。在国家有危难的时候，他有一种效忠意识，所以正是我们在甲午战争中所看到的那样，日本士兵积极上战场，所有的民众大力支持政府的这种战争行为，并且开展捐款运动，踊跃参加后方支援的活动。所以在学术界也有人把1894年的甲午战争爆发，作为明治维新的结束，因为它标志着近代国民国家的形成、近代民族主义意识的形成。日本之所以能够轻松地赢得这场战争，与它的近代国家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关系。这是我们讲的宪政政治的一个积极的因素，就是说它可以使国民变成一个对国家认同效忠的这么一个成员。

当然，《明治宪法》颁布之后还有一种效果，就是得到了欧美国家的认可，也就是我们讲的法制化文明化。因为我们也看到1871年日本派出的岩仓使节团，本来的目的是修改不平等条约，做预备性会谈，但是遭到了欧美国家一致的拒绝。就是说你还没有文明化，还没有法制化，这也是日本政府加快宪政建设的的一个背景。当然宪政政治不仅仅是一部宪法，它必须有其他法律的制定和完备，在日本叫做“六法齐全”。也就是说在《明治宪法》颁布的时候，它应该同时颁布另外五部法律：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当然由于有争论，民法和商法过了十年才正式地颁布。

岩仓使团（以右大臣外务卿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以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口尚方为副使，共48人，另有50多名留学生随行）的欧美之行看到了日本与西方在经济、文化上的巨大差距，加深了民族危机感，同时激发了努力学习西方文明的动力。

但是，正是因为这六法齐全，西方国家认为日本已经像西方那样法制化文明化了。换句话说，使用日本法律也可以公正地审判在日犯罪的外国人，而且能够遵守国际间的规则和国际之间的条约，所以就陆陆续续地解除了与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个过程最早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和英国就签订了一个新的航海条例，里边的不平等成分就取消了。一直到了1911年，日本全部废除了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就是我们讲的《明治宪法》颁布之后，它引发了对外的一个成果。

当然，亚洲历史第一部宪法——《明治宪法》，它也有它的致命的缺陷。这就是说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也没有能够完善它的政治体制，也是为后来走向了错误的道路埋下了一个伏笔。具体地说，明治宪法里边有关政治体制的设置，有两个致命性的缺陷：第一没有规定首相是由谁来任命的，首相是怎么产生的；第二就是没有明确规定军队的最高的统治者。虽然宪法里边规定就是天皇有统帅权，军队是在天皇的指挥之下。但是天皇是神，他不管人间的事。这样一来就为军部的这种独断专行，为它的“暴走”，这种没有限制的狂走就奠定了一个基础。结果在后来的政治发展过程当中，军人的政治地位越来越强，导致了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越滑越远，最后走上了不归路。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日本的宪政建设，它有它的先进之处，但也有它的局限性，而且局限性导致了它后来的对外的这种错误的决策。今天就讲到这儿，下次我们要谈的是近代的日本军事体制，就是军部的“暴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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