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能够赶上公共汽车,我是一路跑着去车站的。内心焦炙,又匆匆疾跑,天空和道路上还充斥着明晃晃的白光,让我的脑袋昏涨得难受,途中都是睡着过来的。当我醒过来时,发现我正靠在一名军人身上。他对我笑了笑,问我是不是从很远的地方来。我没有说话,只“嗯”了一声。我向养老院走去,养老院在距离村子两公里的地方。我真想立刻就见到母亲,但是门房说我必须先去见院长。院长此时正忙碌着,我站在原地等了一会。这段时间,门房一直说话,之后我见到了院长。他是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待我的。院长是一个身材矮小的老头,佩戴着荣誉团的勋章。他用他那浅色的眼睛上下打量了我一下,然后握住我的手,久久没有松开,我都不知道该怎样把手抽出来。他翻阅了档案,对我说:“莫尔索太太在这里已经住了三年,你是她唯一的赡养者。”我以为他是在责备我,连忙解释。他却打断了我的话,说:“你不用解释什么,亲爱的孩子。我看过你母亲的档案。你薪资微薄,难以负担她的生活费,而她又需要有人照顾。在这里她会过得好一些。”“是这样的,院长先生。”我说。他接着说:“想必你知道,这里有很多与她年纪相仿的人,她彼此之间有共同的话题聊,可以做朋友。你是年轻人,你母亲跟你在一起,反而会很无聊。”他说得没错。母亲在家的时候,从早到晚就一直沉默不语地看着我。刚来养老院时,因为不习惯,她经常会哭。但过了几个月,倘若把她接回家,她依然会哭,同样是因为不习惯。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有近一年没有来看过她。当然也有每次来看她都会占用我的一个星期天的原因,而且,这还没有算上坐公共汽车、买车票和徒步走两小时所花费的力气。院长滔滔不绝说着话,但我已经听不进去了。他用“我觉得你还想再看看你母亲”作为谈话的结束。我什么也没有说,站起身来,他带着我走出办公室。走在楼梯上,他向我解释说:“我们把你母亲的遗体放在小停尸间。这是为了不刺激到其他老人,每次有人去世,他们就会变得惶恐不安,这会给工作带来不小的麻烦。”我们走过了一个院子,里面有不少老人聚集在一起聊天。我们经过的时候,他们都沉默下来没有说话。我们过去后他们就开始说话了,叽叽喳喳得像是一群鹦鹉乱叫。我们在一栋小房子前停了下来,院长跟我说:“莫尔索先生,我就先走了,若是有什么问题,就来办公室找我,我会在那里等你的。本来下葬仪式是明天早上十点才举行的,之所以让你提前到来,是让你有时间守灵。还有,你的母亲似乎告诉过她的朋友,自己想按照宗教的仪式下葬。一切我都安排好了。只是告诉你一下。”我向他道谢。母亲并不是无神论者,但她活着的时候也从未想到过宗教。我走进了屋子,屋子里十分明亮,头顶是玻璃天棚,四周墙壁刷上了白灰。几把椅子和几个X形的架子堆放在屋子的角落里,在屋子中间,一口合上盖的棺材摆放在两个架子上。棺材上发亮的螺丝没有拧进去,在刷成褐色的木板上特别显眼。一位穿着白大褂、头上戴着鲜艳方巾的阿拉伯女护士坐在棺材旁边。这个时候,门房来到了我的身后。他应该是跑着过来的,说话还有些喘息,他说:“他们把棺材盖上了,我来给你打开,好让你看看她。”他走向棺材,我把他拦住了。他问我:“你不想看吗?”“不想。”我回答说。他一下愣住了。我觉得有些惭愧,我不应该这样说。片刻后,他看着我,问:“为什么?”语气中并没有责问的意思,看来只是问问。“我不知道。”我说。于是,他捻了捻发白的胡子,也没有再看我,说:“我明白。”他的眼睛是很漂亮的淡蓝色,脸庞红润。他搬来了一张椅子让我坐,然后他自己坐在了我的背后。女护士站了起来往门外走去。门房对我说:“她长的是恶疮。”我没明白她的意思,朝护士看过去,在护士的眼睛下面缠绕了一圈绷带,就在齐鼻子的那个地方,绷带是平的。在她的脸上,除了那一条雪白的绷带外,也没有其他引人注目的地方了。护士离开后,门房说:“我就先走了。”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他又留下了,站在我的背后。有人站在背后,我感到很不舒服。傍晚时分,落日的余晖从头顶洒落下来。在玻璃天棚上有两只大胡蜂嗡嗡地飞着。我感到很困倦,没有回头,对门房说:“你在这里做了多久了?”“五年了。”他立即回答说,好像一直在等着我提问。然后,他就开始呶呶不休说了起来。倘若有人对他说他一辈子都会在这里当门房,他肯定不会同意。今年他六十四岁,巴黎人。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打断了他:“咦,你不是本地人?”此时我才恍然想起,他带我到院长办公室前,跟我谈到过母亲。他说最好赶快下葬,因为平原天气炎热,特别是在这里。然后他就告诉我他曾在巴黎住过一段时间,他时时刻刻都还挂念着巴黎。在巴黎,死人可以放三天甚至四天,但是这里不一样,放的时间太短。如此急匆匆就跟在灵车后面把人埋葬,怎样也习惯不了。他的老婆就在旁边,提醒他说:“不要说了,不应该对这位先生说这些事。”门房脸红了,连声向我道歉。我对他说:“没有关系。”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也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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