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史22 | 李工真：全民寻找超凡领袖的心理原因

一、知识点卡片

二、思维导图

三、文稿

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李工真。我们上一堂课讲到了谁支持了希特勒，主要是谈中产阶级成为纳粹党的中坚力量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过程，下面我们就要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纳粹运动当中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个人崇拜。

这种个人崇拜离不开一种寻找非凡领袖人物的社会心理，这种所谓的非凡领袖人物，按照世界政治学的概念来说，一般把它称之为“卡里斯玛式”(Charisma)的领袖人物。卡里斯玛就是说领袖人物具有能通神的个人的魅力，就是说他和上帝连着。在别人都搞不清楚究竟怎么才能够走出迷局的时候，但他知道。好像上帝在直接地和他发生交流，它能通神，所以他就能够把广大的民众带出困境。这种人就称之为非凡的领袖，这种领袖人物在政治学上面就叫做“卡里斯玛式”的领袖人物。

1932年，张贴希特勒的海报

那么怎么展开我们的论述，首先我们从战争的过程讲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这就加剧了德国的有限国力和它的无限野心之间的一个矛盾。那么德国要想第二次挑战世界霸权的话，那么至少是需要对整个德意志社会进行更高程度的整合，为此也就需要建立一种远比过去的威廉传统专制制度严厉得多的独裁统治。

这种独裁统治的特点就是：要建立现代的个人独裁制度，由独裁人物来对社会进行全面的彻底的组织、控制和统治。但是，这样的一种专横统治的建立，它首先是要以放弃现代公民的个人自由为代价的，但要使这样的一个文明发达程度较高的德意志民族，顺从地接受一种如此专横的独裁者的统治，如果没有一种社会意识上的反现代主义的广泛基础，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不幸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基础恰恰在德国现代化进程的压力、困境当中被造就出来了。

我们下面就要进行一个比较，我们就知道这种个人崇拜是怎么产生的？它的条件是什么？我们要从中世纪的社会稳定谈起，然后我们再来谈一谈现代化的不稳定，然后再来谈谈人们渴望在过程当中重新获得稳定。

在中世纪的欧洲与德意志，社会内部的稳定是依赖于一种等级森严、次序井然的机构和制度，例如国家、教会、家庭，当然还有经济、法律上的等级权力的规定之类的。这些机构和制度保证着每一个等级当中的个体在这种制度下过着某种固定化的生活，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打地洞，你的父亲是什么人，你就是什么人，地位都不发生变化，一切都是按照规矩来。你的努力是无效的，你不努力也是这个地位，你努力也是这个地位。同时，也要求个体要履行所规定的义务，要向规定屈服，要在忠于职守当中作出牺牲。

等级森严的中世纪

那么不能够为人们所理解的社会现实和矛盾，那是要交到“上帝的彼岸”，宗教的神秘解释当中去的，显然社会里边是有种种的矛盾，这些矛盾解释不了怎么办？就说是上帝意思、命运的安排，你就心平气和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种机构和制度，它一方面掌握着每一个个体行动的决定权，不是由你自己来决定的，而是由机构制度来决定你人能干什么事，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在剥夺了你的决定权的同时，也免除了你个人在行为决断和责任上的压力。你作决定是要承担它的后果的，没有给你权利，你也不需要去承担后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命。

事实上，传统文化的一个重大的作用，就在于它能够为社会中的个体提供精神稳定化的保障。

自从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来，人的精神已经从神的“庇护”下解放出来，世界变成了一个无神论的社会了，而且从原则上讲，任何精神都可以进行批判，都可以去怀疑它，甚至也可以去改变它，没有固定不变的东西了。因此，这些制度和机构的每一步的瓦解，都具有某种自由、解放、平等主义和博爱的倾向。这是肯定的。而且无保留地推动的传统文化的变质、崩溃、衰落和瓦解。

从而也就使得个体变得越来越需要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决断，并得承担其后果了，这就叫做“个人活动原则”，现代化的社会和传统社会一个最大的区别就在这里，过去是没有“个人活动原则”的，现在给你自由了，你有自己行动的自由，但也要你自己去承担作出决定的后果。这样一来，这种“个人活动原则”的支配作用，就把每一个人都推向了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焦虑、孤独的境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了潜在的竞争对手的关系，因为社会的机会是要人去抢的，不是有过去那种固定化的安排的，这就是现代化社会。

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化的进程，它本身带来的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事实上不可避免地把所有的人都卷入到这场事关个体精神和社会地位的“不确定性”变化的漩涡之中。自从德意志的社会开始它的现代化进程以来，人们经历的正是一种个体的“无保障性”日益增长的时代。如果说德意志人在19世纪的后半期还能够维持一种政治上的安定局面的话，那恰恰是因为在基督教的信仰趋于瓦解的时代当中，霍亨索伦王室他的君主制所代表的那种传统的旧国家专制体制，一直是作人们通向超感觉“彼岸”的最后残留物而出现的，那是一种精神稳定性的保障。还有皇帝在，好像事态一切都跟过去好像是一样的。好像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一样，但其实社会已经在皇帝的时代里边，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已经在变了。

1905年，德皇威廉二世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加速的现代化进程冲击下，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打击下，帝制时代结束，这种传统的统治就出现了断裂，国民对基督教的信仰就陷入到全面的崩溃之中，而这个时代正是魏玛时代。

过去打有基督教烙印的生活世界不再具有普遍的道德上的约束力了，世俗化以快得多的速度发生在越来越广泛的人口阶层那里。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过去在19世纪人们所憧憬的教育、救济、秩序，包括保险制度、福利制度，过去都已经设计出来的，解决现代化社会矛盾的处理方案，恰恰在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实践中证明是令人失望的，效果是不好的。

这样一来，当社会一乱的时候，人们就希望能够有一个救星出来稳定局面，出现了对这种卡里斯玛式的强权人物的普遍期待，大家希望有强人出来扭转眼前的危局。

所以在20年代的后半期，整个德意志社会就已经开始了一场寻找“卡里斯玛式的”非凡领袖人物的运动。他们期待能够有这样的人物出来，组织井井有条的社会，作为摆脱现代化进程矛盾性和行为障碍的出路。所以，如果说希特勒在1933年以后夺权以后，能够几乎毫无障碍地展开他的所谓“纳粹主义一体化攻势”，那正是由于这种攻势遇到了如此之多的对“卡里斯玛”强权人物统治的适应人群，大家就是盼望有一个这样的人物出现，至于人是谁，那搞不清楚，各个政党都在都在推出他们的候选人。总而言之一个基调，就是社会反正需要一个强权人物出来收拾局面，这就是大家的一种社会心理。

强权人物希特勒粉墨登场

在这个时代里边，人们为什么会去寻找一个独裁者呢？主要是由于在民主制体制下，民主自由和重重的危机结合在一起，让德国的老百姓感觉到民主就是危机，危机就代表了民主，使得广大的人民群众完全丧失了安全保障的感觉。固然帝制时代受歧视的那种生活并不令他们向往，但是，民主自由时代的苦难却又不能不勾起他们对过去秩序生活的回忆。对他们来说，那种“秩序化”不仅是古老而令人崇敬的，而且也一直是被他们视作是神圣的东西来加以赞扬的。因为这种秩序毕竟曾经作为思想、感情稳定化的“家乡”给他们提供过精神和灵魂上的安全之所。而如今他们却被推入了普遍的贫困和孤苦之中，被彻底地推进了超负荷运转的深渊，而这种超负荷的能力又恰恰是他们本身没有的，这就导致他们惊慌的反应，要逃避这种自由。

简单地说，他们现在不想要自己的决定权了，把我们的决定权都交出来转让出去，集中到另外一个人身上，让他来帮我们决定，所以他就叫独裁者。所以我们看到在魏玛的民主体制下是怎么产生出一个独裁者，这样的社会心理是怎么形成的。

“卡里斯玛式”领袖

德国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叫做弗兰茨·纽曼（也称弗朗茨·诺伊曼Franz Neumann），他曾经对问题做过非常深刻的研究，他认为不仅仅是由于忧虑，而且还有不能够理解自己的眼前的绝望，他们的苦难，他们遭到贬低的原因，才将人们推进了对“卡里斯玛式”领袖人物迷信的怀抱。一个人对自己眼前不幸的灾难无法解释的时候，他就会寻找救星。尤其是在经济和社会局势发生深刻的翻天覆的变化的大危机年代里边，一般的人口大众通常又是不能或是一时不能认识到导致他们眼前这种局势发展的规律的。这就首先使得那些最少受到理智引导的社会阶层，当然绝不仅仅是他们。一开始是一些没有太多文化的人，凭本能的反应，认为我们要一个救星。而到了发展到一定势头的时候，就可以把越来越多的人也拖到队伍里面来，就像原始时代的人们在寻找一位拯救者那样，这位拯救者应该能够解除他们眼前的困境，把他们从苦难中解放出来，因而他也就具有了一种全民族意识需求的特点。

纽曼（诺伊曼）还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他对古老的德意志氏族部落的文化进行分析，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宽的历史视野，他说德意志民族对“卡里斯玛式”领袖人物的迷信，是一种远比基督教都还要古老的著名宗教。自日耳曼（作为游牧民族）南下冲击罗马帝国的那个时代以来，他们是没有接受基督教的，在日耳曼人生活的社会里，他们信奉的是一种另外一种宗教。这种宗教是远比后来接受的基督教都要更加著名的古老的宗教。

这种宗教本身就是以这样的理论为基础的，也就是：早就存在一个原始时代的怪物巨兽，它就是恶魔和上帝以及部落敌人的化身。而“卡里斯玛式”的人物，也“具有能通神的个人魅力”的领袖，终于杀死了这只怪兽，因而也就一时间赐福给他的人民。当然，这样的领袖人物不仅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而且当他成为这样的英雄的时候，那么他就根本不是人，而是神了，或者说，他成为部落图腾的化身。

在德国当时所有的政治集团所体现的思想体系当中，唯有纳粹主义的思想体系最符合这种古老的宗教，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出它们之间的对应物：怪物巨兽就是犹太人，部落就是纯种的日耳曼—雅利安民族，图腾就是种族主义的民族共同体，而领袖人物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纳粹占领下的波兰反犹太宣传海报：“犹太人是虱子、是斑疹伤寒病。”

这种对“卡里斯玛式”的领袖人物的迷信，一方面能够解除个人在判断、决断、行动和经历冲突上“现代文明的负担”和“民主制的苛求”。自己投票，自己来做决定，这些东西在德意志人看起来已经成了现代文明的负担和民主制的苛求，他们不愿意要决定权了；另一方面，它又能够为个人获得一种新的自我意识、一种行为肯定性上的新感觉。只需要服从、履行义务就行了，不需要自己去动脑筋决定该怎么干不该怎么干，伟大的元首发了个号令，那我们就这样干。所以这是一种行为肯定性上的新感觉，就是服从和履行，而所有这些东西都被镀金成“理想主义”、“无私性”、“绝对的权力”、“民族的伟大和完整”。所以，当自由被摧毁的时候，德意志人在大谈获得解放，当灵魂被掏空的时候，纳粹运动就能够不停顿地发展下去。

总而言之，希特勒从来就不想去复辟帝制时代的那种传统专制独裁，而是要建立他的纳粹主义独裁统治。从根本上讲，德皇帝制的“神圣灵光”本身是依靠了基督教的赋予才存在的，而纳粹主义的崛起，恰恰是依靠了基督教信仰约束力的全面崩溃才成为可能的。然而，也正是在这样的一条社会心理和精神倾向都普遍向过去退却的道路上，巨大的社会心理缺口的存在，才使得希特勒这位纳粹党的“元首”终于找到了足够多的追随者和民族同路人。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课程的内容，下堂课我们来谈一谈希特勒是用什么样的宣传手段来鼓动人心的，今天的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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