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史21 | 李工真：谁在支持希特勒

一、知识点卡片

二、思维导图

三、文稿

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李工真。上堂课我们讲了什么是纳粹主义的问题，也就是希特勒是如何进行他的战略选择的问题。今天我们这堂课我们讲的是，谁支持了希特勒的问题。希特勒这样的一个反动的理论，在德国得到了很多人的喝彩和赞同，为什么？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希特勒主要得到了哪一伙人的支持？

关于这个问题有过争论的，过去人们按照苏联式的那种史学观念，总认为垄断资产阶级大老板支持希特勒，大老板的确是支持了希特勒，但大老板在支持希特勒的同时也支持别的政党，他们是要为自己的未来的安全买一个保险，任何政党他们都可能投钱去支持他，考虑到万一他上台了怎么办呢？所以他们是因为这个去支持的。

战后的一些调查表明，其实希特勒主要的支持者是中产阶级，为什么这样讲？德意志人的绝大部分在1933年以前还没有支持希特勒，33年以后绝大部分都支持希特勒，这当然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的。希特勒的纳粹党在他当初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主要是得到了一种力量的支持，这就是中产阶级。

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希特勒虽然没有通过选票获得一个绝对多数而上台，而是通过兴登堡总统把他扶上台——根据法律条文，总统可以直接指派一个人来做总理——虽然他是这样上台的，但是我们必须要肯定一点，希特勒的纳粹党它是获得了1/3以上的选票的，而当时的德国的任何一个政党都没有获得过纳粹党这么高的支持率。那么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由于德国的中产阶级基本上是全部地倒向了纳粹主义，成为了纳粹党的中坚力量。

1924年5月-1933年3月，纳粹党的支持率，1932年7月开始，纳粹党获得三分之一以上的选票

“中产阶级”这个概念是个非常大的概念，德国人一般不喜欢说“中产阶级”，喜欢用“中间等级”概念。因此“中间等级”、“中产阶级”、“中间阶层”实际上讲的都是一个东西，在各个国家用法不一样。我们在讲德国史，我们一般就谈“中间等级”，它是指什么呢？是指处在工业大资本家及容克大地主(社会上层)和工人阶级(社会下层)之间的社会中间层的人。而“中间等级”实际上是包括了三个集团的：第一个集团叫作“老中间等级集团”就是说这些人不是由于现代化才有的，以前就有这些职业了，其中包括：小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小商人、小农，甚至还包括后来的工业化初期的一些没有完全把企业发展得太红火的小企业主，这些人都属于“老中间等级”，而且具有“独立经营”的特点，简单地说，你可以把他称之为“个体户”。

18世纪末期的中间等级

 “新中间等级”集团，是包括两个集团的，“新中间等级”的第一个集团就是“白领集团”，还有一个就是“公职人员集团”。“公职人员集团”和“职员集团”是有区别的，“职员集团”他们是受雇于私人资本家的，是私人企业家雇佣的一帮人；“公职人员集团”是由国家来雇佣的职员。“公职人员集团”里面又分两种人：也就是说吃国家财政饭的人是有两种，一种人是国家官员，一种人是知识分子，这就构成了一个德意志的“中间等级”。

德国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这一个集团后来全面地倒向了纳粹，我们要了解这一点。为什么偏偏在魏玛共和国的时代倒向了纳粹，而在德帝国时代却没有？尽管德帝国时代已经有很多前纳粹主义的组织出现，已经存在反犹、种族主义的叫嚣，但是那个时候中产阶级并没有走向极端化，原因是什么？我们在这里也要分析一下，来对比在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另外一种国情。在德帝国时代，这些中产阶级事并没有结成一个统一的政党组织，原因主要是有两点：

第一点主要是整个德意志的中间等级成分非常的复杂，也非常分散，他们在帝制时代的命运彼此不同。“老中间等级”突出体现的是浓厚的“前现代化意识”，什么叫“前现代化意识”？就是不喜欢工业化，因为他们是一些个体户，这些个体户他们在中世纪时代就已经存在了，所以工业化对他们传统的中间位置是有威胁的，因为工业化就是一个替代手工业化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些人坚持的是传统的前现代意识。而“新中间等级”不一样，它的职员阶层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人数不断增加的，所以他们倾向于反保守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情绪，而且也更具有现代化的烙印，他们本身都是现代化的产物。还有“小官员”，“官员”往往具有独裁主义的性格，教师、知识分子这些人主要突出反映的是保守主义的文化观。

对于“中间等级”的所有人来说，他们当中境遇好的人，尤其是地位比较稳定的人，他们甚至可能是选择自由民主主义这条道路的，甚至有的还选择社会民主党来作为自己的政治代表的，只有在“中间阶层”当中最深刻地感受到现代化的进程给自己的地位带来威胁的人，他们才会通过激进主义的道路来体现自身。由于这个原因，在德帝国时代，由于分散，由于成分复杂，并没有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运动。

第二个原因，就是德帝国的提供了一种政治安定的环境。在这种环境当中，仍然有一些因素在支撑这些虽已陷入激烈竞争而惶惶不安的中产阶级的个体，这些东西是什么呢？首先，这些东西主要是——财产，财产对一个人的人心的稳定是很重要的；第二个，是中产阶级相对于工人阶级的社会优势地位和特权；第三个，是作为施展自身权威的最好阵地与逃避竞争的避风港——这就是家庭；第四个，还有作为强大的德意志帝国一员的民族自豪感。简单概括起来，财产、特权、家庭、民族自豪感，这四者在政治安定的德帝国时代，都是能够被中产阶级所感受到的。

所以，危险就在于一旦集团当中的人他们的地位受到了强烈震动以后，他们总是在政治领域里面寻求激进的独裁手段。我们就可以看到德帝国政治体制，在1918年战争失败以后，皇帝就退位了，一个民主共和国产生了，民主的共和国产生了以后，中产阶级在里边是什么样的地位呢？那比德帝国时期就惨了。德国的中间等级在经济上是迅速败落的，为什么呢？我们前面也谈到过，史无前例的1923年的超通货膨胀把他们多年的积蓄都几乎一扫而光，如果说1924 ~ 1929年的相对稳定时期又给他们带来一线希望的话，那么至少在1929年10月开始了这场危机以后，他们过去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所以，他们陷入到一个全面破产的境地，全面破产的境地不是对某一类中产阶级的成员而言的，而是对整个中产阶级成员而言的。

1923年的超通货膨胀将中产阶级的多年积蓄一扫而光

我们来看一看，君主制崩溃了以后，就使得中产阶级过去赖以生存的基础遭到了毁灭，因为安定的环境没有了，通货膨胀和大危机这些经济灾难，打击了他们的节俭原则。我们原来也讲过，中产阶级就是喜欢存钱，存钱的人总是抱有一个希望就是以后的日子会更好的，所以大家克俭自己的生活，把钱存起来，结果到银行里面全部没有了。这严重损害、最后是毁灭了魏玛民主国家在他们心目当中的权威，所以这件事情的危害性是非常大的。

与经济地位急剧下降相伴随的就是他们过去的社会声望和权力一落千丈，因为中产阶级他们原来是社会的中间位置上的人，他们衰落下来了以后就变得无产者化了。他们原来是有钱人现在变得没钱了，这时候人们对有钱的人垮下来之后，存在一种社会的排斥，如果你原来就是个穷光蛋，没人会觉得你的身份有某种突变，但是如果要是你原来是个很有地位的人，现在又垮下来了，他就会成为别人的下饭菜。我们说那某某大老板，他今天一贫如洗了，他一天到晚就成为了人家的一个话题，这就是一种社会偏见。

1923年超通货膨胀，很大一部分中产阶级无产者化

这就严重地影响到他个体的权威，也就是他们在家里的地位。他们过去是能够给子女的生活提供保障的，当他们丧失这样的作用的时候，就会导致他们获得安全感的最后堡垒——家庭作用的毁灭，孩子们就不听你的了，你原来能够让孩子们听你的原因是你能够向孩子提供保证，未来在经济上支持孩子。当你这个作用已经没有的时候，你做父母的人在儿女面前就没有丝毫的权威了。这些困难尽管在每一个阶级、每个阶层的成员当中都是普遍存在的，但是这在陷入败落境地之中，地位迅速变化的中产阶级身上那总是特别尖锐的。

德国的这些中产阶级，这些“中间等级”，他们对《凡尔赛条约》抱有特别的愤恨。这也是特别的原因的，因为德国不像英国、法国、美国这些早期的工业化民主国家，这些国家他们进入工业化以后，仍然还经历了至少长达百年的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漫长发展阶段。所以，海外辽阔的殖民地市场为这些国家的中间等级长期稳定“向上爬”的发展创造了较好的条件。事实上，这也是这一些工业化国家能够长期保持民主制度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而在德国，自由竞争只经历了最多不超过50年，从19世纪60年代以后，就进入到“高工业化”的时期，而时期由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他的中产阶级立即就面临了国内市场完全被垄断的局面。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又打败了，那就意味着他们想通过向海外发扩张来实现“向上爬”的理想遭到了迎头痛击，而战后有1/7的领土、大量的工业资源和海外殖民地都已经丢掉了，这本身就意味着战后中产阶级的发展余地比过去要小得多。所以，当战胜国也就是西方民主国家强加的民族屈辱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经济灾难降临在他们头上的时候，他们很轻而易举地将个人的痛苦与国家民族的屈辱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心理历程。所以，这些人都是对《凡尔赛条约》恨得要死的。

《凡尔赛条约》被视作不平等条约，遭到中产阶级的抗议

在对待魏玛民主制度的问题上，德国中产阶级也不同于产业工人。产业工人尽管在一战当中也曾为帝国而战，但是战败了以后，帝制垮台了以后，产业工人还得到了某些在德帝国时代没有的政治权利，因为作为民主国家，社会民主党、工会已经进入到政权执政者的集团里去了，这种社会地位和权力优势是过去在德帝国时代所没有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民主党人在帝国时代所代表的那条共和主义的路线，恰恰是在魏玛共和国时代得到了贯彻，所谓“阶级合作主义”，就是工人阶级和垄断资本家之间达成的一个卡尔·列金—斯汀纽斯达成了一个中央劳动共同体的协定。而阶级合作主义的路线是冷落中产阶级的，这条路线甚至比帝国时代还要更少考虑中产阶级的利益，所以，一开始这些中产阶级的成员就对民主制度是怀疑、反感，甚至是仇视的。

我们也要说这样的话，并不是所有的中产阶级在整个魏玛时代都是不支持魏玛共和国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1929年以后支持共和国的中产阶级成员越来越少，几乎是凤毛麟角。当贫困化的威胁在大危机当中向他们再度袭来的时候，对魏玛共和体制的信心可以说是完全丧失，这一点我们也可以通过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政党，从1920-1930年快速消失的过程当中观察到，他们从20%下降到2%。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这样的情况，成分复杂而分散的社会中间层，他们害怕“会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与有组织的工人磨石之间被碾碎”，所以他们极力地寻求一场能够替他们鸣不平的统一的新政治运动。而这样的一场政治运动只需要完成与帝国时代的右翼激进主义路线的对接，它就能够争取到德意志中产阶级的各个职业阶层中的绝大部分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1929-1933年的危机期间，整个社会的中间层都是陷入到破落的境地的，社会的偏见，总是能够在这些人身上打上特别深刻的烙印的。

现在他们由于经济上的无产者化，已经成为了偏见的牺牲品，所以这些受歧视者就需要一种地理上的、经济上的、宗教上的、其他方面的同情和心境，现在他们相信，唯有通过强调民族思想，才能防止他们与一直作为无产者的产业工人阶级相混淆，所以当“工人阶级无祖国是国际性”的这样的一种提法拿出来了以后，中产阶级自然就把自己定位为民族的。

由于这个原因，希特勒就对症下药，就刚好举着民族的旗帜来召唤他们，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就成为了希特勒种族主义思想传播的热心听众，所以他们就跟着纳粹跑。他们要实现的是什么呢？他们要实现的是前工业化时代的社会健康，认为工业化不健康，他们要追求的不是工业化，因为1929-1933年的危机是一场现代化的全面危机，所以，人人都想往后退，希特勒就代表了这种倒退的潮流。

1934年，学校里的纳粹礼，灌输纳粹主义，从娃娃抓起

我们通过德意志的中产阶级全面倒向纳粹这样的一个历史现象，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启迪呢？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如何将好的中产阶级平稳地接纳进工业化社会，并促进新中产阶级的健康发展，它是直接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秩序能否真正获得稳定的关键。因为中间阶层它是联系社会高层与下层民众的阶梯和桥梁，它的健康的发展是能够为社会制造一个合理的社会斜坡，从而增强社会流动性和灵活性，并给社会带来长久的稳定。有了中产阶级斜坡，一个人的出身怎么样就并不是太重要了。你的人生就是一个攀登的过程，你攀登得好，就上去；攀登不好，你就下来，这叫做社会流动性。一个正常的现代化的社会，就是要增强这种流动性和灵活性，才可能给社会带来长久的稳定。

这样的社会即使面临重大的危机，也往往能够通过内部的调整，来维持现有体制与秩序的稳定性。这就是1929-1933年大危机期间，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仍然能够保存民主制度的又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在工业化时代，一个中间阶层充分发达并健康发展的社会，才可能是一个最为稳定的社会。

社会上层、中层、下层：人生就是一个攀登的过程

那么德国的问题就在于德意志是传统权力精英统治的干预型国家，他们关注的只是大资本和大地产的利益，他们认为中间层如果要是不景气的话，不会引起社会的大崩溃，而那些大型的企业如果要垮下来会导致更多人的失业，所以他们也政策都是扶持大企业的，扶持大资本的，所以中产阶级就长期处在一个半发达和受挤压的状态。

因而在一战战败，帝制崩溃的那个现代化的全面危机的魏玛时代里边，中间阶层中绝大多数人都不能够真实地理解和适应这个工业化的社会。所以他们误认为纳粹是一种政治工具，利用它才可能控制正在改变一切、摧毁一切的现代化的经济社会技术的力量，这是他们支持纳粹的原因。

所以我们说从这个意义上讲，纳粹运动就变成了一场中产阶级的政治化的组织运动，希特勒也是靠组织中产阶级作为基础，把运动传播到社会各阶层那里去的。实际上提醒我们后人注意，必须要将促进社会中间层的健康发展作为工业化国家稳定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就是我们对纳粹运动得出的一点体会。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堂课，下次要讲的问题就是整个社会是如何寻找超凡的领袖，这种个人崇拜的运动是如何兴起的？今天的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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