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 变法悖论：为什么改革常常会失败？

我们最后探讨变法悖论问题。大家知道人类历史上社会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构型。如果要发生变革，非常困难。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制度在阶级产生阶级分化以后，你要变革它，你就会触动或者损害原有社会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而他们统治着社会，他们是社会有组织有力量的人群，你怎么可能改变社会制度？

因此人类历史上，但凡要深彻地改变一个社会制度，基本上只能靠革命。大家注意，政治学上有两个词汇，一个叫改良，一个叫革命。

我们现在说改革，古代说变法这些词在政治学上都归在改良之下。所谓“改良”就是不通过暴力战争的方式改变国家制度，这叫“改良”。所谓“革命”就是以暴力方式推翻原有统治阶级建立社会制度的新构型，叫“革命”。

请注意，不见得所有的暴力运动都能叫革命。比如中国每两三百年改朝换代，农民起义，推翻王权，这不叫革命，这叫暴乱。

为什么？它建立的新政权还是原来社会制度的翻版，没有任何创新，没有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变革，这不叫革命，这叫暴动，这叫暴乱，这叫改朝换代。

人类历史上可以称为革命的事件是非常之少的。比如武王克商，叫革命，中国最早的词就出在形容武王上，《尚书》中。因为他把中国氏族部落邦联制改变成封建制，因此可以叫革命。比如1911年辛亥革命，它把君主专制制度转化为共和制度，所以叫辛亥革命。而前面叫戊戌变法，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

比如英法资产阶级大革命，它把封建制、君主制改变成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这叫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称得上革命的事件是非常之少的，而且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改变社会构型。这个道理大家也很容易理解。

这就是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在中国历史上，改革、改良、变法历来都是失败，这叫变法困境，或者叫改革困境，或者叫改革悖论。为什么？因为改良、改革、变法，你所借重的力量，恰恰是你所要改革的对象。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你借重什么力量来进行社会改革？

你借重的是现有的社会统治阶级，现有的社会官僚体系，现有的社会贵族系统，你通过他们来革他们自己的命，然后让他们把自己的利益丢掉，重新组建利益分配的新结构制度构型，怎么可能？这叫改革悖论。而且但凡是改革者，他一定一腔热血，针对社会最集中、最焦点、最严重的地方下手进行改革。而这个地方恰恰是原有既得利益不允许触碰的那个最敏感的部分，所以两相对撞一定引起激烈反抗。而改革的对象们是社会中最有实力的群团，改革者怎么可能成功和安生？这叫改革悖论。

因此人类历史上但凡是改革、变法、改良运动，基本上全都以失败而告终。

我举例子，比如唐代中期，唐朝已经一片纷乱，自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其实并没有解决问题，藩镇之乱更加加剧。从安史之乱的少数藩镇造反，变成有八十三藩镇分裂国家。这个时候唐代中期发生“二王八司马变法”，这八司马里就有唐代著名学者刘禹锡和柳宗元，他们只是做轻微的吏治改革，结果变法失败，二王被斩杀，八司马全部被流放。北宋年间，由于北宋面临整个北部游牧文明的巨大压力，金、辽、西夏、蒙古，因此北宋社会内部极为脆弱，不断地有改革的需求和呼声冒出来。

在宋仁宗年代发生庆历新政，也就是庆历改革，为首的人物就是著名学者范仲淹。范仲淹庆历改革，也只是做轻微的经济改革和吏治改革，结果以失败告终。范仲淹被流放，他最著名的文章《岳阳楼记》就是被流放以后写的东西。

到宋神宗年代，北宋进行第二次改革，这就是著名的熙宁变法——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同样只是做轻微的经济改革和吏治改革。结果以失败告终，两次被贬谪。直到1899年戊戌变法，大家要知道戊戌变法为什么发生？是因为日本1868年才打开国门，进行明治维新，而中国1840年打开国门，按理说中国打开国门以后，开始展开洋务运动，所谓洋务运动，就是只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科学技术的应用层面，文化深层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绝不允许动摇。

用张之洞的说法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叫洋务运动。而日本1868年才打开国门进行明治维新，但它提出的口号是脱亚入欧，全面学习西方，改造日本社会，抛弃唐学，接受兰学。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隋唐时代派遣隋使、遣唐使学习中国文化，他说中国文化叫唐学，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例行上千年，明治维新以后，它立即意识到西方文化比中国传统文化优越。之所以把西方文化叫兰学，是因为荷兰人最早影响日本，所谓兰学就是西学。

它立即全面抛弃唐学，从根本上学习西方。派留学生、派政治考察组织全面学习，连议会制度，虚君制度都全面带入。1868年到1894年短短二十六年，它居然把它的老师东亚第一大国打败，这就是著名的甲午海战。

日本当时的学者都跪在日本大街上哭嚎，为中国哭嚎，为它的老师如此脆弱哭嚎。可见它对中国文人的刺激何其之强。所以以甲午海战这个失败为界限，中国洋务运动正式宣告结束和失败。中国开始进行社会改革，这就是1899年戊戌变法，要求宪政改革，都到这种形势下了。康梁戊戌变法，新政不过百日左右，最终失败。六君子被慈禧太后斩杀北京菜市口，这才导致中国不得不进行革命。

孙中山革命、辛亥革命，由此引发。学界今天还在讨论，当年戊戌变法何其灾难深重。因为辛亥革命是不成功的，中国最终根本没有建立起宪政，反而造成一片乱政，持续数十年。如果当年戊戌变法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顺利进行，中华民族何其之幸。我在讲什么？改革悖论。

可是现在我们回望商鞅变法，大家注意商鞅变法的深彻程度，居然不亚于任何一场革命，它不仅进行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且进行政治领域的改革，它甚至改变国体。此前是封建制度，此后是君主专制制度，它不是一般的政治改革，它是根本性的国体变革。这种东西通常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完成。

而商鞅变法基本采取不流血非暴力的方式，完成了这场革命式的变法改良，在历史上非常罕见。这就是为什么梁启超说商鞅是中国仅有的六大政治家之一的原因。

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商鞅变法的过程。商鞅是卫国贵族，他最初为什么把自己的身段放得极低，竟然到魏国宰相府去当一个门客，是因为他深知，只有魏国相府里才能见到李悝《法经》的文献。

于是他身段极低，去给公叔痤做门客在这期间，深研李悝《法经》著作，建立法学理论思想准备，他到秦国见孝公，通过一个嬖臣叫景监的人走门路，他为什么又把身段放到如此之低，以至于有点羞辱人格的状态，他在所不顾。是因为他必须考察君王。

我们认为只有君王考察臣子，何有臣子考察君王之说。可是商鞅心里明白，他如果要做政治变法，他就必须考察自己的政治伙伴是否有担当力，所以他走门路，走低端门路，一定要见到孝公本人。

他跟孝公三次谈话，《史记》记载上第一次谈话谈帝道，第二次谈王道，第三次谈霸道，这个讲法不好，说不清楚是什么，我换一个讲法。

中国政治学上有两个很重要的词汇，一个叫王道，一个叫霸道。

所谓“王道”，内圣外王之道，就是内里修德，外里以德治国叫王道。商鞅最初跟孝公见面，先谈王道，这是人类远古时代以德治国的典范。战国时代已进入大争时代，剧烈种内竞争——国际竞争。到了这样一个时代，他居然给孝公讲王道，岂不是可笑？所以孝公听得昏昏欲睡，出来就批评景监，说你给我引荐了一个怎样的腐儒之生？他在干什么？考察君王。

他第二次见孝公，他给去孝公讲霸道——富国强兵争霸之道。大家知道霸道在春秋时代就已经兴起了，这不是什么新学说，也不是什么新举措，但毕竟谈到点子上，因此孝公总算听得下去。

他到第三次见孝公才谈变法，为什么？因为他深知变法是一个非常苛酷的过程，绝非一般政治家能够承担，而且要动摇国本、伤及贵族。所以他第三次才跟孝公讲这个。

他前两次考察的结果，发现孝公对那些相对柔和的改革举措不感兴趣，这才进入主题。两个人相谈甚欢，三日三夜不绝，《史记》记载，他们的这三次相见是在孝公元年，可商鞅变法是在孝公三年，中间缺了两年。

《史记》没有记载这两年商鞅在干什么，孝公在干啥。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绝不打无准备之仗，在做全面的法理准备、人事准备、政治准备，所有的操作前的预备。把它做成很稳妥的一个出发基底，然后才开始。

商鞅变法头九年，只做经济改革。为什么？因为变法如果过早的进行政治改革，一定严重的会引起整个贵族系统的根本不能接受的反扑。所以他先做经济改革，他做经济改革，贵族们虽然有点不安，但是贵族在其中甚至有所受益。因为农业劳动积极性增高，仍然给贵族交租交税，贵族的收益反而增加，因此贵族根本无法团结起来抵制变法。

九年以后，贵族力量涣散，而变法势力成型。商鞅开始政治变革，废除爵制，建立郡县制等等才开始进行，极有章法。

把政治操作达成有节律、有韵律的艺术水准，如此逐步推行商鞅变法实现，居然改变国体，完成革命方能完成的社会变革运动。这就是商鞅变法。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商鞅其人绝非等闲之辈。我不是赞赏商鞅变法，我是想告诉大家历史上的变法本身的含义和难题。

它同时对于各位听众，你只要是做组织领导，不管你是做行政领导，还是做企业领导，或者做其他事业的组织领导，你都面临这个改革悖论。因为任何组织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会腐朽。我这里的腐朽不是指贪污这个事情，而是任何组织一定会腐坏，组织会涣散化，甚至腐败化，这叫区域组织规律。

对于任何一个组织者、领导者来说，你都有一个对自己组织随形势之发展不断刷新的需要，不断改革的需要，可你一定面临改革悖论，你要么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总代表，所以你一定拒绝改革，或者表面上做浅层改革，实质上根本不改；你要么就面临改革悖论，你所要改革的对象恰恰就是你所要借重的力量。你逃不掉这两者之一。

可是如果你不能对自己的组织系统进行刷新改革，组织本身却一定败坏、却一定涣散化。这是一切社会实务者、社会组织者、社会领导者都面临的巨大难题。如果有必要，你可以参考商鞅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