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博物馆 | 班簋：从废品堆里“淘涣”出来的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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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文物：班簋

大运河不是某朝某代挖成的，而是挖了两千多年才逐渐成形的。第一铲子下去的时候，还是春秋时代呢。吴国当时为了打击楚国，开始挖邗沟——这算是大运河真正的开端。东汉时代，又挖了阳渠；东汉末年，曹操挖了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和槽渠；东晋时代又挖了桓公沟等等。

今天，有些人指着运河，说大运河是隋炀帝命令挖的。但其实，隋朝还没建立，各种人工水利工程，历朝历代加起来早都有几十个了。隋炀帝，不过是下令把所有南北的自然河流、人工沟渠都连在了一起。具体工程主要是四段——通济渠、邗沟、永济渠、江南河。这就好像秦始皇修长城，也不是一口气从临洮挖到辽东，而是把过去诸侯国修的长城连在一起而已。

即便是这样，隋炀帝的这条运河，规模也是够吓人的。那真是“地上本没有河，挖的人多了，也就成了河”。仅仅永济渠这一段，隋朝征发的民夫就高达百万。对于老百姓来说，这确实是负担太大了。运河也成了隋炀帝暴政的罪证之一。

但其实，隋炀帝挖运河，固然有贪图个人享乐、好大喜功的一面，但肯定也不是一拍脑门就命令挖条运河玩玩。隋朝开挖运河的背后，有深厚的政治原因和经济原因。有的专家说，开运河，是为了把南方的粮食、物资运到北方来，防止南方政权做大。但这不是主因。毕竟，南北朝对峙那么多年，南北方都是各自为政，并没见哪个北朝被南朝灭掉。

促使隋朝中央政府挖运河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促进南北一体化。咱们之前的节目里也说过，直到汉武帝时代，南方还是闽越国、南越国这类南方的方国的天下。南北方，虽然从先秦时代就已经开始融合，但在文化、思想等等方面，差异始终是很大的。

等到了隋朝统一之前，从两晋到南北朝，南北已经分裂对峙了很多年。隋朝，接的是北周的班，鲜卑族的遗风尤在。而南朝那边，宋、齐、梁、陈，都是南方士族支持起来的政权。双方的隔阂是很大的。

所以，修一条运河，沟通南北交通，不仅仅是方便物资运输那么简单，主要是打破了南北人民、商业之间的交流障碍。所以，隋朝的运河，其实从隋文帝杨坚时期就开始挖了，隋炀帝只不过是这个大工程的继承者。光修运河还不算，隋炀帝杨广还以身作则，广泛团结南方士族。别的不说，您就看隋炀帝的皇后是谁，就能看出来。炀帝的萧皇后，是西梁明帝萧岿的女儿；妃嫔，也基本都是南方贵族的女儿。您要知道，当初隋文帝杨坚娶的，可是西魏八柱国之一——独孤信的女儿独孤伽罗，正儿八经的鲜卑族。到了儿子杨广这儿，后妃清一色全是南方贵族，这绝不是偶然的。

事实上，运河，就像今天纵贯全国的铁路线一样，有沟通全国、促进融合的巨大功能，所以，并不只是隋朝修，历朝历代，都在做这件事。唐朝人修运河比隋朝投入更巨。到了宋朝，贸易流通、经济运行已经离不开运河了。后来，北方金兵南下，宋朝为了自保，动不动就淤塞运河，阻挡金兵。金朝没能灭了宋朝，不得不和宋以及西夏保持对峙关系，运河不通也是个重要原因。所以，运河畅通的时代，往往才是我们国家真正统一、交流高效的时代。凡是意图维护一统的王朝，势必要修运河。

到了元朝，疆域更大了，运河肯定还是要修的。在水利专家郭守敬的指导下，元朝时候，挖通了北京到通县的通惠河、山东临清到东平的会通河、东平到济宁的济州河，原本需要绕道洛阳的运河，变成了南北贯通的直线，这才奠定了今天京杭大运河的基础。直到今天，北京的很多地名，一听就和运河有关，什么通州啊、积水潭啊，都是拜这条运河所赐。

 郭守敬画像

今天，这条运河的最北端，就是北京。从南北交流、巩固统一的角度来看，修运河，政治中心一定是其中最重要的节点。就像隋唐运河一定要贯通洛阳、宋朝运河一定要贯通开封一样，北京作为连续几个朝代的政治中心，运河是必须贯通到这里的。所以，咱们运河之旅的第一站，就是北京。

要说起北京的博物馆，那可多了去了。第一季节目里，咱们就逛过了国博和故宫博物院。其实，北京还有一家非常重要的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作为北京人，首都博物馆，就像北京的动物园、天文馆似的，好像从小就应该去。您要没去过，您都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而对外埠的朋友来说，首都博物馆也是北京一个不容错过的景点。

原先的首都博物馆，在东城区国子监的孔庙，不过那已经是老皇历了。2006年，首都博物馆新馆开馆。新馆在复兴门外大街，从长安街向西，白云路西侧路南就是。截至2015年末，首都博物馆常设展览藏品数量达到5622件。

这5000多件，说的不是馆藏数量，说的是常设展览的藏品数量。首都博物馆常年开设的展览，包括《古都北京·历史文化篇》和《京城旧事——老北京民俗展》。前者，主要是通过文物，给您讲古都北京的历史发展沿革；而后者，则是展示旧京的风土民情。在这儿，您能看到一个完整的、有历史有故事的北京。

可别小看这常年展出的5000多件藏品，北京毕竟是众多朝代的国都，要找几件宝贝，真不是什么难事。实际上，但凡是西安、洛阳、北京这样的古都，很多宝物，您有时候就算不刻意找，它自己都往外冒——没别的原因，就是太多了。

首都博物馆有件宝贝，西周中期的青铜器——“班簋”，就是这么自己冒出来的。

班，上班的班；簋，簋街的簋——咱们在上一季，介绍国博的文物“利簋”的时候，已经介绍过了什么叫“簋”，简单地理解，其实就是青铜做的篮子。一般来说，簋会有两个到四个耳，簋下面会有个座，或者架子。这件班簋也一样。它通高27.7厘米，口径26厘米。器身上最主要的纹饰，是它腹部装饰的阳线构成的兽面纹。围着这只簋，有四只装饰着兽首的耳，像一只大手上的四个手指头，抓着中间的这个篮子。

但是，这四只耳，没有像杯子上的把手一样，只停留在器身上，而是又向下延伸了下去。垂下去的这部分，就好象青铜器的四只耳朵上各垂了一只大耳坠一样。这种结构，也叫珥，但这个珥不是耳朵的耳，而是一个斜玉旁，一个耳朵的耳。这四只大耳朵上垂下来的四个“大耳坠”，就成了支撑簋的支柱。这种结构，在青铜器里也是挺别致的。

但是，相比于结构的“别致”，这件东西的由来更是传奇。

上个世纪60年代，大破四旧，就算手里有文物的人，也不敢留着，宁可砸烂，也不惹祸。这就造成很多文物流失、损坏，大量扔在废品堆里，无人问津。据统计，从1971年至1981年，光是在废品站拣选到的珍贵青铜文物，就达到59件。班簋，也是其中之一。

为了抢救这些文物，北京市的文物工作者组成“文物清理拣选小组”，主要的工作，就是从废品里拣选这些文物。1972年的一天，文物清理拣选小组成员呼玉衡先生，带着自己的徒弟华以武先生，在北京有色金属供应站的金属废品里拣选文物。扒拉来翻过去，到了中午，华先生忽然翻到一件“裹泥带锈”的青铜器碎片，赶紧拿过来让师傅“掌眼”。呼先生早年在北京的古玩行里，也是摸爬滚打多年的名家了，眼力是很厉害的。打眼这么一看，就知道是重要青铜器，马上把碎片带回来给同小组里的程长新先生看。程先生，是国家级的著名青铜器鉴定专家，仔细辨认铭文之后，鉴定为西周时代的文物。

于是，程先生和呼先生又马上杀回废品站，把山一样的废品堆整个儿“过了一遍筛子”，非常幸运的是，终于集齐了所有碎片。1973年，这些碎片交到了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修复厂，青铜器修复专家赵振茂先生亲自动手，经过整形、翻模补配、修补、对接纹饰、跳焊焊接、钢錾雕刻、做旧等多道程序，班簋这才重现昔日风采。这件西周时代的重要青铜器，就这样从废品收购站里，被“淘涣”了出来。

专家们再一查班簋的历史，原来，进废品收购站，已经不是这件东西头一次蒙尘了。专家发现，早在北宋，班簋就出土了，乾隆年间进入清宫，成为乾隆皇帝的收藏品之一。然而，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在一片混乱中，班簋从清宫流出，陷入颠沛琉璃，此后一直低调地“大隐隐于市”，在北京城里不知道哪个犄角旮旯里藏身，虽然名不见经传，也算安全。上世纪60年代，特殊年代到来，班簋又一次被扔了出来，这回倒好，直接进了垃圾堆。要不是专家眼尖，恐怕班簋也就从此销声匿迹了。

这件班簋，最引人注目的，还不是它传奇的经历。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底上，有20行、197个字的铭文——也有专家认为，一共是198个字。

这200字左右的铭文，说了些什么事呢？大致意思是说，王任命了一个叫“毛伯”的人，讨伐“东国瘄（ cù）戎”，三年以后，讨伐成功了，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胜利，毛伯的子孙毛班，制造了这么一只簋。因为是毛班让人造的，所以我们叫它班簋。

别瞧班簋的铭文总共还不到200字，但围绕着这些铭文的考释，到现在也是争议不断，各种“再考释”、“新解”、“再新解”不断涌现。考证来考证去，现在连毛伯和毛班，到底是祖孙关系，还是同一个人，这事儿都不确定了。简单来说，这些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认为，这件班簋是周成王时代的，另一派则认为，班簋是周穆王时代的。

但是，不管哪派，有一点看法是统一的，那就是——班簋的铭文，为我们讲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周朝的东征。

班簋铭文里说，毛伯讨伐的目标，是“东国瘄戎”。这个“瘄戎”，到底是当年的哪个方国，什么民族，学界也看法不一。有人说他们是戎族，也有人说他们属于东夷族，不管怎么说，铭文告诉了我们，当时的周朝，发动过一场东征。那么，周朝为什么要东征呢？

公元前1000年左右，东亚正好进入了一个寒冷期，周朝南下灭商，也算是趁虚而入。但是，商是灭了，但商人面临的寒冷期问题，周人同样要面对。怎么办？周人想到的办法特别直接，就是“抢”。所以，从西边来的周朝，打着“平叛”的旗号，开始了对东方的长期征服战争。其中一部分目标，是殷商的残余势力，比如管叔、蔡叔、武庚之类的；另一部分目标，就是其他民族建立的“方国”，其实就是当年的部落——比如徐夷、淮夷、蒲姑等等。周朝的领土范围，就是在这些侵略战争中，逐渐扩大的。而班簋铭文上记载的这个“东国瘄戎”，不管到底属于哪个民族、是哪个方国，就是当年周朝大规模东征的牺牲品之一。

但是咱们要说清楚，就算是一直东征，历史上，周朝真实管辖的地区，事实上并不大。西周最盛时期，真正能影响到的最大区域，也无非是今天的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和山西这一带——这还是把所有分封的诸侯国都算在内的情况下。真正周王室直接管辖的地方，就更小了。

中国历史上，疆土面积真正称得上“幅员辽阔”的时代，还在很久很久以后。而在首都博物馆，就有印证这一点的“文物证据”。到底是哪一件文物呢？咱们下集节目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