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3：郑克鲁｜视拿破仑为偶像，却害怕别人知道

喜马拉雅的朋友，我是郑克鲁。

今天我讲的是斯丹达尔《红与黑》的第二讲。

第二讲的内容主要是讲于连的人物形象。于连是小说的主人公，这是一个很突出的形象，在世界文学里也是不多见的。应该说，他是个人奋斗者，是世界文学中的一个不朽的艺术性典型，并不是直接说这个人物是个英雄人物，并不是这样评价的。于连的性格，总的来说是多元、多层次的。以前的很多人物都是一面的，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但于连并不是这样，这就是在艺术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新的人物形象。

总的来说，强烈的自我意识是他性格中的核心成分。自我意识在环境的作用下面产生了一种平等观念，反抗意识和个人野心，这三者是统一在一起的。

于连的个性很刚强，充满激情，富有毅力。他虽然表面长得很柔弱，但是心里面藏着宁可死一千次，也要飞黄腾达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外表和内心强烈反差是于连形象的一大特点。有毅力，敢于行动是他的主导方面，犹豫不决是暂时的，最终要被他的决心所克服。在他的思想深处，具有强烈的平民意识。他是农民出身，因为他的父亲是个木匠，所以还是归于农民这个范畴里面。

他对贵族的趾高气扬，怀着深深的抵触情绪。小说开头，于连不堪父兄打骂，几次想离家出走，表现出他对独立人格的苛求。在他父亲的安排下，他到市长家里当家庭教师，为什么他父亲想让他去呢？因为当那个家庭的教师不光有钱有工资，而且还有衣服给他穿，那于连怎么回答呢？他说：“我不愿意当奴仆，当家庭教师是下人，受人指使的、吆喝的，要我和奴仆一起吃饭，我宁肯死掉。”当市长把他当做仆人一样的训斥的时候，于连的眼里面露出复仇的目光，愤然地回答说：“先生，没有你我也不会饿死。”

为了报复市长，他在夜晚乘凉的时候握住了市长夫人手，这一段描写也是很有名的了。在树荫下面，（于连想）我要报复你，我就要抓住市长夫人的手，看看你有什么办法。后来，他占有市长夫人，以及后来要征服玛蒂尔这个行动，也带有这种报复和反抗的意识。于连说，这是他的责任。所谓“责任”的意思是复辟王朝时期小资产阶级青年受到压制后，不满情绪的一种流露。

拿破仑曾给予平民与飞黄腾达的机会，如今这种机会是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像于连这样有才能的平民青年，如同种子要发芽一样，还是要寻找向上爬的机会的。

于连的记忆力特别好，能把整段整段的圣经背下来；他看到主教收入很丰厚，便想到要当教士，他背诵《圣经》，愿意到神学院去，而且忍气吞声地要适应那里面的生活。

他除了性格刚烈坚强以外，还能屈能伸，能够忍耐，还是为了向上爬的。所以，当他看到侯爵能让他改变平民的命运，就甘心为侯爵效劳。个人野心支配着他的一切行动，一直到他发现贵族阶级对平民存在根本的敌视以后，又恢复了反抗的精神，临死也不肯妥协。这可以体现在他在法庭上面的慷慨陈词。

应该说，于连的多变是复辟王朝时期，谋求个人奋斗的平民青年所导致的一种结果。于连的个人奋斗往往被看作是一个“野心家”。泰纳也是很有名的一个批评家，他对《红与黑》的评价还是很精辟的。他说：“于连并非是想炫耀奢华和享受，而是想摆屈辱和穷困带来的附属地位。”一针见血地说出了于连为什么向上爬。（他对于）野心家（的理解是），难道忍气吞声地受贵族阶级的统治就是正常的人吗？那么，像于连这样的想向上发展的人，就是一个所谓的“野心家”吗？所以，对野心家这个评价，也需要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去衡量。

当然，把他说成“野心家”也没什么不可，因为野心家是没有什么政治准则的，虚伪是他改变命运的手段。于连说：“虚伪是我争取面包的唯一武器”。为了达到目的，他可以给极端保皇党充当秘密的信使，（帮助他们）跑到国外去。所以，他明白自己的行动任务是怎么回事，是贵族阶级想把外国的军队引入到法国来，以干涉法国的政治。这个时候于连也就很容易地和他自己所反对的贵族阶级同流合污。

总的来说，于连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和双重精神的人物，他既有反抗精神，又很容易屈服。他既憎恨贵族的卑劣，又不怕玷污自己的双手。他既看重别人的善良正直，又信奉虚伪的道德观。

如果说于连是个伪君子，这个是和他的双重性格有关系的。他表面可以是一套，但是为了向上爬，他宁肯牺牲自己正直的一面，所以他也信奉虚伪的道德观。他既崇拜拿破仑，又能随意改变自己的奋斗方向，走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他既热衷于向上爬，又愤然选择了死亡。法庭上，他不肯屈服，不肯向卑污的现实让步。这种双重性构成了于连性格和思想的复杂性，形象的丰富性标志着斯丹达尔的小说艺术所达到的高度成就。

我们现在提倡什么？多元的，复杂的性格描写，应该说于连是一个很突出的典型。比如说，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妒忌是他的主要一方面，没有其他特征，就（只是）妒忌，斯丹达尔笔下的于连就不是了，不仅仅是“虚伪、野心”所能概括的，他还有“反抗、不屈服、临死都不肯低头”等方面。他的性格是多变的，所以有很多评论家就认为于连性格像一个同心圆一样，核心以外，还会扩散为其他各个方面。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个不朽的艺术典型，其原因就在这里。

从于连这个形象开始，法国文学应该说也踏上新的一步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于连的描写很用心，有些段落都是很经典的。比如说于连初到市长家里，见到了市长夫人，和市长夫人的第一面的感觉，评论家都是认为是写得非常好。

这里我可以念一段法文，讲的就是于连敲门，市长夫人出来开门。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市长夫人原以为这个家庭教师是一个非常凶恶的人，要来管教她的孩子，打她的孩子，她看到于连后，没想到他是一个很柔弱的青年人，面目俊秀，确实没想到。

【法文原文】

作者写的德·雷纳尔夫人，看到于连的肤色这么白，眼睛这么柔和，夫人首先想到这可能是一个乔装打扮的少女吧，这个孩子是不是想向市长先生要点什么东西？她对这个可怜的孩子感到非常怜悯。

这个孩子站在房子的入口，显然还没有举起手来碰到门铃。另外，市场夫人走近了，没有发现家庭教师的到来给他那种忧虑。而于连转向门边，没有看到市长夫人走过来，他刚刚听到一个很柔和的声音在他耳边说的时候，他发抖了。那个声音说：“你来这里干什么，要什么？我的孩子。”

这段的描写也是很有名的。于连最后还是向雷纳尔夫人开枪，于连非常气愤，雷纳尔夫人怎么能阻挡他向上爬的道路，他急急忙忙地回到了维里艾尔，找到了市长夫人，毅然决然向她开枪。

关于于连的性格，人物的典型，说实话，在19世纪以前并不是非常突出了。有些作家是有典型（人物）的，像莫里哀写的《悭吝人》、《伪君子》，还是比较成功的，塑造典型（人物）的一个戏剧家了。

18世纪就很难讲，典型形象在那些启蒙作家的手上并不是很突出的一种创作形象。到了19世纪，形象的问题就非常突出了，除了斯丹达尔的《红与黑》以外，大家也知道，比如说梅里美的《卡门》，也塑造了很鲜明的形象。

梅里美跟斯丹达尔是有相似之处，他们两个都是要描写很有力量的人物形象，崇尚“力”。因此，他们两人笔下的形象就有很多相似之处了，卡门也是非常鲜明，有个性的形象，于连也是另外一种形象。随后，在巴尔扎克的笔下，在雨果的笔下，这些形象就慢慢地涌现出来，都是非常有名的。十九世纪法国的塑造是比较突出的。

巴尔扎克的两部小说，一个是《贝姨》，一个是《邦斯舅舅》。《贝姨》就是嫉妒的典型，作者刻化得非常的鲜明，而且很有特点。 所以大家说，巴尔扎克的笔下老女人写得特别多，因为老女人在复辟王朝时期也特别多。巴尔扎克对“嫉妒的形象”掌握得非常丰富，可以说他描写的一些老处女都有其共性，就像巴尔扎克笔下的贝姨一样。

就是说，这些作家他们能够集中人物性格当中最突出的一点，当然，像于连这样多面的形象还不是很多。我们看，巴尔扎克的形象里面有的是单独性格的形象，比如说葛朗台，大家都以为他只是一个吝啬（的形象），其实不光是吝啬了，因为他还会做生意的，“谋取最大的利润”这一条恐怕是以前的那种吝啬鬼所没有的。你不能说梅里美笔下那个吝啬鬼同巴尔扎克手下葛郎台是一样的，他们是不一样的，有了很大的发展。莎士比亚的吝啬鬼，也没有像葛朗台一样有着另外一面的性格。

同样的，于连就具有这样一种双重性，甚至多重性的性格，像这样鲜明的复杂性，也是后来那些形象所没有的。不能说现在有很多形象都是多重性格的，但是（那些）多重性格不像于连那样突出。可以这样讲，因为一方面是表现得好像很柔弱，又很坚定，另一方面是不向环境屈服；一面是对贵族好像是很仇恨，另一方面又会屈服于贵族。像这样一种鲜明的性格对比，（其他人物形象）不像于连这样结合在一人身上，所以说，于连这个形象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一个有独特意义的形象。

那么，今天我讲的是怎么看于连，他是不是个野心家，野心家与他的个人奋斗是什么关系，能不能一笔把一人否定掉，于连向上爬的野心，是不是还有另外一面值得我们考虑的。同样，当然作者笔下的另外两个女性形象也很突出的，但比起于连来，那两个形象并不是那么突出。

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下一讲，我想讲讲这部小说的心理描写，因为心理描写也是非常突出，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感谢大家收听，我是郑克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