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年末,受菲律宾国家旅游局的邀请,我用一周的时间游览了菲律宾。话说已经过去一个月的时间了,那里的阳光和沙滩早已经远离我的生活。但这周在朋友圈和微博上的一篇文章,又好像把我拉回了菲律宾,并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
一般来说,参加完这样的活动回来之后,我们都会对当地的旅游资源和风土人情进行一番推介,但同行的一位记者却写了一篇监督批判报道。
她把我们行程当中很多不合理和不安全的地方进行了集中抨击,比如每天没道理的早起,已经早起了还不能及时入住的酒店,一个圆脸导游的一问三不知,还有在大海上我们的船的桅杆突然断裂等等。
这篇文章有上千万的阅读量,又被多家知名媒体转载和报道,之后菲律宾旅游局也为此事发表了致歉声明。
我当然很佩服她,我觉得她简直是战士,她顶住了很多的压力,把文章郑重其事地刊登在了杂志上。
但之后我却有一点辗转反侧了,让我脸红的是这样的几句话:“敢怒不敢言”、“依旧美美美、赞赞赞的报道”。
说的是我吗?我为何如此苟且呢?看到别人如此坚守新闻理想我惭愧不惭愧?
尤其是当她发完这篇文章后,网络上又有好多人没来由的谩骂和因为断章取义而误解她,我更觉得我是因为害怕承担后果而不再勇敢吗?
诸如这样的问题与我周旋了好久,感觉我说什么都在为我的苟且辩护。
最后让我解绑的,是我发现我太容易自己给自己套枷锁了。
面对不合理的行程而仗义执言,顶着压力发表批判文章,那是因为她是她。
而在这个过程里苦中作乐,面对美丽的景色仍打着鸡血一样的介绍,那是因为我是我。
我欣赏她的性格,但我没必要成为她,就像那句话:
“世界很大,我不必尽收眼底。”
我为什么会有之前的困惑,是因为她的行为看起来太正确,以至于好像不这么做就是错的。
但其实,世间上的事并不是全都非黑即白。
别人的一路高歌,也可以允许我愁云惨雾。
然而当我兴致盎然,也可以允许别人意兴阑珊。
大学的时候,我加入了学校的广播站,那在我的大学生涯就是乌托邦般的存在。
但后来因为一些事,乌托邦被侵犯,有人高呼我们要退站。
当时,退站看起来是一件酷极了的事,好像我们都是为了捍卫领土而身先士卒,
看似伟大,实则威胁。
后来,有几个人还是不舍退站,但却被千夫所指,被埋怨,甚至被恐吓。
因为不一样,因为没做到,就被简单粗暴划归为错的一方,没有一点人情。
那一刻,我才发现,曾经美好的乌托邦就是我单纯的幻想,在“集体利益”面前,大家还是打着各自的算盘。
代价是,有几个不敢出声但仍想留下的同学,被绑架着离开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为我的幼稚和附和而愧疚。
之前有一个朋友,每次饭局上都会骂A傻X,并且不厌其烦地描述他是怎样怎样怼了A。
但但凡我们和A有分歧却没怼A,就会收到来自那位朋友的鄙视。
有一次,我真的回怼了A,事后却忐忑和后悔。
因为我发现我真的不是攻击性人格,每次有冲突都会让我惴惴不安,
我惧怕纷争,更没有处理纷争的情商,恶言相向,会让我身受内伤。
在他看来,怼回去,是快意恩仇,
而对于我来说,不能怼,是我基本的得体和礼貌。
于是,久而久之,接纳与容忍就是我与这个世界打交道的方式。
但当我因着我的冲动而恼悔时,却发现我的那位朋友正在对A谄媚。
原来,做人还可以这样双标的。
我们家王小波在《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说到“生活的设置”这个概念,
大意是生活对我们都有一个很普遍的设置,但他描写的那头猪,一直无视这个设置。
还有很多人是想要设置别人生活,也有一些是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
我在读的时候当然觉得无视生活设置的人很酷,
但甘愿接受生命安排,并找出一套自己与世界相处模式的人并不可耻。
相反,那些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才居心叵测。
我不是为我的苟且辩护,我只是为我们每一个自己辩护。
看起来再正确无比的康庄大道,不适合你,你也不必跟随;
同理,看起来再黯淡不堪的泥泞崎岖,只要你想要,也可以走上一段很酷的逆行。
这一切,没有固定的标准,只有你想还是不想。
我们都不要被“太正确”的事而绑架,也不要因为听起来“太可笑”就放弃。
总之,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你可以有你的特立独行,但也请接纳我的芸芸众生。
不管是什么样的举动,只要是从你的内心出发,就请给他一个“正确”的大旗,不需要摇旗呐喊,只是一种宣告就好。
也时常想着曼德拉说过的——
“如果天空是黑暗的,那就摸黑生存;如果发出声音是危险的,那就保持沉默;如果自觉无力发光的,那就蜷伏于墙角。但不要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不要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勇敢热情的人们。我们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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