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史20 | 吕一民：对德外交转向与悲剧前奏

一、知识点卡片

二、思维导图

三、文稿

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

在上一讲快结束时，我们说到，法国总理达拉第迫于国内外的压力，在绥靖主义道路上越滑越远，并在《慕尼黑协定》签订过程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在早年出版的很多书里，人们在提到这一点时，往往还会来上这么一句，说达拉第因此而“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张伯伦、达拉第、希特勒、墨索里尼、齐亚诺（意大利外长）于1938年9月29日签订《慕尼黑协定》

这样说，当然也没错，不过，你或许还不知道的是，像英国的张伯伦一样，达拉第在签订好《慕尼黑协定》回到本国时，都像凯旋而归的英雄一样受到国人热烈欢迎。当时在巴黎，竟然有50万人聚集在从机场到总理府的大道上欢迎达拉第回国。与此同时，大多数法国报刊都在对达拉第大唱赞歌，赞扬他和张伯伦一起，“拯救”了和平。

1938年9月30日，返回英国的张伯伦拿出协议，迫不及待地宣布：“我们获得了和平！”在当时的巴黎约莫也是如此景象……

听到这里，你自然会很好奇，这一有点出乎我们想象的现象是如何产生的？为了说清这一点，我觉得，至少得先探讨一下这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一战给法国带来了哪些灾难，以及战争创伤对法国人在心理上产生了哪些巨大影响？其次，和平主义何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盛行于法国等国家？

一战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总体战争，给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带来的灾难是空前的。用英国著名的企鹅兰登集团出的“企鹅欧洲史系列”的作者之一，英国史学家伊恩·克肖的话来说，欧洲国家在一战时期的经历，就好像是“到地狱走了一趟”。

一战洗礼后1919年的法国

确实，法国人有足够多的理由为一战的胜利感到自豪。然而，这种自豪感实际上却不足以掩盖这样一个事实：法国虽然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但它不仅已经精疲力竭，而且更是遍体鳞伤。此话怎讲？

这场持续了4年多的战争给法国造成的人力、物力损失是触目惊心的：法国在战争中死亡或失踪的军人，高达130多万人，有大约300万人受伤，其中不少人因此而终身残疾。因而，在战后初期，在巴黎等一些城市的街头角落，经常可以看到缺胳膊少腿、穿着破旧军服的复员军人在乞讨零钱。由于敌机的狂轰乱炸等战争因素，平民的死亡率大幅上升，导致原本就劳动力不足的法国在劳动力问题上雪上加霜。

此外，由于很多重大战役是在法国国土上打的，它因此遭受的损失，也是其他交战国所无法比的。在工业发达的法国北部，由于双方交战和德军的蓄意破坏，很多企业已变成一片废墟，法国的工业由此蒙受沉重打击。与此同时，因大量的桥梁、铁路、运河毁于战火，法国的交通运输也严重受损。除了上述一目了然的战争创伤之外，因战争创伤而对法国人造成的心理影响，同样不容低估。

以法国东北部为例，仅蓝色区域未遭一战波及，其中红色为彻底摧毁的区域，黄色区域受到重创

也正因为如此，30年代，当国际局势日益紧张，新的战争危险日益临近的时候，和平主义思潮在法国等西方民主国家迅速蔓延开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按理来说，追求和平的愿望与行动本身无可非议，但问题在于，这一时期盛行于这些国家的和平主义思潮却与孤立主义或恐战症结合在一起，难免会具有消极性质。而且，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消极性质还将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

那么，这种和平主义具有哪些特点呢？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愿为在总体上维护和平而承担任何风险，却在不惜代价避免战争上大做文章。而这一特点又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即涣散民族的斗志，同时使法国民众对于外部威胁的存在和发展反应迟钝，乃至麻不不仁。

在这方面，法国在两次大战之间名气很大的哲学家阿兰就是一个突出例子。阿兰在一战爆发时，虽然已经奔五，也就是快要50岁了，仍勇敢地奔赴前线打仗。但也正是这段前线的经历，让他切身感受到战争的残酷。而经他指导，在1913年从巴黎最好的中学——亨利四世中学考入法国最难考的学校之一巴黎高师的54名学生，也就是那些“学霸中的学霸”，竟然有28人在一战中牺牲，这让他很受不了，从而更对一切战争深恶痛绝。因此，在两次大战之间，他始终致力于各种和平主义运动，还曾与其他文化名人一起写信给达拉第总理，敦促达拉第接受邀请，去慕尼黑商讨如何化解捷克斯洛伐克危机。阿兰甚至建议说，在必要时可向希特勒作出某些让步。

如阿兰所愿……

总之，在当时的法国，在和平主义外表下，已掩盖着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即法国公众对战争的恐惧已被推到了“集体怯懦”的程度。同时，它还隐含着这样一种想法，那就是，只要战火不蔓延到法国，德国如何在其他地方扩大其“生存空间”，犯不着去管它。

不过，话说回来，法国在战后的对德政策，并非一开始就如此窝囊，而是经历了一个从最初的对德强硬到后来的对德绥靖的转变过程的。

长话短说，如同德国在普法战争后深知法国肯定会谋求复仇，法国在一战结束之后心里也很清楚，一旦时机成熟，德国注定会对法国展开复仇之战。因而，法国在仇德和惧德心理的驱使下，在战后力图以永久保证法国安全为借口，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削弱德国，想以此一劳永逸地消灭这个宿敌。战后初期，尽管英美两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大力推行抑制法国、扶持德国的政策，使法国无法完全实现最大限度地削弱德国这一对手的战略目标。

但应当说，就总体而言，法国还是凭借自己强大的综合国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协约国对德政策的主导权。例如，协约国在巴黎和会上设立的赔款委员会的主席，就是由法国人来担任的。

在这种防范德国的心理下，法国在1923年伙同比利时出兵占领鲁尔，鲁尔是德国最重要的工业区，占领鲁尔的背后动力不言自明。但它同时对于一战后的法国外交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德国工人的激烈反抗与罢工下，“鲁尔占领”不仅使法国在经济上得不偿失，而且在道义和外交上，更是满盘皆输。因此，在鲁尔危机过后，法国不仅未能保住原先在赔款问题上具有的实际领导地位，它的战后外交也被迫由原来咄咄逼人的攻势开始转为处处被动的守势。

法比联军越过边境进入德国

1923年，法国士兵在鲁尔

在20年代中后期，在白里安掌管法国外交的时候，法国一度在对德关系方面奉行了和解政策。当时，白里安的这句话流传很广：“贫困的法国，经受不起新的战争冒险。”出于这一考虑，白里安在1925年10月与其他几国代表一起签订了《洛加诺公约》，这份公约简单地说，就是德法比三国相互保证互不侵犯边境线，而英、意充当保证国，援助被侵略国。

（从左往右）施特雷泽曼（德国外长）、张伯伦、白里安在伦敦签订《洛加诺公约》

白里安还因此与德国外长一起荣获了该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然而，《洛加诺公约》远不是当年一些人吹捧的那样，是“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的真正分界线”。它不仅自身孕育着新的不稳定因素，而且还使法国的边境安全留下了很多隐患，其中最大的隐患就是，法国不得不把自身边境的安全寄托在别的国家。

30年代对法国外交来说，更是一个危机笼罩下的多事之秋。与20年代一样，此期法国外交基本上围绕着法德关系来展开。就整体来看，30年代前期法国所奉行的对德政策仍然以强硬为主，在30年代把对德强硬外交政策发展到极致的是名叫路易·巴尔都的外交部长。

巴尔都作为法国部长中屈指可数的读过《我的奋斗》德文版的人之一，比较早就意识到纳粹德国的威胁，因而大声疾呼，要及早对纳粹德国采取有力措施。为了实现遏制德国的目标，年过古稀的他还风尘仆仆地遍访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极力说服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接受相关计划。但由于巴尔都的活动让纳粹德国感受到了威胁，结果被列为暗杀对象。1934年6月，巴尔都遇刺身亡。而他的去世，标志着法国抗衡德国、称雄欧陆的外交时代画上了句号。

1934年，巴尔都（最中间）到访波兰

1931年9月，访问柏林，赖伐尔和白里安举起了帽子

那么，在巴尔都之后接任外长的是谁呢？他是一个在后来的法国历史中声名狼籍的人物，名叫赖伐尔。赖伐尔刚一上任，就着手转变法国对外政策的基调，变遏制德国为谋求法德妥协。如果说赖伐尔的“外交转向”是30年代法国走上绥靖道路的开始，那么，莱茵区的重新军事化，以及法国对此所作出的反应，则是一个使法国更趋被动的关键转折。

所谓的“莱茵区的重新军事化”，讲白了，就是在希特勒下令后，德军在1936年3月悍然进占莱茵河左岸的非军事区。这一举动可不能小看，它意味着德国已在公开践踏或撕毁凡尔赛和约。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们以前在提到法国的“天然疆界”时说过，近代以来的法国人一直把莱茵问题视为关乎本国安全的大问题，因此，德国进军莱茵的举动让法国朝野深感震惊。内阁在第一时间连续开会，商讨对策。结果如何呢？结果竟然就是内阁作出决议：在国联未作出决定之前，法国不采取任何行动。

1932年莱茵区，黄色比利时、红色英国、蓝色法国占领

在这里要指出的是，政府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议，和军方在这一问题上的表态大有关系。当政府总理就这一事件征求军方最高领导人甘默林将军的意见时，甘默林把法军对此予以还击的前景描绘得极为悲观。

但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当时，德国不过才开始扩充军备，无论是人数还是装备都不如法国。法国无需英国援助，但凭自己的军队就完全可能把德军赶出莱茵区。事实上，进入莱茵区的德军是奉有这样的命令的，如果法军采取行动就立即撤回。

就连希特勒自己后来也说：“进军莱茵区以后的48小时是他一生中神经最紧张的时刻。如果当时法国人也开进莱茵区，我们就只好夹着尾巴撤退。因为我们手中可资利用的那一点点军事力量，即使是用来稍作抵抗也是完全不够的。”遗憾的是，法国却依旧按兵不动。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我想，这意味着法国实际上已向希特勒的冒险挑战认怂。

1936年，德军顺利开进莱茵河非军事区

就外交政策来讲，在莱茵区重新军事化后，法国更是得跟在英国后面亦步亦趋，妥协和绥靖的色彩越来越浓。西班牙内战爆发时，法国采取的政策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而在慕尼黑会议期间，法国更是跟着英国，联手把绥靖政策推到了顶峰。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达拉第在慕尼黑的宾馆里对下属谈及法国的对策时，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一切都取决于英国人。我们只能跟着他们走。”堂堂法国总理的这番言论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曾在欧洲大陆称霸的法国，这时已对独自抗衡德国信心全无，越来越甘于唯英国的马首是瞻。

显然，从对德强硬到对德绥靖的外交转向，后果极为严重，它将引发法国再次败在德国手中的悲剧。后来的事实表明，《慕尼黑协定》并没有带来张伯伦、达拉第之流所宣称的“千年和平”。正当西方民主国家的公众沉迷于和平幻觉，纳粹德国却再次点燃了新的战火。那么，在这场新的世界大战中，法国究竟如何会蒙受再度败于德国的耻辱的呢？为此，让我们在下一讲聚焦于法国当时如何从“奇怪的战争”走向“奇异的溃败”。

好，下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