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中国人的话语思维（上）

前面的第五集谈到了“汉语的双重人格”，是对汉语的俗话俗说，显示出不同话语体系间的对立。但在那个细节里，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说透，这也很自然，细节分析本来就是这样，像剥洋葱鳞片般层层地剥下来，弄得一脸泪花。在这每一个鳞片上，我都发现有很深的纹路，那是“汉语的双重人格”背后的话语思维。

话语（语言）与思维，二者眉来眼去的关系人所共知。那么，是话语在前，还是思维在先呢？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呢？但话语与思维的关系与鸡、蛋还是不同。在人们还没有创造语言之前，人们已经有了思维。所以，说思维在前世很有道理的。而语言一旦产生，势必也要影响到思维的分泌。在思维那硕大无朋又缜密细微的腺体里，话语的成分越来越浓。那么，话语的浓度到底有多少呢？或者说，话语浓度在思维分泌的过程中呈现出怎样的变化呢？

这样一个近乎生物化学的问题实在是难于回答，还是回中国人的话语本身吧。

中国人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话语，这就是“一人多套”现象。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人妖说泰国话，不容易啊。这样的人，他的思维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或许只掌握一种话语，实话实说。中国的孩子一般要经过家庭、学校、社会三种教育，才能长大成人。在家里，父母教诲给他的是儒家的传统话语，在学校则是被各种知识和教育包裹起来的党话语，等到了社会又是潜规则话语。

在家里，父母是启蒙他的人。儒家讲“百善孝为先”。父母就喜欢说“乖孩子”，“听话、别到那边玩儿”，“乖的话妈妈给你买肯德基吃”，“你看他长得像我还是像他爸爸”，“你个淘气孩子”，……。在一个家庭里，孩子是最重要的——儒家还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虽然家庭不是私塾，但父母的言传身教确是第一位的老师。至于能教什么，除了世俗化的儒家话语，就是一些人生经验、处世哲学。不说是厚黑学，也是厚白学。“身正不怕影子斜”，“人在河边走、哪会不湿鞋”（类似的有：[别被人]“穿小鞋儿”）、，“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远亲不如近邻”，“人心都是肉长的”，“有理走遍天下”（类似的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些基本上也是儒家处世哲学的衍化。

因而，家庭话语最为典型的就是儒家话语。而儒家话语也特别适合于处理家庭和小社会问题。孩子从小就沐浴在儒家话语里，自是中国伦理绵延千年的动因。一代代家庭的传递，薪尽火传着儒家话语。中国家庭、家族的发达，使得家谱成为永恒的志念，也成为凝结儒家话语的经典。

从家出来，孩子要上学去了。他要经历小学、中学和大学三个阶段——学海无涯，何以为舟呢。学校教授的是思维与话语，是话语启发下的思维，是思维揉捏中的话语。

在中小学阶段，有这样一些课程：

第一类（意识形态类）：语文课，政治课，历史课，地理课，绘画课，劳动课，体育课……

第二类（科学类）：数学课，物理课，化学课，生物课，自然课……

第三类（活动类）：少先队，团组织，学生会，课外活动小组……

语文课是最为典型的思维与话语的杂交。在语文课上，老师们教授着、学生们学习着如何总结课文的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如何做命题和非命题作文，如何找到标准答案，如何选词造句，如何体会文章的微言大义。从语文课本选取的篇目看，也是很有倾向性的，在近现代作家方面简直就是历史教科书的互文。古代诗词与古文、鲁迅的作品、毛的文章，是大头。

以鲁迅的文章《记念刘和珍君》为例。此文经常在网上被改换面目，用于纪念各种人物，如《记念武×藤×兰君》。（武×藤×兰是日本著名AV女优，英年早逝，有诗赠曰：为人不识武×藤×兰，阅遍A片也枉然），足见其影响之深远直至荒谬。

《记念刘和珍君》以“记念”替代“纪念”，是鲁迅的发明。其实也不是，而是引进的日本“汉语”。由此题目，即可知道鲁迅文章的开创性。在本文里，大量的格言体诗句出现在中学水平的人面前，被以鲁迅为祖师爷的语文教师一通的吹嘘，而引为人生边上的座右铭。

鲁迅的话语深入到每个捧过语文课本的人的心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从孔乙己到阿Q正传，从刘和珍到藤野先生，从真的猛士到衣服下的小，从祥林嫂到九斤。话语耳熟能详，朗朗脱口而出。

能和鲁迅话语在课本里相媲美的，也就是毛的话语了。在《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反对党八股》等文章中，也有很多段落要求背诵。那么，语文课文的背诵要达到的是什么目的呢？

背诵看上去很机械，很不自然，却不违反语言的规律。即使是作为启蒙者的父母，也需要求孩子默写字词、背诵诗歌。背诵使得话语与思维连接了起来，一遍遍的重复记忆一定会在思维的网格上打出一些模样，不妨称之为记忆对思维的“打模”。其实这样的“打模”在我等周边一直就有，因为这样的话语时刻会在记忆中响起：

圣人之言，如：子曰，鲁迅文章的金句（鲁迅也算半个圣人了），毛主席语录，老三篇，两个凡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教旨主义，反×修×防×修；

父母之言，如：孩子听话，乖，组织决定，听党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统一思想；

舆论之言，如：人言可畏，众口铄金【可以炼钢了】；

至理名言，如：座右铭，格言，锦句，经典。

政治课讲授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这俩名词听着就挺辩证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初步，时事政治等。政治课的考试考的就是学生的记忆力，考前老师会带着学生划出政治课本上的知识重点。这种滑稽的举动在师生互动中是那么严肃，就仿佛决战前夜要给马吃夜草似的。

当政治课本还在说共产主义在东欧取得广泛胜利时，东欧已经颜×色×革×命了。严格地与时代脱离，是政治课的最大特点。因而，能上好政治课的教师就更弥足珍贵了，将乏味的教条讲得如王朔小说般生动是他们的大本事。这样的教条也就是政治话语（党话语），却作为解释社会发展的科学性论断要求牢记。诸如：

物质决定意识；

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

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

量变导致质变；

质的飞跃；

一分为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螺旋式上升；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过来制约或促进生产力；

……

历史课更贯穿着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解读话语，更形象、更生动、更故事化。据说，历史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么发展过来的。在不同的阶段，都会有一些很动听的故事可以讲。

其中最动听的，莫过于明朝末年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这个萌芽说明了两点，一是中国社会有过资本主义的特征了，不那么奇特了；其次，中国确实不适合资本主义，要不怎么就萌芽了一下呢。这就可以与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相呼应了。而民国时期也不过是这个二半社会的尾巴，可以忽略不计了。

历史教科书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具有先入为主的完全性。无论语文还是政治，都是可以在现实中感受到的，其课文只能作引导之用。而历史却是已不存在的，唯有靠书本知识才能获知（毕竟文物的信息量相比来说要少很多）。灌输什么就信什么，简直比填鸭还容易。

学校教育讲究的是德、智、体、美、劳。若说德、智来自语文课、政治课、历史课等，那么体、美、劳就来自绘画课、劳动课、体育课了。从课目的轻重就能看出，体、美、劳是德、智的补充。但这些课目里面却没有哲学的丝毫身影，而一个人的思想权利要比什么德、智、体、美、劳更为基本。

尽管语文里有很多先秦诸子的思想篇章，却都当成文学作品来欣赏了。但语文确实和哲学思想等有着紧密的关联，不然何以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们有很多成了文化批评家呢。

政治课上只教授马列主义哲学，于是那些“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幼小思维就把马列作为了观察世界的方法，而断绝了怀疑思维的溪流。

哲学是为着锻炼一个人的思维而起的，是知识的原点、话语的先声。哲学起于怀疑，而不是确信。而政治课堂上的唯物主义告诉我等，人首先要吃饭穿衣，因而必须承认客观世界，并以此为思维的起点。其潜台词是，学生首先要听师长的话、要通过考试，然后才能有未来。于是，唯物主义就变成了唯师唯试。

由此可以看出，学校教育当中，意识形态话语总是先于哲学性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