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教与哲学

　　对多数没有佛教信仰或不曾接触过佛教的人来说，佛教似乎离我们的现实生活非常遥远。事实上，佛教在中国产生的影响远不止于信仰范畴，更涉及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2000年，佛教界举办了“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的纪念活动。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在中国经过两千年的传播，已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佛教和传统文化已水乳交融、密不可分了。
　　关于佛教传入的时间，早期多认为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其后，学术界经过进一步考证，提出传入时间应为西汉哀帝元昭元年（公元前2年），这也是目前教界一致公认的。

一、佛教与哲学

　　在中国文化史上，虽在春秋时期出现过百家争鸣的盛况。但汉魏之后，真正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的，乃儒、释、道三家。
　　如果我们不了解佛教，就无法对中国文化有全面的认识。如魏晋玄学，便深受佛教般若思想的影响。般若典籍谈空说无，正是玄学所崇尚的境界。故在南北朝时期，般若经典的翻译及弘扬成为热潮。而隋唐哲学的内涵主要是佛学，如果离开佛学思想，隋唐时期的哲学史几乎就是一片空白了。
　　早期的儒家思想比较富有生活气息，发展至宋明理学，则将重点落实于心性。关于心性的内容，是早期中国哲学的薄弱之处。虽然孟子及《易经》有所涉及，但总体较为单薄。而佛教的大小乘经论，对心性都有着丰富且深入的阐述。需要说明的是，佛教对于心性的认识，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建树，更落实于具体修证中。尤其是禅宗，特别重视心性的参悟。因而也有人说，宋明理学是戴着儒家帽子的和尚，表面为儒家，内涵却是佛家。且不论宋明理学的兼收并蓄是否成功，其深受佛教之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
　　及至清末民初，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杨度等维新人士，以大乘佛教慈悲济世的大无畏精神从事救亡图存、维新改革，虽然他们的政治改革失败了，但志士们的哲学思想却影响了数代国人。而在他们的思想中，又有相当部分是源于佛学。谭嗣同的《仁学》是受到华严及唯识思想的影响，开卷即言“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以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康有为的《大同书》则受到佛教无我思想的影响，立志打破社会各阶级的界限。
　　纵观中国哲学史，佛教始终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胡适先生早年曾撰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及半便不了了之，原因就在于他当时还不了解佛教。其后，他也开始研究佛教，并收集了很多禅宗方面的资料，尽管他的考证未必为教界普遍接受，但也从中反映了他对佛教的重视，及佛教对于中国哲学的深远影响。
　　佛教渊源于宗教和哲学特别发达的印度，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在印度，从早期的《奥义书》到六派哲学、佛教思想，充分体现出宗教与哲学一体化的特点。《奥义书》既是一部宗教经典，也是一部哲学名著。叔本华对《奥义书》的评价是：我得到此书，生前可以安慰，死后可以安息。根植于印度的文化传统，佛教亦形成了深厚而系统的哲学义理。传入中国后，祖师大德分别根据佛教典籍中的部分思想，建构了不同的修学体系。若从哲学角度来研究，也可将华严、唯识、天台、三论等宗派称为华严哲学、唯识哲学、天台哲学、中观哲学。
　　近代以来，尤以唯识哲学在学界的影响为最。民国年间，欧阳竟无在南京创办支那内学院，专门研究法相唯识。梁启超、熊十力、梁漱溟等许多著名学者皆曾于其门下受教。当时，梁漱溟受蔡元培之邀在北大讲授印度哲学，主要从佛教的角度进行介绍，开高校讲授佛学风气之先。其后，熊十力也曾到北大开讲唯识。从正宗的唯识思想来讲，熊十力属于离经叛道之列。因为他又走回了宋明理学的老路，成为现代新儒学宗师。他所撰写的《新唯识论》，则吸收真常唯心的思想，对唯识理论进行重新诠释。此书甫经问世，便引起支那内学院乃至整个佛教界的批驳，出现了一系列破《新唯识论》的文章。
　　唯识的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对精神现象及潜意识分析尤为深入。它着重探讨的是认识与存在的关系，其主要思想可归纳为两点：其一，我们认识的对象没有离开我们的认识；其二，我们认识的对象是由我们自己规定的。唯识思想和海德格尔、胡塞尔的现象学有许多相通之处，所以现在有不少学者在从事唯识学和现象学的比较研究。唯识学从世界观、本体论建构了庞大的哲学体系，其理论多根据因明的规则建立。而因明的结构较之西方形式逻辑更为严密，因而，唯识学的整个建构非常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