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先听】任正非:就业失利被迫创建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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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先听】任正非:就业失利被迫创建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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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在西方的企业家理论中,提到企业家更多是和创新、承担风险与不确定性,以及对机会的敏感关联在一起。但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机会是如此之多,乱花渐欲迷人眼,在这种时候,可能更需要的是战略上的坚持,而坚持意味着在很多方面的放弃。在这个领域里面,我觉得任正非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案例,所以今天我们讲一下任正非。我们先说一下任正非本人,然后我会回顾对他的两次采访里面印象最深的一些东西来跟大家分享。


任正非是1944年出生在贵州安顺地区镇宁县的一个贫困的小村庄,黄果树的瀑布离他家就非常非常近,他妈妈就叫他非非。他父亲其实曾经在北京上过大学,是一个抗日学生运动的热血青年,但后来没有读完大学就回家进了工厂。


任正非兄妹一共七个人,他是老大。青少年时代,家里因为孩子多,非常非常地贫寒。任正非曾经写过说,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向人借3到5块钱度饥荒,常常是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得到。“直到高中毕业,我没有穿过衬衣。我家当时是两三个人合用一床被盖儿,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上大学没有被单,妈妈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陪我在重庆度过了五年大学的生活。”


任正非是在1963年考上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在已经并入了重庆大学),大学五年以后就入伍,进入了机械工程兵部队里面。部队里面他就做电话通讯方面的研究跟服务,所以他历史上曾经两次填补过国家的空白,有技术发明的创造。所以华为公司非常有研发的基因,也是今天全世界拥有专利权最多的公司之一,事实上这种基因跟企业家本人的历史是有关联的。


任正非代表部队的基建工程兵的科研人员参加了1978年3月份的全国科技大会。在6000名与会代表中,有150人是35岁以下,任正非当时不到34岁。所以应该说他在科技的方面在当时已经是属于一时之选。


后来,1982年,中国有一次大裁军,整个基建工程兵的部队都全部裁撤掉了,所以任正非也转入了地方。他曾经在南海石油公司打过工,在一个电子公司也当过经理,他后来自己说在当经理的过程中也栽过跟头,被人骗过,后来也是无处就业,所以被迫创建了华为。


早期的时候是非常非常辛苦,他父母、侄子跟他住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生活非常拮据,当时广东人吃的鱼虾一旦死了就非常便宜,所以他父母专门买死鱼死虾,说这比内地都新鲜。


华为是在1987年10月份创业的,当时任正非和五个伙伴一共也就集资了24000块钱,当时最早是做小型程控交换机、火灾警报器、气浮仪开发生产以及有关的工程承包咨询,这是公司的经营范围,但其实主要就是代销香港的一种交换机,其实是做贸易靠价差获利。但任正非的了不起,其实就在于他刚刚有一定的资金积累的时候,就把这些钱全部都投到了数字交换机的自行研究开发上,所以1992年就研发了第一台小型交换机,1995年就研制出第一台程控交换机。华为诞生不久,任正非就提出要做一个世界级的领先的电信设备供应商,逢人都这么说,这在当时根本就不可思议,所以他被人们称为任疯子。


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是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当时四个公司“巨大中华”,这四个公司由于能够用低成本生产出程控交换机,所以就把当时主要是外国的电信设备公司在中国高价销售程控交换机这样的局面完全打破,逐步在中国市场高增长的背景下快速成长,然后就开始进军海外。华为公司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脉络,我想很多朋友也都知道。


任正非是一个非常非常低调的人,所以这么多年我们也很少有机会采访他,我本人在1997年前后就去过华为公司,当时也就是跟他们的负责公共关系的人接触,当时他们有两三个人编一个《华为人报》。但采访任正非是不可能的,任正非是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跟客户打交道上,他很少去见媒体。


2014年6月份,任正非第一次接受了国内十几家媒体的联合采访,就在深圳的华为总部。是借助一个什么机会呢?就是华为内部每年评“蓝血十杰”奖,蓝血十杰是美国战后从部队里进入和平的商业战场上以后,出现了很多管理型的人才,所以蓝血十杰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精确、流程、负责这样的一种现代的管理,华为也用了这样的一些理念去推进自己的现代化、流程化、规范化、标准化的管理。当然在此基础上还要强调以市场为本和不断的创新。


当时我带着《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一起也就去了。在采访过程中给我留了一个非常强的印象,就是企业家本人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强悍的。因为当时有个记者问任正非“你如何考虑退休的事情?”任正非出生于1944年,2014年我们采访的时候他已经七十岁了,所以记者的问题也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当时,任正非不等他的话完全说完,就说:“你觉得我已经老了吗?”


他说,我先跟你讲一讲我两个朋友的故事,一个是美国AIG的创始人格林伯格,他都88岁了,每天早晨做50个俯卧撑,晚上再做50个俯卧撑。还有一个是马世民,大宗商品巨头嘉能可的主席,也是年龄非常大的,他比任正非还大几岁,说现在还都在一线工作。


任正非当时就说,就在一年前,他69岁的时候,还带着一帮人在他老家贵州自驾游开快车开得不亦乐乎。所以企业家虽然有很大的压力,甚至也会有抑郁,但他从骨子里强悍,是他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2016年2月23号,我已经创办秦朔朋友圈,到巴塞罗那去参加移动通讯展,这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跟移动通讯有关的一个综合性的展览。那一次任正非跟我们大概有十个人,所谓的一些意见领袖在一起聊天。整整一个上午的采访使我有更深的印象,他说发展都应该是循序渐进的,突飞猛进会产生,但是需要很长的酝酿过程。


他说欧洲也是一千多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点一点进步来的,1000年前欧洲是中世纪的黑暗,中国还是清明上河图的时代,所以任何东西都有一个过程。那当时2015年中国股市大幅度的波动,任正非说,股票疯涨的时候,他就跟公司很多人说这种情况不能持续,“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爹还是那个爹,娘还是那个娘,爹娘都没有变化,怎么会突然变成富二代了?”他说这种疯狂的情况下你要进去,你将来一定亏损!


然后我们有一个朋友就问了,说听郭平(轮值CEO)说华为不会上市,五六十年不会上市。任正非当时就回答说:“那当然,我们为什么不上市,上市赚几百个亿不难,但就会忽视我们的战略目标方向。赚钱是容易的,难的是实现战略目标。所以我们的广告说不在非战略机会点上消耗战略竞争力量。”他说,这在不上市的情况下容易做到,因为你不用去听股东的话,那上市你就要听股东的话,你就很难这样做的。“我们是理想主义者。”


什么叫战略机会点?华为这么多年,在任正非看来,主要就是替电信运营商去修管道,把管道越修越粗越大,能够包容越来越多的流量,因为视频的流量比图文比音频不知要大多少倍,所以未来流量需求越来越大,那意味着运营商的管道要修得越来越多,同时,华为还直接进入终端的业务,总之都是跟流量关联在一起的。


所以当时任正非还跟我们说,我们用锄头去种地,不能说有好多把锄头,我就不种地了。锄头就是工具,就是拿来种地,如果我们玉米也不种,啥也不种,就没有直接去创造价值。所以说虚拟经济它不是一个目的,如果我们把虚拟经济变成目的,那迟早会有挫折的。


当时我们就问他,你的战略的洞察力来自于哪里?是来自于跟客户交流吗?任正非说是来自于跟所有人的交流,包括高层、客户。华为内部有一个员工的社区叫“心声社区”,他说:“我们的心声社区经常在炮轰华为,我也从这些帖子里吸取营养。还有互联网上的阅读,这些跟帖的背后是华为的年轻的人才在不断成长。”


当时我还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我过去经常读你的文章,你经常提到日本、欧洲、美国,你觉得中国未来在创新上可以向他们学习什么?当时任正非说,第一,就是要保护知识产权,这样才会有原创;第二,要耐得住寂寞,现在泡沫化的社会中不会产生科学家,几十年后我们还在泡沫边缘上的话,最终就会被历史抛弃。


他说,从学习的角度,第一,创新向美国学习,美国的创新是不竭的动力。第二,我们要像日本、德国、瑞士学习,发挥工匠精神,也就是踏踏实实地做东西。他说,日本有个小公司研究螺丝钉,几十年就研究一个螺丝钉,做到螺丝钉不会松开,全世界的高铁飞机高速运转的设备都要用它的螺丝钉;说德国的高级的水晶杯、高级的银餐器,这都是德国小村庄里的企业生产出来的。他说去那两个小村庄,他们工厂打印出来的表格从来不谈销售额,他们谈的是什么?谈的是占世界份额的比例。他当时很幽默的说,那是一个村办企业,跟你谈的是占世界份额的多少。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归踏踏实实的经济,否则我们经济想持续增长,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任正非对于中国的企业家有哪些最有价值的东西,我想除了企业家精神之外,就是他扎扎实实坚定不移地从长期主义出发,来通过研发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然后坚定不移地告别任何形式的投机主义,我觉得这是任正非对我们最有启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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