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 文化篇-蒙元政治的两大倒退

一．思维导图

二．文稿原文

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赵冬梅，欢迎收听“冬梅讲国史”。今天我们来谈谈蒙元历史对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

先请诸位一起放松一下，来欣赏一幅挂毯，

这幅挂毯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法国博韦制毯厂（BeauvaisManufactory）的佳作，如今是美国洛杉矶盖蒂博物馆的珍藏。在画面上，我们看到，花园的大树下，有一宝顶凉亭，凉亭里摆着一张不大的圆桌，一男一女围着圆桌相对而坐，周遭环绕着跳舞的侏儒、弹奏七弦琴的侍女、和服侍酒食的仆人。男主人身材微胖、鼻梁高耸，头戴红色毡帽，帽子下缘以皮毛装饰，脑后则是一大坨孔雀翎，耳垂上还挂着水滴形的耳坠。他坐在金色的靠背高椅上，手举高脚金杯，似乎在向对面的女主人祝酒。同样大眼高鼻的丰腴的女主人则凝视着男主人，右手前举，左手低垂在裙侧，手上握着一把精致的折扇，金色的披纱从头顶一直垂到腰际。那么，现在问题来了，画面上的这一对，究竟画的是谁呢？大清的顺治皇帝和皇后——很显然，法国人想象中的大清帝后，是以法国的王室贵族为原型，加了一点异域元素制造出来的。

人们在认识、描述未知世界的时候，所能用的尺子一定是自己所熟知的一切。类似的故事，还有晋惠帝近乎痴人说梦般的“何不食肉糜”，以及鲁迅笔下20世纪初农村妇女想象中的皇后娘娘。农村妇女认为柿饼是难得美味，以己度人，推想皇后娘娘那么尊贵，一定是想吃多少柿饼，就可以吃多少柿饼，所以在村妇的想象中，当皇后最惬意的事情，莫过于一天劳累之后，倒卧于竹床之上，懒洋洋地说：“太监，拿个柿饼来！”晋惠帝的脑子可能是不太灵光的，但他有一种本能的善良，他想象着老百姓没饭吃一定很苦，所以，他脱口而出，很自然地说：“那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糜呢？”对于一个深宫里长大、娇生惯养、没见识过人世艰难的皇帝来说，吃肉糜已经是退而求其次了吧。

熟悉的世界让人感到安全，产生舒适感；未知的陌生世界则让人感到危险，产生恐惧感，越陌生越恐惧。因此，成年人的常见做法，就是用已知来丈量、判断未知，尽可能的把有关未知世界的新知识修修剪剪，想办法塞进已知的框架里。首先是“以己度人”，然后是“削足适履”，把“陌生”改头换面，强行变成“熟悉”来认识，这样会大大降低对于未知的恐惧，获得心理安全。但是，这样做，却可能会让我们丧失认识未知的能力——如果你都不承认这是不一样的新的东西，又怎么可能真正认识它？！

传统史学对于像蒙元这样的北方民族政权的认识，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以己度人”“削足适履”，以华夏为尺度去度量和评判异族统治，单方面地强调“汉化”，选择性地忽视统治民族自身地文化特色和其他思想文化资源的影响。这就让我们很难厘清北族政权对于华夏文化的实际影响——完全不同的因素不但进来了，而且在某些方面彻底改变了华夏——变化实际发生，但是，如果你连北族政权是不同的都不愿意承认，那又怎么可能认识到变化是怎样发生的？

承认不同，看到差异，然后才能明瞭变化。

蒙元统治，自有其思想、文化和制度基础。“蒙古建国后除汉文化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对本土文化贫乏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汉文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药方。”相反，对于蒙古人来说，汉文化的接受难度可能是更大的，原因有二：第一，蒙古是游牧民族，而汉文化是发展成熟的农耕文化，游牧与农耕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配型不同，必生排异。第二，蒙元统治的核心是强大而保守的草原游牧贵族集团，他们所坚持的是草原本位政策，对汉文化的接受意愿本来就不高。比如选定今天的北京作为元朝的政治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方便与北方草原保持联系，而后来的历史也证明，蒙古人最终还是从大都退归了大漠草原，没有重蹈之前女真、契丹、鲜卑等民族彻底消融于华夏的宿命。不管在当时的汉人、南人看来蒙古文化是多么的落后，但是作为统治民族的文化，这种来自北方草原的文化仍然构成了蒙元统治的核心，并且对华夏文化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蒙元文化包容有度，气象宏大，重视技术型知识，假以时日，必将大成。只可惜，蒙古统治中国只有短短的百余年，这样的文化“大成”，并未出现。就政治文化而言，我们今天能够看清楚的，来自蒙元的影响还是负面居多。就华夏政治文明的发展而言，蒙元时期发生了两项重大倒退，影响恶劣，必须清算。

第一点是在国家性质的认识上，出现了大幅倒退。蒙古人信奉的是更为原始的家产制国家观，他们相信蒙古国家是成吉思汗家族的私有财产，“一切东西都掌握在皇帝手中，因此没有一个人胆敢说这是我的或是他的，而是任何东西都是属于皇帝的。”这种认识与华夏的天下国家观念是格格不入的。天下国家观念的一个重要认识前提，是皇帝、朝廷国家与天下苍生构成了“江山社稷”，而“江山社稷”是一个整体，有它的整体利益。一姓王朝的统治权力来自上天对其德性的承认，而这种承认体现在“天下苍生”也就是老百姓的态度上，因此，皇帝和朝廷国家必须顾及老百姓的利益，在朝廷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比如，对待王朝统一过程中的新占领区，按照华夏传统，新疆与旧土之间可能会存在政策差异，但是这种政策差异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因为在理论上，华夏的政治原则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新疆与旧土之间是平等的，应当受到同等对待。

这种观念，蒙古人哪里懂得？在他们看来，新占领区的土地和人民都是蒙古人的战利品。初入中原之时，曾经有蒙古贵族向窝阔台汗建议：“留着这些汉人也没什么用，不如都杀了，让大地草木畅茂，用来放牧牛羊！”除了打仗以外，畜牧是蒙古人最熟悉的经济方式；汉人的生命在蒙古贵族眼里是一文不值的，既然没用，统统杀掉也是可以的。最终，是汉化了的契丹人耶律楚才阻止了这场大杀戮。那么耶律楚才是怎样劝说窝阔台汗的呢？他一句儒家的大道理都没有讲，而是直接给窝阔台汗算了一笔账，告诉他留着汉人收税，每年可以收到“五十万两银子、八万匹绢和四十万石的小米。”这笔账算下来，果然就打动了窝阔台，窝阔台说：“如果真像你说的，那么国家就不愁没有钱花了。你试试看吧！” （《元文类》卷五七，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耶律楚才劝说窝阔台的方式，充分表明他对蒙古文化以及蒙古上层认识水平的熟悉程度。

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一个很有趣的话题——腐败。之前曾经有著名作家声称“宋朝最腐败”，影响巨大。我学宋史，就老有人追着我问“宋朝真的最腐败吗？”我没做过比较研究，不敢说哪个朝代最腐败，只能回答说，从逻辑上推，绝不可能是宋朝——政治文化在那儿摆着，底线是有的。这次读书，看到了元史专家李治安先生的说法，我非常同意——元朝的腐败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全面的腐败，从地方到中央，“居官者习于贪，无异盗贼，己不以为耻，人亦不以为怪。其间颇能自守者，千百不一二。”元朝的腐败有两个非常不同一般的特色：第一，华夏王朝的腐败通常发生在王朝末路，而元朝的腐败是从一开国就风气甚烈的。第二，前代宰相爱惜羽毛，希图留名后世，所以较少有腐败发生；而元朝的宰相不但贪腐成风，而且涉及金额巨大。1303年，元成宗因为一起腐败案，惩处了8名正副宰相，占到宰相人数的82%，几乎全烂了。

元朝空前腐败，原因何在呢？俸禄微薄、官员素质低下、最高统治者的徇私，这些都是合理的解释，然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蒙古人对于国家性质的认识是不一样的。他们没有华夏传统的江山社稷的概念，不知道皇帝国家和社会是一体的，有共同的整体利益需要维护。所以，在宋朝，台谏官批评监督弹劾是受到鼓励和包容的，皇帝、宰相就算心理不愿意，大面上也得过得去，因为批评对江山社稷有好处，这是共识。而在元朝，御史台弹劾皇帝信任的高官，皇帝会说：“以后谁再说这事，朕肯定饶不了他！”高官出了问题，皇帝所想的，不是要核查问题、处置高官，而是处理揭发问题的人，这脑回路，也实在是清奇无比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国家是朕的家产，而大臣是朕的家奴。朕愿意抬举他，与外人何干？！

蒙元时期政治文化的另一项大幅倒退发生在君臣关系上，从前是君臣，从此变主奴。君臣之间在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等诸多方面当然是不平等的，但是在人格上，君臣之间存在着某种抽象的平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间，以礼遇换忠诚；“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卷而怀之”，臣子有不合作的权力。这种抽象的平等到蒙古人这里宣告终结。蒙古人更看重的是做皇帝的奴仆。草原旧俗，大汗最信任的人是他的世袭奴隶（斡脱古·孛沃勒）。成吉思汗初兴，木华黎的父亲把木华黎送到成吉思汗身边，让他“永远做奴隶者”，“若离了你的门户呵，便将脚筋挑了，心肝割了。”木华黎家族在元代世代高官，但是他们“认为最高贵、最足以骄人是‘老奴婢根脚’。”在蒙元文化当中，世袭奴隶是最高贵的出身。成吉思汗所建立的怯薛制度，就是以大汗/皇帝的贴身宿卫充当国家的管理者。怯薛“分管大汗的冠服、弓矢、饮食、文史、车马、帐篷陈设、府库、医药、卜祝之事，世代相传为大汗服务”，怯薛可以才能接受大汗的指派去处理政务、治理国家，当到宰相，地位显赫之极，“然一日归至内庭，则执其事如故，至于子孙无改。非甚亲信不得预也。”对于蒙古贵族来说，没有什么比作为奴婢服侍大汗或者皇帝更光荣的事业了。

家国不分的状况，在华夏国家政权的发育早期，以及后世的王朝的政权发育过程中，都曾经出现过。比如从晚唐五代到宋初，也曾经出现过皇帝用家臣来伸张皇权、加强中央控制的情况，但是，华夏政治文明的成熟度足以让当时的皇帝认识到这是不正常的，一旦国家进入长治久安，家臣，不管是宦官还是其他都应当退出政治舞台。而这种意识，蒙古人显然缺乏。他们走了相反的路，在统治中原之后，草原上的世袭奴隶制度扩大化到一般的君臣关系当中。而当臣子的地位下降到奴隶的地步，哪还有批评纠错的余地呢？

我们虽然接纳蒙元帝国在华夏版图上的开拓之功，但是也绝不应该忘记蒙元统治给华夏政治文化带来了两大倒退，在国家性质的认识上退到以天下为皇室家族之私产，在君臣关系上退到以奴婢为荣耀。好，这就是今天的内容。谢谢大家！

三、名词解释

1.怯薛：怯薛（蒙文：Хишигтэн，英文：Kheshig ）又称怯薛军，怯薛制，是一个蒙古语词汇，指代蒙古帝国和元朝的禁卫军，是由成吉思汗亲自组建的的一支军队。是突厥－蒙古语“番直宿卫”之意，见《元史·兵志二》。汉译多作宿卫，有轮流值宿守卫之意。怯薛成员称怯薛歹(ke ig-tei)﹐复数作怯薛丹(ke igten)。怯薛起源于草原部落贵族亲兵﹐带有浓厚的父权制色彩﹐后来发展成为封建制的宫廷军事官僚集团﹐元代官僚阶层的核心部分。

怯薛主要由贵族、大将等功勋子弟构成，每名普通的怯薛军士兵都有普通战将的薪俸和军衔，他们的统帅是元初“四杰”：木华黎、赤老温、博尔忽、博尔术，又被封为“四怯薛”。怯薛军有着严格的纪律，同时也享有非同一般的特权，一个普通的怯薛军人的地位甚至高于千户官，这支怯薛军维护成吉思汗的统治，构建了蒙古帝国的统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