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利场》5：生安锋｜“名利场”就是作者萨克雷的自我画像

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清华大学的生安锋。上一讲，我们讲了《名利场》中的语言艺术，这一讲，我们主要探讨一个问题，蓓基在道德上是否是清白的？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蓓基•夏泼这个角色，一直是文学评论界探讨的话题。萨克雷在小说中运用了一个技巧，他用场景性的细节来作为自己道德评价的基础。萨克雷在《名利场》中为我们呈现出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作品在向我们展示，让读者和作品的场景有所互动；一个方面是作者本人的叙述评论，让读者在感知作品细节的同时，也在被告知某些信息。

这一张力展现得十分强烈，这也是我们在《名利场》这部小说中发现叙事者具有特殊权力的原因。不过这也是我想说的问题，《名利场》以及其中的主要人物，部分是自发式地携带着作者本人某些情感色彩的。有位评论者叫罗宾•希茨的就认为，《名利场》是萨克雷“令人震惊的、破碎的自我画像”。

萨克雷在蓓基身上于某种程度上展现了自己那种矛盾的阶级观念。从萨克雷的自身经历来看，他破产后脱离了有钱阶层或者有闲阶级的生活，选择了上流社会所不齿的作家这个行业。在小说中，大部分上流社会的人也被他描述为势利虚伪，比如克劳莱小姐和斯丹恩勋爵。

在小说中的多个地方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作者对上流社会的腐化奢华的贵族生活的讽刺。比如作者在第八章的最后所写：

“我先警告仁慈的朋友们，在我这故事里面，坏人的奸恶折磨得你难受，犯的罪行也非常复杂，幸而说来倒是非常有趣的。这些恶人可不是脆弱无能的脓包，到该骂该说的地方，我出言绝不留情，绝不含糊。目前我们只写平淡的乡村生活，口气当然得和缓些儿，譬如风潮猛烈的景色，只能发生在大海岸上，在孤寂的半夜，那才合适；想在脏水盆里掀起大波，不免可笑。”

还有一段更为明显的语气强烈的评论：“其实那真笑的人品性是怎样的呢？她崇拜权势，只以成败论人。这等没信仰、没希望、没仁爱的坏家伙，在这世界上却一帆风顺。亲爱的朋友们，咱们应该全力和他们斗争。还有些别的人，或是江湖上的骗子，或是糊涂蛋，倒也过得很得意。他们的短处，咱们也该暴露和唾骂，这是讽刺小说家的本分。”

从这两段立场明显、语气强烈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读者处在一个“被告知”的位置，陷入到了萨克雷构建的叙事脉络中去。有的评论家认为，蓓基的命运之所以是悲剧色彩的，是因为“女性地位的改变必须是集体的，任何单独的梦想和努力，有时是可笑的，更多时候是可悲的，恰如利蓓加的挣扎。”这构成蓓基悲剧人生的一个方面。但我作为一个文学作品的读者和评论者的观感是，女性地位改变最终要成为“集体性”的共识，但是要达到这一状态，必须首先从某个有觉醒意识的个体开始。

蓓基命运的悲剧性还有另一方面，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指出的：“女人只能是被造成的那种人，而且那种过去必然会遮盖她的一辈子。”男性和女性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分工的不同，以及蓓基自身的原生家庭所导致自己处在社会底层这个难以掩盖的事实，都注定了她的经历、努力和结局都具有很强的悲剧色彩。

我认为比较有趣的说法是，爱米丽亚和蓓基虽然遭遇不同，但是最后都有着相同的命运。萨克雷作为一个男性作者，按照以男性为中心的道德和情感意识将她们创造出来，她们都是虚假的，体现的是男性对于追求理想女性的梦想和对不符合他们标准的女性的仇恨，她们或为“圣母”或为“妖妇”，从来没有成为真正有血有肉的女人。

之前我们说过，萨克雷在小说中尽量避免对人物有唯一和固定化的价值判断，想要赋予小说人物更多开放和多元的评价模式。但是每一个文本在产生之初，势必会携带着某些作者和当时社会图景的气息，这是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萨克雷无意让他的小说仅供娱乐，想要宣传某些道理，这正是他作为一个无所不知的作者，在小说文本中始终保持在场的原因。

这让我想到，对于一部小说来讲，也有小说内部呈现出的文本的事实，也有作者的事实，也就是作者借助文本内容，想要主动、主观地传递给我们的事实。像萨克雷《名利场》这部小说，可以说具有了“不可信赖的叙述者”的典型色彩，把文本的事实和作者的事实巧妙地统一在了一起。

说到这里，可能还涉及一类事实，也就是译者的事实。翻译本身就是一次创造过程。翻译是我们国内的很多研究者接触外国文学作品的重要途径。杨必翻译，杨绛点烦的《名利场》一直被视作是文学翻译中的经典之作（“点烦”这个词反映着杨绛先生的翻译观，就是在译作完成后，在不伤及译文内容的前提下，对译作进一步加以锤炼 使之更具可读性的一种手段）。我阅读杨必翻译的《名利场》的一个感受，就是她大部分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没有严格地被原文的字句和框架所限制，而是在深刻领会原文精髓的基础上，灵动准确地传达原作的独特神韵，这样也就成就了译作生动流畅的特征。然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势必要加入自己对小说的理解和一些主观思考，这也就是“译者的事实”存在的原因。

除了“译者的事实”之外，还可以有“读者的事实”。试想生活在英国19世纪社会的读者群，与中国21世纪社会的读者群，在阅读萨克雷的小说时，显然观感是很不相同的，这有时代背景和生活环境的影响，也有读者本身的阅读偏好和个性特征的影响。

朱光潜的美学里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是“跳脱出来”，也就是营造一种距离感，让我们在欣赏文学艺术作品时，暂且把自己的主观感受和个人经历搁置在一边，把文学作品仅仅当作是一种艺术来远观和欣赏。

我们再回到对蓓基•夏泼的道德评判这个问题上来。如果我们去除掉“作者的事实”的影响，仅仅从“文本的事实”来看这个人物，就会发现，虽然在萨克雷笔下，蓓基是一个极会伪装，善于操控别人情感的人，但是她的这种表演才能也是她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的一种谋生手段，一种生存的策略。

她的身边到处散发着名利的铜臭之气，到处是一些等级观念深厚的人，到处是一些表面仁义道德，实际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到处是以名利为衡量价值的唯一标杆的人。名利之间的交易结束，友谊也可一拍两散。

那么，我们其实甚至不能从道德的维度来对蓓基的行为作出评判。任何的道德评判都会显得是“俯视性的”，因为我们没有置身于蓓基所处的环境中，去亲身经历滋养出她那种欺骗性才能的社会与生活环境。

这让我们联想到中国的戏剧大师曹禺，正是受到了西方思潮和文学传统的影响，他创作出了《雷雨》这部伟大的戏剧，对于《雷雨》中的周繁漪，并不能简单从道德上去评判，就像这部剧作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一场雷雨象征着当时的社会环境，周繁漪的复杂、无助、违背传统女性的道德伦理等特点，让她不过是作为社会的牺牲品而存在。她卑微地乞求生存和爱情，但是在雷雨肆虐的社会环境下，这种渴望又显得是那么渺小和无助，具有强烈的悲剧性色彩。

同样，蓓基追寻平等的社会地位，企图摆脱自己原生家庭的束缚，摆脱社会对女性固有的伦理道德想象的限制，这种努力在一个充斥着名利场的社会中，显得也是那么的渺小和无助。即便她不得不在名利场中以一种被同化的方式来求得生存，来保全自己，我们也不应从道德评判上对她进行任何的责难。或者根本不应该有任何道德上的评判标准。有论者就曾经指出，说“蓓基必须首先顺从斯丹恩勋爵所代表的男性权力社会，成为他们精神消费的对象，作出牺牲，才能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但她拒绝成为父权男性幻想所消费的被动客体，勇敢地对父权社会的男性权威发起了挑战。”

我们也许可以还蓓基一个道德清白。我比较喜欢的一个角度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尼采提出过著名的日神和酒神观念。酒神代表着人类非理性的部分，重视生命力，认为生命力是不受限制的，不能用形式来束缚的。而日神代表着理性和光明，重视形式和秩序。日神和酒神的并行存在，同时发展，才构建了希腊文化中一种高度的平衡。但在后来的发展脉络中，日神精神渐渐高于酒神精神。后来的叔本华认为，人的痛苦是基于自身的欲望，理性精神被放置在至高的位置上。

维多利亚时代以来，也渐渐有一批学者主张，要回归自然本真的状态，回归精神的真实。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把人的精神领域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维度。本我集中于本能的冲动与原始的欲望，本质上是不合理的。蓓基•夏泼在选择配偶时，并没有出自内心真实的考虑，而是出于本能的，无意识的，强烈生存欲望的驱使。她选择的结婚对象一开始是肥胖臃肿的约瑟夫，后来是挥霍无度、流氓成性的罗登，甚至还可以是老迈自私到变态程度的毕脱爵士。

她希望借助婚姻来摆脱自身底层的社会地位，帮助自己实现追求物质金钱和社会名望的梦想。她后来情感上的屡屡出轨则显示出了她的“泛性本质”和对传统性观念和性伦理的蔑视和反抗。这就是她本我力量的影响。

蓓基也同时受到超我的控制。与本我相反，超我作为本我的对立面，代表社会力量监视、指导和威胁着自我。超我是在后来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并不像本我产生于生命之初。蓓基对爱米丽亚的丈夫乔治与她私奔请求的拒绝，以及出面维护补救爱米丽亚和都宾之间的情感裂痕，都是她超我一面的展现。但是蓓基更多层面上是一个游离于社会心理群体之间的流浪儿，很难与任何超我价值观完成一种认同。她的性格特征中有一种杂合体的倾向，无所谓道德，无所谓伦理。超我于是相对于强烈又强势的本我而言，处于先天不足的位置上。

自我所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在“超我”和“本我”之间维持一种平衡。国内有学者也曾指出，蓓基的自我大部分依赖的是“现实原则”；她是一位现实世界的强者和适应者，其追求名利的强烈愿望源自心理中本我的强大。蓓基精神中本我力量的强大，以及她与传统超我价值体系的割裂，造成了她作为社会中一种道德孤儿而存在。蓓基需要通过他人的注视和目光来确认自己的位置和身份，这是具有悲剧色彩的。

蓓基的心理和生存状态，就是不断地在一个充斥着名利角逐的社会里，从他者的回眸中，不断强大自己的本我意识和酒神观念，越来越偏离传统的超我价值体系，使自己在精神和物质层面都与名利场中的价值判断完成了一种体认，而蓓基的“自我”也逐步变成为她的“本我”服务的工具。

从弗洛伊德的自我、本我与超我理论，来从文本的事实分析蓓基•夏泼这个人物形象，我们可以让她免受很多道德评判的束缚。过于追求日神观念的理性，让我们可能沦为理性的奴隶；而过于追求回归本源的状态，回归酒神观念，回归精神的真实，如果在一个不可控的社会环境中，或者对于一个精神状态较为游离和空洞的个体而言，都很容易沦为一个时代“道德的孤儿”。

我们可以从精神分析理论，给蓓基•夏泼的道德状态提供一个解释，也可以不必从道德维度对她过多评判。但是生活在如今21世纪的读者群，再来看《名利场》这部小说，再来思考蓓基•夏泼这个角色的时候，却也不自觉地带有某些当下时代的超我价值体系的印记。这种道德印记让我们能够理解、同情蓓基，但是也绝不会，也绝不可能在自身的日常生活中，再复制或者还原“道德孤儿”的生活状态，或者与之完成一种深层次的体认。

萨克雷把《名利场》作为小说的标题，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名和利呢？小说的最后一段写到，“浮名浮利，一切虚空！我们这些人谁是真正快活的？谁是称心如意的？就算当时遂了心愿，过后还不是照样不满意？”这句话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圣经旧约中的《传道书》中关于人生在世一切都是虚空的话：“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传道书1：2-3）“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传道书1:9）。

《名利场》的故事结局里，都宾和爱米丽亚的爱情到底是否有想象中那样幸福美满？蓓基最终通过辖制乔瑟夫得到了数目不详的一笔钱，但她是否就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如果我们为它撰写一个后记，小说中的人物又会有怎样的人生与结局呢？

这里我们联想到美国作家德莱塞（1871-1945）【萨克雷1811-1863】的小说《嘉莉妹妹》（1900）。我认为《嘉莉妹妹》的故事可以作为《名利场》的一种后记形式。《嘉莉妹妹》写作于1899年，完成于1900年。德莱塞童年家境贫寒，生活痛苦，后来从事过记者和编辑。这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但更倾向于自然主义，认为一个人的成败除了遗传、生理因素外，环境和机遇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小说以19世纪末的大城市芝加哥和纽约为背景，展示了正在发展的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广阔画面。女主人公嘉莉是一个纯朴、幼稚、勤劳的年轻姑娘，为了谋生，她从乡下来到繁华的大城市芝加哥，她相信依靠自己诚实的劳动总能过上好一点的生活，可是她面临的仍是贫困与失业。后来迫于饥寒之苦，无奈和一个推销员同居，然后又做了酒店经理赫斯特伍德的情妇。在纽约，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成为了演员，获得巨大的成功，从此发迹。

只是《嘉莉妹妹》由贫寒走向发迹的故事不是我们探讨的重点。嘉莉妹妹在获得了物质上的巨大成功后，精神世界却显得更为空虚。其背后的原因是我们要探讨的重点。根据鲍德里亚等批评家的观点，嘉莉妹妹的心理状态可以归结为几点原因：

其一就是她迷失在了消费社会的虚假表象中。19世纪的科技迅猛发展，消费社会制造出了很多虚假的需求。人在这个过程中被商品异化了，甚至本身也变成了消费场所中的某种消费对象。对物质的盲目崇拜更是剥夺了人们在精神世界中的理智与清醒。所以我国有学者就指出：“对于嘉莉妹妹来说，尽管她获得了华服，满衣柜的衣服，但是她得到这些的同时个体也被转化成了一个抽象的价值。”她对于戏院来说是一个广告，对于居住的旅馆来说是一个招牌。

其二是嘉莉妹妹迷失于符号价值中。她追逐的不是美丽的衣服本身，而是衣服能够作为一种符号，将她划归为理想的那类人中去，或者也可以说，她追逐的是华服所代表的等级序列。但是符号价值构建的嘉莉妹妹的理想自我是非常单薄的，缺乏了某种精神力量和元素的支撑，这样的自我很容易在瞬间土崩瓦解。

其三是嘉莉妹妹迷失于单向度的思维中，嘉莉妹妹将自己嵌入到一种社会关系网络中。所以有论者指出，嘉莉妹妹是让大众的标准取代了自身作为独立个体的思考能力，“让获得认可的神话在各个角落逐渐取代证明自己的神话”。嘉莉妹妹淹没在消费社会里，迷失了自我认可的能力与独立思考的价值。这三点迷失是德莱塞借助嘉莉妹妹的故事要传达给我们的。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蓓基是作为一种道德的孤儿而存在的，她的生活背景影响了她的思想观念，让她把在名利场中追逐名利，作为改变自己生活状态和社会地位的唯一方式。她最后虽然没有像嘉莉妹妹那样获得成功，但是也获得了一笔可观的财产。若是给《名利场》撰写一个后记，这笔可观的财产带给蓓基的可能更多是一种异化的倾向，一种更深层次的精神孤独，让她越来越被边缘化为“道德的孤儿”，而不是让她更多感受到自己获得了某种权力、自由或者幸福。

把消费社会对人的异化作为对《名利场》的最后的反思，也让我们重新思考《名利场》中的名利与人类生存、人类价值之间孰轻孰重的问题。在今天这个开放而多元的时代，我们也势必要面临很多“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也势必有很多“未选择的路”，把我们推向人生很多的岔路口。

在这个大时代的时间节点上，在物欲横流的消费社会中，如何保持对个体价值的坚守，不被物质生活的名与利所左右、所牵引，也是我们今天再次阅读《名利场》这部19世纪的杰出小说的现实意义所在。

听众朋友，我们讲述了英国作家萨克雷的名著《名利场》。我为你讲述了它的故事情节，分析了里面的人物形象，探讨了它的语言艺术，也剖析了它各个重要的主题。我希望你在听完我的介绍之后，要亲自去阅读一下原著，去感受一下经典的深刻和魅力。我是清华大学生安锋，感谢您的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