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 对季羡林影响最大的书之一：《论语》

本集文稿�

上一次我们讲的学贯中西的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对孔子与论语的论述，朱先生是高寿的，他享寿近90岁。在1986年他逝世的时候，一位早年听过课的重量级的学生写了悼念文章，当时这位学生也已经75岁了，他在文章中说，现在北京大学内外还有一些老先生，可以算是自己的师辈，但真正听过课的老师只有朱光潜先生一位了。这位学生就是季羡林先生。北京大学当然是中国最著名的综合性大学，学科门类齐全。我们上次说过，朱光潜先生是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的权威，而季羡林先生则是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权威。

但季先生是30年代在清华西语系毕业的，主攻的是德文。在北大任教授的朱光潜也在清华兼课，给他们上文艺心理学。当时在清华虽然名教授很多，但季先生说，对他后来的学术生涯真正有影响的只有两门课。一门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一门就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季先生毕业以后赴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1946年回北京大学，创建了东方语言文学系，研究印度古代语言，印度佛教史与中印文化关系史，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

晚年又写了回忆录和大量的散文，所以他既在专业领域里有很高的地位，也在专业之外有很高的知名度。研究中印文化关系时，自然要牵涉中国历史。而季先生晚年也对中国文化的特点、中西方文化的比较发表了很多意见，所以也被称为国学大师。但他专门发表声明，说＂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生？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这在当时也引起了媒体的热议。

关于国学是否成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在以前尤其是外敌入侵的特殊历史时期，不少学者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宣传中国学术。章太炎办国学讲习班，演讲录以国学讲演录的名义出版。清华大学在上世纪20年代就有以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导师的国学研究院。北京大学有国学门。包括钱穆在内的多位学者写过国学概论之类的著作。后来各种国学杂志、国学专业也层出不穷，也有数不在少的人被真真假假地分为国学大师。除了不止一套的国学丛书，以至国学大师丛书。所以要将国学这个词从现代汉语中驱除出去，恐怕是不容易，甚至是不可能的。

至于国学的范围，国学的意义，是可以讨论的。而有的人宣扬国学的目的也是可疑的，甚至是可鄙的，但这都不足以成为否定国学存在的理由。而传统的国学主要指的就是儒家经典、历史典籍、诸子、文学以及文字音韵训诂之类的汉语言文字学。季羡林先生的研究范围主要不是这些，所以他说不少朋友的中国学基础比他好，是实事求是的。其实季先生也不需要用国学大师这顶帽子来增加自己的分量。季羡林不算传统意义上的国学家，这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但这并不是说他对国学是陌生的。他那一辈的人对孔子对儒家对论语都不可能陌生，因为都是有童子功的。他晚年赞成从娃娃开始就学习一些传统典籍。他说现在有个提法，叫弘扬国学，从娃娃抓起，这他也是赞成的。但怎么抓很难。怎么让娃娃了解什么是文化？太困难了。他说让我讲我讲不了，我们的讲法娃娃也接受不了。而他自己小时候就是用老办法，第一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背四书了，主要是论语孟子，然后再扩大到其他的儒家经典。

几百年来传统的办法就是背这些书，即使要讲，有些问题也不是私塾教师讲得清楚的，背的多了，慢慢就懂了。所以他还是支持孩子多背点书。而他小时候背的论语，显然到了晚年还在起作用，还经常的出现在他的各类文章当中。他有一篇散文，讲到影响自己一生的四个人四句话。一是他敬爱的老师陈寅恪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陈寅恪为同事王国维写的纪念碑铭当中对王国维精神的概括，而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是陈寅恪自己的写照。

第二句是胡适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陈寅恪。胡适都是对季羡林有恩的有影响的师长。他从德国留学回来，就是由陈寅恪向胡适推荐成为北大教授的。北大当时规定，国外回来的留学生最高只定为副教授，而他到北大才一星期，就被定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既受过胡适提携，他后来的文章也得到过胡适的鼓励。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胡适在治学上的著名主张，很受学者推崇。我们在不久前讲萧公权的那节课里也提到过。由于胡适的政治立场，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大陆掀起过一场规模很大的批判胡适的运动，出版了好多本胡适的批判集，这个在美国的胡适都看见过，季羡林都沒有参与。

80年代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就叫《为胡适说几句话》，称由于胡适做过反面教员，＂人们长时间里谈胡色变。他那句有名的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本来是正确的，也受到了批判。＂而季羡林对胡适的总评价是，＂我曾同他共事几年，他是校长，我是系主任，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的著作我几乎都读过，可以说我对他既有理性的认识，又有感性的认识。他对人和蔼可亲，保护学生不遗余力，爱好政治而实为一个书呆子。＂这个评价是出于真心的。

三是梁漱溟说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这是梁漱溟在政治风浪面前自道志向的话。我们所有的朋友一听就知道这是论语子罕篇里孔子的名言。

第四句是也担任过北大校长的马寅初说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当然也是引的古语，从他推崇的四位师长所引用过的这四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到季羡林向往和推崇的为人的精神与治学的方法，其中也包括了孔子的思想。他晚年发表了很多写人生感触的散文，也常常发挥论语里的思想。

比如他谈口才与为人的关系，说善者不辩，辩者不善。他说以前结识过一些能言善辩巧舌利嘴的人，当时曾认为那是他们的一种才能。后来又结识了一些忍辱不辩寡言不争的人，就感觉到了他们的精神境界差异很大。＂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老子在《道德经》中最后的收笔之言：圣人之道，为而不争，顿时感到恍然大悟。巧言令色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才能，忍辱不辩才是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出自道德经第81章，意思是说，世间的好人不会花言巧语，能言善辩的人不一定是好人。

人生的修行重在于行，而不在于辩。真理没有必要每天去争辩，一天到晚争论不休，也未必就能辩论出来真理，一切真理与正道，只有真正用心去实修，才能真正领悟。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在论语学而中又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由此看来，在人生中应该少说多做，这一点孔子与老子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不能只说动听漂亮的话，而没有实际行动。细细想来，善良而有能力的人，不需要去和别人辩论什么，不会只用言论去证明自己是正确。

即使面对诽谤或人身攻击，他也能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无辜和清白，忍辱不辩的人往往都在埋头做事。与此相反，那些天天与别人辩论的人，并不是真正有能力的人。尽管他们在与别人辩论时，处处表现自己的能力，然而真正善良的人不需要用花言巧语去赢得别人赞许，修口德就要先远离高谈阔论，不对他人评头论足，真诚待人，与人为善。遇到磨难时忍辱不辩，才是正人君子之所为。＂

又比如他从论语生发开来，专门谈过思与行的关系问题。三思而行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一句话，主要是劝人做事不要鲁莽，要仔细思考，然后行动，成功的可能性会大一些，碰壁的可能性会小一些。这个典故就出在论语公冶长篇：＂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这说明孔老夫子对三思而行是持反对意见的。我们家老祖宗文子的三思而后行的举动（因为是季文子和季先生一样姓季，所以季先生称他为我们家的老祖宗），吾家老祖宗文子三思而后行的举动，两千六七百年以来，历代都得到了几乎天下人的赞扬。

比如有的注家说：＂三思者，言思之多，能审慎也。＂甚至有人认为三思还不够。三国志里的诸葛恪传注里面说，有人劝诸葛恪＂每事必十思＂。可是我们的孔圣人却冒天下之大不韪，批评了季文子三思过多，只思两次，也就是＂再＂就够了。

讲完了论语当中的这个典故，季羡林说，根据我个人几十年来的体会，除了下围棋象棋等等以外，多思有时候能使人昏昏，容易误事。我平时做事不但三思，而且超过三思，思过来思过去，有时候越思越糊涂，终而致头昏，昏然而人不见行动，不敢行动。我这样一个过于细心的人，有时会误大事的。我觉得碰到一件事，决不能不思而行，鲁莽行动。记得当年在德国时，法西斯统治正如火如荼，一些盲目崇拜希特勒的人常常说＂说干就干，不必思考＂，这是法西斯的做法，我们必须坚决扬弃，遇事必须深思熟虑，先考虑可行性，考虑的方面越广越好，然后再考虑不可行性，也是考虑的方面

越广越好。正反两面仔细考虑完以后，就必须加以比较作出决定，立即行动。如果你考虑正面，又考虑反面之后，再回头来考虑正面，又再考虑反面，那么如此循环往复，终无宁日，最后成为考虑的巨人，行动的侏儒。所以我赞成孔子的＂再，斯可以矣。＂这些文章既是对孔子思想的发挥，又包含了一位老人的人生经验，也都值得我们参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