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马勇：近代史上的思想启蒙

上一讲中，我们讲到民国初年的两次帝制复辟以及它背后的政治逻辑。那么，在这一讲中，我们主要谈谈帝制复辟后，当时的中国人怎么看？也就是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

三个阶段

历史学界将近代中国崛起划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是器物阶段，从1860年开始，我们学西方的坚船利炮、声光电气。到1895年，学有所成，来开了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序幕。

（洋务运动期间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

其次是制度阶段，这个阶段我们发现仅仅有器物性的变化是不行的，那该怎么办呢？应该是有制度性的变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一直到1915年洪宪王朝的重建，中国都想在制度上寻找一个突破：究竟应该建构一个什么样的制度，既能适合中国的国情，又能够适合世界的发展？但是两次帝制复辟，让中国人很灰心。

（康有为，主持戊戌变法）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讲陈独秀在1915年护国运动之后回国，感到非常气馁，牺牲的后果竟然是帝制复辟，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于是，陈独秀转而思考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个问题？他一直认为中国缺少一次思想启蒙。

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说过，西方国家基本上都遵循思想变革在前，然后才有政治、社会变革的逻辑。比如，17世纪、18世纪法国先有启蒙运动，才导致后来法国大革命。而中国近代的变革刚好与之相反，不是思想的先导在前，经济社会变革在后，而是彻底翻转。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国从明清开始和西方接触以后，就缺少一种整体性的思想启蒙。如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明末清初的思想启蒙思潮也做了很多研究，但发现明末清初的思想启蒙只是一个自发性的启蒙思潮，是发生在黄宗羲、顾炎武等思想家内部的思想启蒙，它并没有形成一个整体性的民众思想启蒙的运动。因此陈独秀认为，中国必须在这方面下工夫，要提高中国人的思想境界，所以他开始了新文化运动。�

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最终到思想文化层面。1915年陈独秀的思想觉醒，确实引发了很大的变化。同年9月份，陈独秀着手行动，创办了一个《青年杂志》，第二年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又引发了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等等一系列的变化，都是从“想明白”开始的。

（陈独秀与《青年杂志》）

何为启蒙

接着我们来看启蒙本身。所谓思想启蒙对中国来说，和对西方、欧洲的意义是一样的，都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启蒙运动。那么启蒙运动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要解决人的权利问题、责任问题。作为工业社会当中的独立个体，如何在社会当中维持自己的权利？遇到事情如何保护自己？这就是思想启蒙的要点，启发每一个人的思想觉醒，意识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胡适当年讲，只有每一个人成为有担当的、独立的个人，这个国家才是有希望的。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只有国家好，个人才能好，这是不对的。而是只有个人好，才会有国家、有未来。这就是启蒙运动要解决的个人权利问题，也是农业文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先决条件，这是一个逻辑关联。

（胡适）

中国在漫长的工业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没有真正达成。中国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工业文明，到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自由资本主义的发生，中间没有经历启蒙运动。但《马关条约》之后，当中国资产阶级成为一个阶级出现，这个阶级的权利意识变得非常强烈。

各位今天可能体会不到，即便是商界的朋友也可能体会不到，因为我们所讲的东西不是一种状况。举个例子，张謇是1895年的科举状元，本可以直接在北京留下来当官。结果，就在这个工业化的大潮影响下，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张謇离开北京回到南通老家经商了。中国的资产阶级走向了一个自觉的阶级，之后张謇他们就开始研究、翻译日本的宪法。

（张謇）

因为日本宪法当中规定了商人权利，张謇就开始和东南（主要是江浙一带）的汤寿潜等商人，开始研究日本的宪政架构。他们研究的重点是中国在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如何借鉴日本的宪政架构来保护资产阶级利益？而张骞等人的行为也让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

1895年之后，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当中，它是有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在指引着。我们看到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走得非常好。个人觉醒在各种外在压力下也都是不错的。但是也有一个大问题，它的大问题在哪呢？大问题在于，当你的个人权利觉醒的时候，国家的权力肯定受遏制，就是说个人和社会、个人和国家，是处在两个权力的两极，它们之间存在着张力。当个人权利扩张的时候，国家的权力一定是受到削弱。那么这种削弱之后，它又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国家显得没有力量，它就会对这个事情发生很大的影响。

（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

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袁世凯复辟，这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国家面对重大危机的时候没有力量。没有力量当然和人的觉醒，和人的个人权利的诉求有关系。就是说不再听一种声音来指挥他怎么做了，不是统一皇权下的做法。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让新型的共和国一下子就感觉到，依靠他们不可能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就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事情来说，本来和中国没关系，塞尔维亚发生一个王子被刺案，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呢？跟中国没有关系，但是那是德皇的孩子，结果和中国发生关系了。因为德国刚刚帮助过革命党。那么德国这个时候又和英国交战，他们交战和咱们也没关系，但是英国和日本是盟国，那英国就说你帮帮我，因为它们都是结盟的，结盟兄弟你说帮不帮？肯定帮了，日本这个时候就跟中国说，“哥们我得帮帮英国，英国跟我是结盟的。”中国政府就讲，“你怎么打德国啊？打德国，你到德国打就是了！”但是日本人说：“我打青岛，因为青岛被德国人租去了。”那这个逻辑也成立，打青岛。于是德国人跟中国人就在那谈，“我租你一百年，现在遇到战争了，青岛可能会出现问题，你能不能提前接回去啊？”如果中国政府在那个时候提前接收回来，我不租给你了，也未尝不是一个办法。但是中国外交官和中国的决策者就讲，你现在遇到危险了，你现在要给我，你给我之后，如果日本打过来之后我怎么办？我们不接。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日本就打了青岛，等转过年来，青岛已经到了日本手里，我们中国就陷入被动了，这就是1915年初了。�

这个时候日本找到中国讲，我要帮英国打德国了。

1915年初的时候的中国怎么办？青岛已经到了日本手里，中日之间面对一个青岛问题怎么办？当然日本打青岛的时候中国政府还是帮忙的。袁世凯还是给它让出了一条路来，就是说你只能按照这条路走去打青岛，不能给我扩大战争地盘，他就是学十年前日本打俄国。日俄战争也是在中国境内打，慈禧太后决策的时候就讲，可以把这块地方让给你们打，中国军民都撤走。十年之后，袁世凯讲那时决策我就在场，那么这次也这么决策。

（袁世凯）

但是这次打完了之后，日本人没有轻易撤出，马上在1915年初，1914年底就提交给中国一个“二十一条”。那么这个“二十一条”的五个条款，即五大文件，大意有这么几层意思：

第一个讲青岛问题。

第二个是讲南满问题。

第三个讲蒙古。

这都是历史遗留问题。

最后第五个条款，讲的是中国未来的改革应该参考日本的经验，日本人当年建议中国，你这个医疗改革、教育改革是不是应该跟日本好好学学？那么怎么学呢？日本在第五个条款中就讲，你们应该优先聘请日本的教官，我们知道在1895年之后中国聘了很多日本教官。1914年的时候日本人就在这个条款当中提出来，你们能不能规范性地聘请日本的教官？这个被袁世凯抓住就说你这想干预我的内政，这是我的内部主权问题。那日本人当时就讲这一条可以不谈，就是说这第五个条款可以不讨论。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青岛危机引发的中日交涉的样子。

过去20年从1895年到1915年，中日关系是近代史上最好的二十年。我们后来只知道中日关系坏，我们不知道中日关系有最好的时候。中日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1898年光绪皇帝真正地建议，我们中日两个国家是不是可以考虑合邦了。光绪皇帝建议中日两国合邦，我们成为一个大的联盟国家多好，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日本人对中国的这样一种感情，和中国对日本的感情，日本人那个时候就是要护着中国。

1900年，我们今天讲日本人如何坏。其实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这个事情之后，日本处处在帮着中国。《辛丑条约》谈判的时候，所有国家当中最帮着中国说话的就是日本。西方国家像德国和俄国都想多要钱，日本人讲不行，不能要，日本就护着不让这样做。

但是到了1915年的时候，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让袁世凯感到在中日交涉当中缺少一个坚强的后盾，而且在1914年战争刚刚爆发，加不加入这个战团的时候，中国内部的撕裂也是个大问题。中国的内部撕裂是什么？就是说国内有一拨人被德国的这种那种间谍给收买了。从我们今天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到，和他的革命党有相当一批人都拿了德国的钱，都反对中国参战，不仅是革命党，中国政府当中也有相当一批官员收到德国在华外交官贿赂，当然这些档案都没有留下来，他们联合中国其他各派政治势力反对中国参战。

袁世凯这个时候不知道细节，但他感觉到国家没有力量。因此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提出来要救亡，要维持国家的存在。所以在处理“二十一条”时，袁世凯与日本经过几十次的谈判，最后把“二十一条”压缩到十条。在日本下了最后通牒的情况下，于1915年的5月9日和日本达成一个《民四条约》。签了之后，袁世凯当天就在国务会议上痛哭流涕，表示国耻难忘，一定要复仇！

（“二十一条”签订现场）

我们发现，袁世凯在这个时候夸张了民族危机、国家危机，这是为他后面的体制性调整做铺垫。当月，杨度就给他上了一本叫做《君宪救国论》的折子，说：“国家从大清走到今天，从1911年走到民国，为什么没有力量被人欺负？就是因为我们背离了主立宪的原则，只有君主立宪才能使国家有力量。”

君主立宪有“三个有利于”：

有利于国家富强；

有利于赢得世界各国尊重；

有利于消弥革命。

因为背离了君主立宪的原则，所以国家弱小被列强欺凌！对于杨度的建议，袁世凯欣然应允，并称其为“旷世逸才”。

（杨度）

杨度建议袁世凯推行君主立宪，建立旧制。但当时民国已经四年了，如何建立呢？于是袁世凯咨询了当时驻中国大使朱尔典，对方表示英国的宪政是最好的架构，恢复旧制需要人民的同意。民意是一个很虚幻的东西，这个问题如果放到当下来看，民国已经四年，肯定是回不到旧址了。但结果是，为了逢迎袁世凯，很多人去伪造了民意。

虽然“民意”很大程度上不能代表历史的方向，但在1916年，确实一个走向帝制体制的时期，出现了历史性的大颠覆、大动荡。袁世凯也一直在检讨，表示自己做错了，寻找补救的方法，（根据他的材料，他的全集现在已经出版）退位、让权等各种方式都想到了，但如果当时立马让权，可能就会引起中国分裂。结果，谁都没想到的是袁世凯病死了。

袁世凯病死一方面解决了中国帝制的最大的隐患，但同时也使中国问题复杂化。复杂化的原因是袁世凯原来的架构当中，没有一个有真正力量的接班人。

（黎元洪）

袁世凯死了之后，顺位的接班人就是黎元洪。黎元洪在民国政治家当中，属于较好的政治家。骂遍晚清民国政治家的章太炎，唯独只赞扬黎元洪，为什么赞扬黎元洪？因为黎元洪就是“好好先生”，没有智慧，没有担当，导致上任第二年又发生帝制复辟。那么这个时候的问题在哪儿？在20世纪中国进入一种民族国家建构状况的时候，究竟应该怎么走？民族权力和个人权利、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究竟应该怎么走？这个时候遇到了什么？遇到了一个全球的民族主义运动。

下一讲我们就来讲讲在全球民族主义运动下，中国历史的走向问题。

第八讲复习课�

你好！马老师第八讲结束了，我们来复习一下。

历史学界将近代中国崛起划分为三个阶段：器物阶段、制度阶段和思想文化阶段。

第一阶段，也就是从1860年到1895年，我们开始学西方的坚船利炮、声光电气，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由此开始

。

第二阶段是从1898年戊戌变法到1915年洪宪王朝重建，中国想在制度上寻找突破，想建构一个既能适合中国国情，又能够适合世界发展的制度。

1914年一战爆发后，日本攻占青岛，继而强逼中国签订《二十一条》。这一系列事件让袁世凯觉得共和国在面对重大危机时显得很无力。杨度在《君宪救国论》中建议袁世凯回到君主立宪制，这样才能让国家有力量。洪宪帝制遭到举国反对而失败，袁世凯病逝解决了中国帝制一个最大的隐患，同时也使中国的问题复杂化。在袁世凯原来的架构当中没有一个有真正力量的接班人，好好先生黎元洪上任之后第二年又发生帝制复辟。

当筹安会为帝制大造声势之时，也有些中国人陷入思考中。陈独秀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复辟帝制的倾向，是因为中国缺少一次思想启蒙。思想启蒙的本质是要解决人的权利和责任问题，陈独秀认为中国必须要在这方面下很大的工夫，要提高中国人的思想境界。近代中国由此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思想文化层面。

陈独秀想明白后，立即付诸行动。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后来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一系列事件也都与之有关。

这就是本讲的主要内容，谢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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