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马勇：走出帝制是历史的偶然

上一讲中，我们谈到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不管大家愿不愿意，历史总是那么发生了。革命成为了清末民初呼之欲出的结果。那么，随着革命的浪潮，在这一讲里，我们来谈一谈走出帝制的问题，是否真如以往教科书上所说，走出帝制是历史的必然呢？

帝制的合理性 

回顾中国近代史，会发现历史上的人如果正在做一件事，当下会觉得很好、很伟大、很厉害，但往往是事后就会开始反思，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问题？历史好像一直是这个样子，这其中究竟有哪些问题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在我看来，产生这种迷思的原因可能在于：从走出农业文明的那一刻到现在，中国始终缺少一场真正的思想启蒙运动。中国没有经过欧洲中世纪的黑暗，虽然我们都在讲封建主义的专制与霸道，但如果你学习了之前我们关于各个朝代的解读，你就会发现“封建”主义是不是真正的黑暗、霸道还真是一个说不好的问题。“封建”讲究分封建制，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政治肯定不是一团黑暗，而是在大多数朝代都具有权力的制衡。中国的社会也不是暗无天日，社会以一种民间形态进行着自我调节，在“皇权不下县”的模式下，地方治理和中央政权一直以一种均衡和良性的方式在进行着互动。

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但我们并没有经历过欧洲中世纪的黑暗。中国古典文明的自我调节能力太强了，主要靠什么调节呢？答案是农民起义。历史上帝王暴政十分严重的时候就会引发农民起义，农民开始起义，统治者就让步。这是历史学的讨论中，会提到的中国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

在中国历史上，让步政策实际上是屡见不鲜的，统治者和民众之间的博弈往往就在这里体现。中国不是议会政治，一旦发生问题，我们不是在议会中由代理人去博弈、去讨论的。如果矛盾激化，一般会有民众出来起义，与政府抗争。所以这里反映出的问题是，帝制架构下必然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

（陈胜吴广起义）

走出帝制是偶然

过去讲辛亥革命的历史性贡献的时候，我们会强调一点，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将推翻帝制定义成了两千年来中国最伟大的事变。但将来，我们可能不会这样去想，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见，从帝制体制下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比比皆是。现代化强调的是人民的权利，皇帝的存在和废除与是否进入现代化无关。

这是近些年来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当然辛亥那一代人后来也思考过：推翻皇帝对不对？推翻帝制其实也不是中国政治变革当中的应有之义。我这些年来在讲一个概念：走出帝制是历史的偶然，因为中国在开始变革的时候，从19世纪晚期的变革到了1900年之后中国的变革，期间从来没有推翻帝制的预案。

1901年，梁启超就发表过一篇叫《立宪法议》的文章，这篇文章规定了后来十年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梁启超怎么讲的呢？他认为当时世界上有三种政治架构：

第一种是中国正在实行的皇权专制；

第二种是美国式的共和民主架构；

第三种就是君主立宪架构。这个架构强调君主的权力是有边界的。

梁启超当时在这篇文章中讲到，中国应该选择皇权有边界的君主立宪架构，而不是民主共和这样的架构。因为任何制度的设计必须根据国情做出判断。当时中国国民存在严重的启蒙问题，国民识字率普遍很低，看不懂报纸、书籍。所以，如果不顾国情就走向民主共和可能会引发激烈的冲突。因此梁启超认为皇帝还是要的，但皇帝的权力也要划定边界。

（梁启超）

其实，在中国古典政治当中，皇帝的权力也是有边界的。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提到了皇帝权力的架构控制也是很严的，其中有一个说法是，皇帝是天子，天子就是天之子！对于“天”的解释，董仲舒说老百姓就是天，但老百姓是无法发声的，因为不认识字！所以当时中国社会阶级当中出现的士大夫阶级，就是“天的发言人”，所以皇帝要听士大夫的话。这些就是中国古典状态下的情况。

（《春秋繁露》）

变革的时候，梁启超讲中国应该寻找一个稳健的、君主立宪的变革。所以，在晚清的政治变革当中，帝制的退出不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性。甚至1912年建构共和架构，也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结果。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举行开幕典礼）

仓促随意的共和 

我过去就写文章讲过这个道理，章太炎在1921年，辛亥革命十年、中华民国十年的时候，就觉得当时建构共和体制的时候不谨慎。作为民国时期最大的思想家，章太炎认为中国实行民主共和与美国建构美利坚共和国不同，没有经过系统的思考去讨论制定宪法。在辛亥革命十年的时候，章太炎表示很后悔，感叹当年为什么匆忙让十四省独立？十四省独立后，派代表到上海去谈判，为什么没有谈出一个新宪法？怎么匆匆忙忙又搞到一起了呢？搞到一起之后就打，打了之后还没有法律依据处理？

有的时候，只有走过去才能想到。

（章太炎）

所以，我们会发现，共和的架构在民国初年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而这就导致从1912年到1928年，后帝制时代的中华民国始终处在动荡之中。

1912，短暂的温馨 

如果一定要找出中华民国中比较稳定的一年的话，那就是1912年。这一年，辛亥革命没有把皇帝送上断头台，而是承诺每年给皇帝四百万，将紫禁城划给清帝国，圆明园、颐和园全是皇家财产，清朝的体制不变，还给小皇帝请了英语老师。之后民国的干部、官僚把清朝的小皇帝，把清廷当做上国，逢年过节还跑去送送礼、拜拜年。民国有什么大事，清廷也发个电报，发个贺信。

1913年，隆裕皇太后去世，是民国成立之后办的第一件大事，举国哀悼，沉痛悼念。副总统黎元洪写她是“女中尧舜”。隆裕皇太后确实是中国历史上很伟大的一个人物，她伟大的地方在于，在最后时刻下定决心用和平的办法和南方妥协，没有打到鱼死网破，这非常不得了！当年，整个中国都很感激，如果隆裕皇太后说打，臣僚可能会有人打，但是隆裕皇太后说既然人民都希望共和那就共和吧。

所以1912年整个中国是很温馨的。

（设在紫禁城太和殿的隆裕皇太后的灵堂）

是一个反清意识很强烈的人，但1912年到北方来，还与清廷里边的高官会面、谈话，一笑泯恩仇。与袁世凯会谈好几次，两个人互相佩服。夸袁世凯有新思想，还有旧手腕，袁大总统领导中国那是最好的选择。袁世凯又夸是很重要的共和先驱。可以看到，1912年的中国，很短暂的一个时间，全国上下看上去很好，但是这个共和的早春非常短暂。

1913年，宋教仁案一爆发，立马就出现了大问题。从这里我们可以反思什么呢？就是在民国的政治架构当中，权力的设计带有随意性，没有经过很谨慎的、审慎的考虑。

（遇刺后的宋教仁）

因人立法 

那么这个随意性体现在哪里？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的政治架构和袁世凯的政治架构当中，内心深处都是要追求美国的体制。美国的体制是什么？是总统行政权力至上。同时，总统的权力是受到议会的制约，也受司法体制的制约。这应该是美国的体制。和袁世凯的概念当中，都觉得美国的体制是中国应该学的。

我们就可以看到，大概从19世纪70年代中国学者的作品当中就觉得美国的政治架构可能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等到19世纪80年代、90年代，李鸿章就是去美国看了，把它描写成一朵花，李鸿章讲的最极端的话就是，好像看不出美国有什么缺点。1882年，他劝朝鲜人跟美国人建交就讲了这番道理，讲美国从建国到现在没有占过别人一寸土地，美国的目标就是自由经商、自由贸易，跟你们做生意就行，而且做生意也不坑你。

（李鸿章出访欧洲，此图为访问德国时，与俾斯麦合影）

从这开始你可以看到，中国对美国的政治架构带有一种非常羡慕的眼光。在南方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决策当中，一开始走的就是美国的总统制，就说要建构一个总统制。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就施行总统制，是临时大总统，尽管时间很短，只有一百天的时间。南北之间谈判妥协之后，提出来总统制不行，要改成内阁制，因为这个时候已经定下来让袁世凯接出任大总统。但这个其实是因为人而改制，因为总统现在变成袁世凯了，所以现在要改成内阁制。就是说大总统没有权，内阁有权，大总统只能在内阁同意的情况下来行使自己的权力。

这种随意性其实很不好，而这个随意性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我多年前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讲课的时候就讲过一次，我们到今天为止都没有改变这个不好的习惯。好的制度是什么？在动议修改制度的时候，可以动议，但不能从你开始，一定要从你的下一任执行，这才能保障体制变更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但那时候是什么样的？我不当总统了，我就得改成内阁制。我1991年在香港《二十一世纪》发了一篇长篇论文，就批评因人立法，我认为这给中国开了一个很坏的头。

（袁世凯）

民国初年的随意性导致了之后一系列的问题，例如我们看民国初年发生的两次帝制复辟。不论是1915年底1916年初袁世凯的洪宪王朝，还是1917年的宣统复辟，本身都有其正当性，宣统复辟这个问题，我在《安徽史学》发了一篇大概三万多字的文章，专门写1917年的张勋、溥仪复辟。1916年袁世凯的复辟，我在30年里写了好几篇，主要说复辟本身有正当性。在当时情况下，中央权力的流失，大国很难往这个现代国家转型，所以时人依靠复辟来重塑国家权力。但是重塑国家权力是不是一定要走回旧制呢？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问题。

（段祺瑞的“讨逆军”）

过去黑格尔讲，一定要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但这是历史学家说的，政治家从来不管。历史上发生过的问题，政治家仍然继续让他犯。为什么呢？因为政治家的因果关系和历史学家的观察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时候历史在不断重复着一些错误。

在今天这一讲里，我们拍案称奇地说“走出帝制是历史的偶然”，但无论如何偶然，历史从来不会呈现它温情脉脉的姿态。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讲继续。

第七讲复习课 

你好！马老师第七讲结束了，我们来复习一下。

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大多具有权力的制衡机制，社会以一种民间形态进行着自我调节。当帝王暴政十分严重的时候，就会引发农民起义，统治者也会做出一定让步。这是统治者和民众之间的博弈，反映出帝制架构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

我们总是强调辛亥革命的历史贡献在于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好像把推翻帝制看成两千年来中国最伟大的事变。其实，将来我们可能不会这样想，因为帝制体制下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有很多，现代化强调的是人民的权利，皇帝的存在和废除与是否进入现代化无关。

推翻帝制并不是中国政治变革的应有之义，而是历史的偶然。因为中国在开始变革的时候，从来没有推翻帝制的预案。

1901年，梁启超在《立宪法议》中讲中国应该选择皇权有边界的君主立宪，而不是民主共和。因为任何制度的设计都必须根据国情做出判断，当时中国国民素养不是很高，如果不顾国情走向民主共和可能就会引发激烈的冲突。

在晚清的政治变革当中，帝制的退出不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性，甚至1912年建构共和架构也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结果。辛亥鼎革之际的南北谈判，力主将总统制改成内阁制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这就是典型的因人立法。这种随意性给中国开了一个不好的头，也导致中华民国一直处在动荡当中。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种随意性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这就是本讲的主要内容，谢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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