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马勇：价值观的大作战

大家好！在上一讲中，我们讲了中国在传统与现代激烈冲突下的水土不服，而这种“不服”其实就是一种价值观的冲突。

回到近代史上，这种价值观的大作战，也体现在中西方的知识差别上。西方的知识体系是一种近代的知识架构，与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完全不同。西方近代的知识架构重视地理、物理、化学等“声光电化”，但中国却一直延用八股文的科举内容，例如经史子集等等。到了1860年，清廷的士大夫已经意识到要学习西方，也确实开始学习西方了。可是，在张之洞等人中体西用30年后，在19世纪90年代，中国竟然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了。中国作为一个老大帝国，经过了30年的学习，却还是被日本打得一败涂地。于是，就有相当一部分的知识、政治精英觉得：中国必须向自己的敌人学习，不仅要学西方，还得学东方；不仅要学欧美，还得学日本。

(甲午战争博物馆)

于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价值观的战争也开始了，例如帝师徐桐就不认可这种做法。虽然帝师并非都是有远见者，但徐桐作为大学士，历任几代帝师，经过了长期历史考验，肯定具有相当的学识。但这样一位帝师，却是一个彻底的排外主义者，具体到了一种怎样的程度呢？举个例子，徐桐家住东交民巷，现如今北京市政府。东交民巷从1860年开始就是外国使馆，主要居住着几个大国的使馆，现在依然可窥其貌。徐桐居于此地，并在大门口写着这样一幅对联：与鬼为邻，望洋兴叹。怀有这种情感的人不止徐桐一个，许多人都持这样的心态，1900年义和团的兴起，跟徐桐这类彻底排外者的煽动不无关系。

(东交民巷天主堂)

当然，在价值观的作战中，除了徐桐这样的彻底排外者，也有其他的作战对手。例如我们比较熟悉的拖着长辫子在北大上课的辜鸿铭。据说他当年在北大上课，拖着一根长长的辫子，遭到学生们的耻笑，笑他食古不化。辜鸿铭倒是很轻松，一直一言不发。有一天，他上完课，竟然有学生当场挑衅：“先生，你怎么还拖着清朝的辫子？”辜鸿铭轻松地笑笑，说：“我头上的辫子倒是有，但是我心里的辫子早就没有了。你们头上的辫子剪掉了，但是你们心里的辫子也剪掉了吗？”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知道，即便留着辫子的辜鸿铭，在价值观的作战中，他的态度肯定是开化的，认为中国传统可以向现代转化。辜鸿铭认为，要应对西方世界的思想，就必须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改造，中国的保守主义太严重，要打碎原来的传统，就应该向现代国家转型。

(辜鸿铭)

辜鸿铭是张之洞的幕僚，学识深厚且人脉也很广。他在张之洞的班底中工作了几十年，留下了两部重要著作：《春秋大义》和《清流传：中国牛津运动》。这两部著作我会放在备注中，给大家作为参考书目阅读。《春秋大义》又名《中国人的精神》，核心是讲中国的儒家文明不仅合乎中国古代，而且合乎现代，甚至应该成为人类未来的一个引导。辜鸿铭对传统有一个新的解读，认为儒家道理的普遍性是可以转化的。《清流传：中国的牛津运动》则主要向大家解读了辜鸿铭当时所经历的晚清故事，虽然这本书几乎没有得到传播，但它却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史料，可以让我们好好体会那一段历史的真相。

(《清流传》)

现在我们只知道辜鸿铭的段子很多，流传最广的是茶壶与茶杯的故事。他跟西方人讲，中国人为什么一妻多妾，用一个茶壶几个茶杯来比喻。而这种段子的流传，可能使人们更熟悉辜鸿铭的幽默，而忽视了他的学问。在他的《清流传：中国的牛津运动》一书中，他提到了一些对晚清不一样的观点，其中最大的特点是，他和康有为传递给我们的，关于晚清的故事完全不一样。各位在过去学历史时，知道晚清故事就是什么呢？改革、保守之间的冲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之间的冲突，康有为和袁世凯的冲突，都是一系列的冲突。

(光绪皇帝)

可是，辜鸿铭的描述不是这样，他描述了晚清变革中的一个非康有为因素，没有康有为的晚清变革史。从这里再去看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他们没有冲突，而是有她的母爱，有她的亲情，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画面。再去看张之洞、李鸿章和南北洋大臣之间的合作共事，看中国朝野各界的互动，和我们今天讲的康有为、梁启超的叙事完全不一样。所以这里头你就可以看到这一代人的差别。

民国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对中国人是个巨大的震撼，它使中国的方向发生了逆转。当时最著名的，引导中国学习西方的知识分子是严复。严复从1895年开始，一再告诫中国人要学西方，强调西方的东西一定要学。但是到了1918年，在二十几年的时间里，严复的观点发生了天翻地覆性的变化。

(严复与《天演论》)

严复讲到最厉害的东西是，三百年资本主义发展，只发展了八个字：“寡廉鲜耻，杀人利己”。1914年之前，严复大谈西方如何伟大。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他眼里，西方面孔完全换了一副模样。而自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到了1923年的时候，中国就出现了一种反传统主义的质疑。到了这个时候，价值观的作战就更激烈了。

在上一节中我们讲过陈独秀等人的观点，认为中国不仅应该学习西方的伦理观，更应该学习西方的价值观，比如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等。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严复的宣讲，梁启超亲自到欧洲“考察”，回来后写了一本《欧游心影录》，他说欧洲战场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死掉好几千万人，这难道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吗？这些知识分子开始思考，我们学习西方，可能是不对的。这种逻辑跟我们今天也差不多。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中国知识界也有很多人在说，我们就不该学习西方的金融和贸易制度，不该跟世界接轨，这不是把祸水引到中国来吗？甚至这几年我们还有人在讲，幸亏我们没有开放金融业，否则中国的金融体系就在这几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冲垮了。这种逻辑，和梁启超当年的逻辑一模一样。

(梁启超)

回到近代，当时，梁启超、严复这么伟大的人，面对西方遭到工业革命之后大惨剧的时候，也认为中国不要学西方了。在他们的影响下，梁漱溟、张君劢、张东荪、蒋百里等20世纪20年代一大批知识精英，都在异口同声的讲，我们要走出一条东方道路来，我们要重回中国的原来传统。

其中，最为有特点的人是张君劢。1923年发生了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张君劢在论战中就讲，西方的科学不能解决人生问题，人生问题的解决还得靠东方的玄学。那么这种状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西方人在检讨自己，罗素都在检讨西方的文明可能出问题了，那东方也要检讨。

(张君劢)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徘徊在古今传统间，纠缠在东西文明间的价值观大作战，产生的最大影响是，中国该怎么往下走？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直逡巡回顾的最大难题。对于“中国该怎么往下走”这个问题，中国人回答了一百年，到今天也还在进行讨论。

但是，在近代以来的价值观大作战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确存在着紧张关系，这是一个事实。而要消化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感，需要时间的咀嚼。

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都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进行着自我调整。中国的工业化也仍在继续发展。即便当时梁启超、张君劢等人开始犹豫，质疑不要学西方之后，我们的工业化依然没有停止。反而趁着一战这个机会，中国的工业化得到了迅猛增长。在欧洲国家都加入战场的时候，西方国家的工业受到极大的影响，而中国的民族工业也在此时趁势而起。

这并不是说我们期待战火的燃烧，借此获得发展机会。而是说，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市场中特别重要的一环。一旦西方出问题，中国如果调整得好，就可以成为民族资本发展的增长点。在历史视野中，第一、二次世界大战都是这样，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895年，中国的民族资本家才开始出现，到了1914年大战爆发，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迅猛增长。其中得到最大发展的是纺织业和面粉业这两个行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西方缺乏生产动力，中国的纺织业就在这个时候得到了迅速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纺纱出口量是世界上最大的。

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的知识界不断调整着自己的看法。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知识分子的出现，带来了“中国能不能促使传统发生一个现代化的转化？”的观念。这些思想家思考的问题一直延续到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直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徐复观、牟宗三、杜维明等新儒家都认为，中国的传统完全可以发生一个创造性的转化。这种创造性的转化体现在哪里？徐复观在其作品当中就表示，要挖掘中国传统当中的民主政治。在他看来，中国政治当中有专制的一面，但也有其民主的一面，在与西方交流的时候，也应该去芜存菁，以中国历史上的民主架构、民主传统为主。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知识分子——钱穆，他一直在强调：在走向现代国家的过程中，传统不应该是中国的障碍，传统完全可以通过重新解读，寻找和现代国家接洽的路径。钱穆的《国史大纲》很多人都看过，我也会放在备注中给大家参考。在《国史大纲》中，钱穆认为中国没有专制主义，中国的皇帝除了极个别君主是很霸道无知的极端专制主义外，都是像唐太宗、朱元璋这样的开明者，还有大家都熟知的蒋介石和胡适。

(连环画《唐太宗与魏征》)

(胡适与蒋介石)

在这一讲中，我们了解了在古今之争背景下的价值观大作战。什么时候我们提倡了传统，什么时候我们又反传统，什么时候我们学习西方，什么时候我们又质疑西方，这些翻来覆去的思考，都与近代史上的重要节点有着莫大的关系。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讲继续。

第三讲复习课 

你好！马老师第三讲结束了，我们来复习一下。

上一节我们讲了中国在传统与现代激烈冲突下的水土不服，中西之间、古今之间的这种水土不服是双方的，是一种价值观的冲突。

从1860年开始，中国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学习西方，学了30年，最后在甲午战争中败给日本，这让一部分精英认识到中国不仅要学西方，还得学东方；不仅要学欧美，还得学日本，学自己的敌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始了价值观的大作战，以帝师徐桐为代表的彻底排外者，身体力行的坚持反对。但也有些人是比较开化的，比如辜鸿铭，他认为，想要应对西方思想，须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改造，中国应该打碎传统，向现代国家转型。

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文明带来了巨大灾难，严复、梁启超这些曾力倡学习西方的人观点发生转变，开始反对学习西方。在他们的影响下，20世纪20年代一大批知识精英都主张中国要回归传统，走出一条东方道路来。

尽管出现了质疑学习西方的声音，但中国的工业化没有停止。西方国家的工业因一战受到极大影响，中国的民族工业就在此时趁势而起，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纺纱出口量跻身世界首位。

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的知识界不断调整自己的看法。熊十力、冯友兰、贺麟、徐复观等新儒家认为中国的传统完全可以发生创造性的转化，徐复观说我们要挖掘中国传统当中的民主政治；钱穆认为传统不应该是中国走向现代的障碍。

他们的观点在今天仍值得我们思考。

以上就是本讲的主要内容，谢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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