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4∣游彪：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一、宋王朝严峻的内外形势 

1022年，宋真宗病重去世，年仅十三岁的宋仁宗赵祯即位。由于皇帝年幼，真宗刘皇后以“权同处分军国事”的名义垂帘听政长达十一年。刘太后掌握政权后一直主张“祖宗法不可坏”，实施因循保守的政策，导致宋朝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不断恶化。具体而言，北宋王朝内部出现的这些问题可以概括为“冗官”、“冗兵”、“冗费”三项。

(宋仁宗赵祯)

首先是“冗官”。“冗官”实际包括了三个层面，一是官僚群体的人数过多，导致人浮于事。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有着广泛的入仕途径。平民出身的读书人可以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宋太宗之后，科举考试的录取人数不断增加。到了宋仁宗在位的四十二年间，北宋共举行了十三次科举考试，进士、诸科录取共计一万余人。而官员子弟则可以轻易地通过荫补入仕，宋太宗、宋真宗在位时期不断放松恩荫入仕的限制，达到一定品级的官员和皇亲国戚可以在特殊时期申请荫补他的子弟、亲属甚至门客为官。通过恩荫而得以入仕之人不在少数，仅仅在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一年之内，恩荫得官的皇族就有千余人之多，这其中尚不包括荫补入仕的官员子弟。其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科举取士的人数。

二是重复设置官僚机构，致使行政成本大大增加。宋朝统治者为了限制官员权力、贯彻分权理念，重新调整了职官制度和行政机构。比如将原来宰相的权力分割为行政、军事、财政三方面，分别由中书门下、枢密院和三司等不同机构分别掌管。宋代虽然承袭唐代制度设置了三省六部，却又另设机构和人员负责分管三省六部的相关事务，如审刑院就接管了原本刑部审理案件的职能。北宋又在各路设置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等机构，分别负责行政、经济、司法、民政等方面的事务。在各州则设置通判负责监察官员，制约知州的权力。诸如此类的措施使得宋朝行政机构叠床架屋，官僚队伍迅速膨胀。包拯在其奏议中统计，宋朝文武官员之数在1007年至1049年的四十余年间由九千余人猛增至一万七千余人，增幅近一倍。

三是官僚的文化与行政素质参差不齐。北宋中期以前，通过荫补入仕者在官僚队伍中所占比例最多，有的官宦子弟甚至还在襁褓之中就已经恩荫得官了。这些通过荫补取得官位的官员多数没有受过系统而良好的教育，他们并不具备为官的文化素质。以上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北宋政府的行政效率非常低下，庞大的官僚群体又大大增加了人民的负担。

其二是“冗兵”，也就是军队兵员数量过多，这一问题其实源自宋太祖时期的“养兵”政策。宋太祖认为，在收成不好的饥荒年岁，只有平民才会因衣食无着而反抗政府，而由国家奉养的军队则不会叛乱。反之，在丰收年景，只有士兵作乱，平民则不会造反。因此，自北宋开国以来，“养兵”政策一直被北宋统治者视为一项基本国策。即使在宋辽缔结澶渊之盟后，宋朝并无大规模的战事，其军队数量非但没有缩减，反而是在不断地增加。宋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年），宋朝的常备军已近百万，是太祖时期的三倍多。到了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北宋为应对西夏的战事，一度将军队规模扩充至一百二十万人，达到北宋军队数量的顶点。由于宋朝的“养兵”政策与府兵制不同，是一种募兵制度，因而庞大的军队对于国家财政而言，无疑是异常沉重的负担。

其三是“冗费”，实际上是宋朝政府所面临的财政危机。宋真宗在位时大搞“天书封禅”，又大兴土木、营建宫观，几乎将宋朝国库挥霍一空。宋仁宗在位前期，由于土地兼并急剧发展，赋役不均的情况日益严重，加上自然灾害肆虐，国家财政状况已经入不敷出。宝元、康定年间（1038-1041年），西夏兴起，宋朝不得不出兵征讨，但宋军战斗力弱，只能通过不断增兵来换取对西夏的军事优势，巨额的军费开支更是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宋真宗)

宋仁宗登基以后，北宋王朝的外交形势也逐渐恶化。李元昊在1038年建立西夏国后，与北宋开始了全面的边境战争。到庆历三年（1043）以前，宋军在同西夏的战事中连遭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场大败，大量精锐部队被西夏消灭。宋军的战败不仅引起了朝野上下的恐慌，更是大大激化了北宋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地方政府为了维持前线军需的花费，不断加派赋税，最终激起了百姓的反抗。北宋内忧外患的情势迫使宋仁宗谋求变革，解决社会所面临的危机。而要实行变革，必须要有人才的协助，于是范仲淹成为了负责实施改革的不二人选。

(辽、北宋、西夏并立形势）

二、期待变革的宋仁宗与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范仲淹两岁时，父亲去世，他随母亲改嫁，跟着继父朱氏辗转于各地。范仲淹虽然在童年时期便历经磨难，但他一心向学、志向远大。他年轻时曾经在一座神庙里询问神灵：“我将来能当宰相吗？”神说不能。范仲淹便道：“不能当宰相，做个良医如何？”可见其早已有了济世救人的志向。正因如此，范仲淹早年才能在艰苦的条件下刻苦学习，努力实现自己为国为民作贡献的理想。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道：“年少时我和一位姓刘的同学在长白山读书，每天煮一锅粟米粥，等它冷了切成四块，早晚各吃两块。把蔬菜切碎，加点儿醋和少许盐，煮熟当菜，就这样过了三年。”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二十三岁的范仲淹告别母亲，来到了北宋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书院。他在书院读书异常勤奋，寒冬腊月时，每当读书困倦了，就用冷水洗脸，昼夜不停，整整五年时间里不曾解衣就寝。艰苦的求学生涯不仅丰富了范仲淹的学识，更重要的是磨练了他的意志品质。

(范仲淹)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二十七岁的范仲淹考中进士，得以步入仕途。初入官场的范仲淹虽然人微言轻，但他清醒地认识到宋王朝在政治上存在着各种弊端，且敢于直言加以抨击。天圣三年（1025年），还在地方上监管官方食盐仓库的范仲淹给朝廷写了《奏上时务书》，揭露了朝廷恩荫泛滥的现状。在上书谈论时政的同时，范仲淹还向王曾、张知白等朝廷重臣写信自荐，希望有机会在更高的政治平台上一展抱负。两年后，范仲淹的母亲去世，在为母亲守丧期间，他再次上书宰相，提出自己的改革设想。范仲淹的这一次上书引起了宰相王曾的注意，他十分欣赏范仲淹的才华，要求晏殊推荐范仲淹在丁忧期满后进入朝廷做官，但他没有理会范仲淹呼吁改革的声音。

在晏殊等人的举荐下，范仲淹通过了翰林学士院的选拔考试，顺利进入朝廷为官。范仲淹入朝后依然敢于直言进谏，他到任之初，朝廷恰好为刘太后庆贺生日，其中有些祝寿礼仪不符合礼法，于是范仲淹就大胆上书给垂帘听政的刘太后，认为皇帝乃九五之尊，不应亲自率百官为太后祝寿行跪拜之礼，应由宰相代皇帝行礼。同年，范仲淹又上书刘太后，请求太后还政于仁宗。太后没有理睬范仲淹的上书，范仲淹便愤然请求离开朝廷担任地方官。范仲淹的正直给二十岁的仁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他真正深切地感受到了臣僚的诚心拥戴。因此，仁宗亲政后便将范仲淹召回京城，升任右司谏，专门负责劝谏皇帝，监督百官。此时，朝野上下直接或间接地攻击太后垂帘时所行政事的人越来越多。范仲淹此前虽然强烈要求太后还政，甚至因此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却并未借机报复太后，反而规劝仁宗说，太后受先帝遗命，保护您十多年，一些小的过失当遮掩的要遮掩，要保全太后的名声。仁宗听后非常感动，更加敬重范仲淹的人品，下令不许再议论刘太后垂帘听政时的事情。从那时开始，范仲淹便成为了仁宗心目中主持全面改革的最佳人选。

(宋仁宗)

庆历三年（1043年），北宋与西夏间的战事基本结束，双方开始议和。宋仁宗迫不及待地将五十五岁的范仲淹从西北前线召回到京城，担任掌管兵权的枢密副使，开始准备进行变革。仁宗还重组了执政班子，罢免了年事已高的宰相吕夷简，提拔范仲淹等人担任执政大臣。与此同时，一批认同变革的士大夫渐渐聚集在范仲淹周围，他们之中既有擅长文学的欧阳修、尹洙，又有能力出众的韩琦、富弼，也有著名学者如胡瑗、孙复和石介等人，他们是这次改革的主要支持者和执行者。

在提拔了一批改革派官员之后，宋仁宗下诏催促范仲淹等人尽快制定出改革方略。庆历三年九月，宋仁宗在藏书阁天章阁召见了范仲淹和富弼，召见结束后，范仲淹和富弼呈上了名为《答手诏条陈十事》的文章，在行政体制、官员考核、科举制度、农业生产、军队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十项改革措施，正式拉开了“庆历新政”的序幕。范仲淹等人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符合时代形势的需要，使宋仁宗看到了缓解宋王朝统治危机的希望。除了恢复府兵制一项外，宋仁宗基本全盘接受了范仲淹提出的改革方案。庆历三年十月之后，宋仁宗陆续颁布诏书，开始全面实施新政。

(富弼）

三、反对派的攻击与仁宗态度的转变 

范仲淹所推行的新政从根本上损害了许多官员的既得利益，所以赞成改革的人实际上并不多，新政施行后不久就受到了猛烈的攻击。以执政夏竦为首的许多官员污蔑范仲淹等人拉帮结派，将支持改革的官员称为“朋党”。夏竦等人还指使宦官蓝元震向宋仁宗告发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结党营私的行径。面对这些攻击，欧阳修写了《朋党论》一文进行辩驳，称朋党自古有之，但有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区别，小人以利为朋，是“伪朋”，君子则以同道为朋，是“真朋”。两派势力相互斥责对方为“朋党”，在朝堂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部分官员如宰相章得象虽不公开反对新政，但也并不积极支持，而是耐心等待新政推行出现问题。

(欧阳修)

随着新政的推行，越来越多的反对声音传到了宋仁宗耳中，其中最令仁宗感到不安的就是反对派官员指责范仲淹“交结朋党”。宋王朝自太祖立国以来，最高统治者就下大力气防范臣僚结党，仁宗遵守祖宗家法，一向发自内心地忌讳朝中官员结党营私，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自己身边有一个结党的政治集团。在宋仁宗看来，范仲淹在“朋党”问题上是有前科的。八年前范仲淹曾与欧阳修、尹洙、余靖等同僚联名上书，指责吕夷简任人唯亲、排斥异己。但老辣的吕夷简随即反唇相讥，称范仲淹“勾结朋党、离间君臣”，怂恿仁宗将范仲淹等四人全部贬出朝廷。而范仲淹、欧阳修在推行新政期间再度自称朋党，又互相以君子相标榜，更使仁宗心存疑虑。

仁宗召见范仲淹，询问他：“自古以来结为朋党的都是小人，难道君子也会结党吗？”范仲淹回答说：“臣在边疆时，看见既有勇于作战的人互相结党，也有怯懦避战的人互相结党。在朝廷里也是这样，正人君子和奸邪小人各有党羽。希望圣上明察，如果一心向善的人结为朋党，对国家有什么坏处呢？”范仲淹的这番话无异于直接向宋仁宗承认自己有交结朋党的行为，因而加深了仁宗的不满之情。

夏竦充分利用仁宗反感范仲淹自称朋党的心态，继续鼓动宦官在仁宗面前诋毁范仲淹，进一步动摇仁宗对范仲淹等人的信任。同时，夏竦还指使自己的女仆模仿改革派官员石介的笔迹，伪造书信诬陷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石介等人阴谋废立皇帝。事实证明，夏竦的政治手段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辽、西夏的军事威胁相继解除，宋王朝的外部局势有所缓和，宋仁宗经过反复的权衡，最终决定罢免范仲淹、富弼和支持新政的宰相杜衍。反对派官员废除了范仲淹等人推行的各项新政措施，短暂的“庆历新政”最终宣告失败。

四、千古绝唱《岳阳楼记》 

庆历五年正月，范仲淹离开朝廷，担任邠州（今陕西彬县）知州。尽管此时新政的失败已经成为定局，但范仲淹仍然在答谢皇帝新任命的文章中表达了自己“不以毁誉累其心，不以宠辱更其守”的坚定信念。同年十一月，范仲淹被调到邓州（今河南邓州）任知州。他在担任邓州知州的三年间，留下了大量诗文，其中就包括不朽的名篇《岳阳楼记》。

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邀请他为岳阳楼撰写记文。滕子京性格豪爽，与范仲淹在同一年考中进士，两人志同道合、关系密切。庆历四年（1044年），滕子京因擅自挪用政府公款犒劳军队而遭到弹劾，被贬为岳州（今湖南岳阳）知州。但滕子京并没有因被贬谪而沉沦，他在担任岳州知州期间，勤于政事，很快就取得了“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成效。滕子京还翻修了岳阳楼，并将唐宋前贤关于此楼的诗赋汇集起来，镌刻在楼上。

(岳阳楼)

范仲淹欣然答应了好友撰写记文的请求，写下了《岳阳楼记》。其中光耀千古的名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既是范仲淹对失意好友的劝慰，更是他高尚情操和自身追求的真实写照。这些文字背后所传达出的以忧国忧民为先、不计较个人荣辱的精神品质，成为了范仲淹留给中华民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范仲淹《岳阳楼记》)

范仲淹既是思想的巨人，更是行动的巨人。他不仅开启了轰轰烈烈的新政运动，而且有着丰富的地方治理经验。范仲淹在邓州、杭州（今浙江杭州）、青州（今山东青州）等地担任知州时，辖区内都出现过灾荒的情况。他采取积极有为的“荒政三策”，通过增加就业、扩大需求、保证粮食供应等手段有效地缓解了灾情，赈济了灾民。皇祐四年（1052年）五月，范仲淹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四岁。范仲淹生前不经营家产，导致全家老小七十余口只能住在官舍里为他守丧。

第四讲复习课 

大家好，游老师第四讲结束了，我们来复习一下。

宋仁宗年少即位，刘太后垂帘听政，因循保守，既有社会问题不断恶化。

冗官。官僚群体人数过多，人浮于事；重复设置官僚机构，行政成本大大增加；官僚的文化与行政素质参差不齐。

冗兵。“养兵”政策导致军队数量激增，财政负担沉重。

冗费。真宗的挥霍无度、为应对西夏支出的巨额军费导致仁宗在位前期国家财政入不敷出。

内忧外患迫使仁宗谋求变革，时势造英雄，一代名臣范仲淹走上了历史舞台。

范仲淹自幼历经磨难，一心向学、志向远大，27岁中进士，入仕途，敢于直言抨击时弊。仁宗亲政后，范仲淹对刘太后以德报怨，让仁宗更加敬重他的人品，将他视为主持全面改革的最佳人选。庆历三年（1043年），仁宗提拔范仲淹等人担任执政大臣。九月，范仲淹和富弼上呈《答手诏条陈十事》，正式拉开“庆历新政”的序幕。

新政损害了很多官员的既得利益，受到猛烈攻击。夏竦等人污蔑范仲淹拉帮结派，结党营私。面对仁宗的询问，胸怀坦荡的范仲淹承认自己就是在结党为国家谋利。在宋朝，“朋党”最受皇帝忌讳，范仲淹的坦诚没有打动仁宗，反而让他心存疑虑。夏竦等人趁机推波助澜，导致仁宗将范仲淹等人罢免，短暂的“庆历新政”宣告失败。

被外放的范仲淹没有心灰意冷，在各地方官任上勤于公事，面对灾荒处理得当。《岳阳楼记》中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他留给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以上就是这节课的主要内容，谢谢您的收听。

加入学习群课添加运营微信：liaojie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