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课 | 财税阴影：系统为何停止不了扩张

文字内容

上一期我们讲到氏族与社团这两种基本组织形式在历史中此消彼涨的演进，那接下来，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个影响社会系统的关键因素：财税。

春秋时期的财税制度，是以下养上，就是承包责任制。

分封建制就是：组织形式是逐级下放权力，财税制度是逐级向上缴一定的额度，剩下的都归自己。看起来有些像“传销”，但不同的是每一级都有自己的班子，就是“奴隶”这个层级。

现代人理解“奴隶”是按照郭沫若的史观，套用西方史学的模式。而事实上，真实的“奴隶”不事生产，是纯粹事务型的。按照当时的财税体系，这里的不事生产，指的是不事财税生产，也就是不事农产品的产出。这个事务型的人群，并非西方所说的奴隶，而是事务系统中的人力资源，是逐级排列的，就像大集体中的行政后勤人员。

有了这些人的存在，才能令贵族的事务正常的运作，比如洗浴、车马、服御、造房，祭祀等等活动。所有这些，都需要人的参与，这些人都需要生活资料，而这个生活资料，是需要分配的。分配是从上到下的，但财税是从下到上的，事务又是由这些人在运作，所以贪腐之事就必然会存在。

我们知道井田制，九分之一是公田，公田里扣除宅基地和墓地，剩下的大约是十分之一，这相当于整个周王朝系统的税率，在这个系统下，养着所有城邦体系。城邦逐级上缴，每一级都有自己的行政后勤班子，这些班子，加上贵族首脑，层层叠加，来分这十分之一。

这个制度是春秋向战国转型的关键，因为到最后，春秋时期战争的实质，小宗夺嫡和邦国兼并，正是这个系统自下向上的颠覆。

如果各层级不想被颠覆，就得众建，正如西汉贾谊《治安策》所言：“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也就是让自己的下级数量多而力量弱，但没有人会坐以待毙，所以各层级之间博弈的结果就是：上层越级承认下线，中层对下级进行削减，下层吞灭兼并同类，颠覆上级。这些活动必然造成规模扩张，原来的财税就不够用了。

中原地区原是商地，一向致力于发展商业，通过商业来把别人的税收预算转移到自己的价值链上，自己的财税收入就增加了。前面所说的这一套行政后勤体系，其实都是商朝的运行机制，商朝当初就是通过提供第二、三产业发展起来的。所谓周人把商人变成了奴隶，实际上是把商朝那一套变成了自己的底层系统。

而周人与商人不同，是农业立国，所以在税收上向什一税发展。但是从春秋到战国，整个底层系统不断扩张和兼并，都大公司化了。周人农业立国的井田什一税不够用了，于是各国只能想办法吞并别人，消灭别人的系统，这是一个办法。

改变井田制也是一个办法。所以鲁国出现了初税亩。晋国韩起患贫，而羊舌肸（叔向）贺贫，为什么羊舌氏坚守正确的价值观，最后却被灭亡了？因为既然你都贺贫了，那么收入当然就增加不了，那你也就养不了足够的上层建筑。

如果换一个时代背景，上述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位置就是反过来的。也就是说，商人的后勤奴隶制系统，在马克思的逻辑里，其实是上层建筑，而周人的井田和贵族系统，其实是经济基础。当年地处中原的郑国所做的，就是如何把上层建筑搞成第二、三产业，然后反过来去套取经济基础这个第一产业的产品资源供应，因为中原地狭而物产资源有限。

因此到了战国前夜，一大堆诸侯实体已经被消灭了，这个行政后勤系统被消灭、淘汰、重组、规模扩张。然后改变井田分封制的结构，进行财税改革，提高税率，并且把财税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发展，齐国甚至还征收性服务税，以此养常备军。

第二、三产业这些所谓的末业开始成为财税之源，到了汉朝已经有舍本逐末的产业经济忧患。最后形成了农业、山川湖泽、工矿、盐铁的综合经济和财税系统。盐铁是吕尚被分封到齐地就开始搞的，因为这里早先是商夷之地，这些业务原本就是殷商和东夷的祖业。

但周人的系统是全然依附于农业税的，因此到了战国，变法的都是来自商地的人，而执行的都是来自东夷的人。究其历史原因，与当时的分工种姓制度，以及基于这种制度产生的社会组织和财税结构密切相关。

改革，是春秋时期的主题，涌现出很多改革思潮。比如小时候居住在儒者（专门负责办理丧葬事务的神职人员，这个职业在殷商时地位不低，到周朝时不断衰落）社区的殷商后裔孔子，在将母家颜氏“司仪集团”，转变成“君子集团”的过程中，借用周朝文献经典进行意识形态规训，理性化阐述了自己在殷商意识基础上加以创新的思想。

孔子的核心是仁，就是君对臣要做什么。因为孔门作为一个学阀，是无法自己创造就业的，必须要找到一个老板（君），才能通过求职进入编制从而实现就业。孔子需要君来给自己的贱民阶层发聘任凭证，从而使其变成君子，进入士人的行列，获得就业。

后来从儒家脱胎而出的法家从操作上看就更简单了，商鞅在君臣之间设二十级军功爵，把父子兄弟全拆开，没有家族了，没有氏族了，没有血缘干股了，大家都不过是编制里的一个级别罢了。而商鞅这样改，是必须以相应的外部环境的存在为前提条件的，所以秦帝国在统一了天下之后，没有了制度赖以存在的外部条件，就土崩瓦解了。这就跟后世的资本主义生产以海外贸易为前提条件一样。

紧接着，全盘继承了秦帝国行政后勤系统的汉帝国也得靠与外部环境的对抗，如果没有匈奴，汉帝国没法继续运转。而且就算打败了敌人，自身也得是综合结构的系统，互相制衡。所以到了后来，所谓的五胡乱华，本质上是中华文明的内部重构，而不是真正的外敌入侵，也就是胡焕庸线的西北和东南的重构。在这个重构过程里，形成了南北朝。

唐朝是再建了这个多系统并存。然后宋朝变成了新的南北朝。宋朝这种南北朝形成的逻辑，是财政的。从朝代的都城变迁就可以看出来：从长安迁到洛阳，然后直接放在开封，这本身就是一个财税截流和节流的行为。因为宋朝统治阶层拒绝支持这个复杂的综合结构，想过安逸小日子。

这是社会从周的井田社会，商君的秦汉社会、后魏隋唐的均田社会转化成了市民商业资本主义的一个结果。即商业、资本、食利集团，拒绝对过于高度复杂构造的社会系统提供财税支持，也即拒绝提供过于庞大的公共设施成本。

而如果从当时的国际地缘上来看，这样的转变的部分原因是：中亚陆上丝绸之路被一些剽悍民族分割占据，价值链被迫重构，转而走江湖海路。

建立多系统结构需要漫长的时间，而破坏它只需朝夕，比如武则天灭亡高句丽。

对于维系一个庞大的综合结构系统，高句丽是一个必要的存在，是一条鲶鱼。隋炀帝在一个只需要小打小闹维持现状的事上，投放了过高成本，于是隋亡了。李世民想超越杨广，但是对于成本控制得很严格，这就是不必把一切对手都内化到系统中。允许竞争存在，而不是终极竞争，当时的日本还无法发挥这个作用。

但武则天成功地消灭了高句丽，破坏了整个基于竞争形成的产业价值链，进而消灭了对维系东北亚的价值链而言非常必要的格局。

高句丽没了，周边各部族失去了分配的依据，只能重新创造依据，这就是东胡问题。高句丽的贵族和民众被迁于江淮，于是出现了淄青镇和淮西镇的问题。契丹、安史以及河朔三镇问题，都由高句丽的灭亡而兴起，这就是安史之乱和中晚唐的藩镇问题的根源。因为外化的矛盾，变成了内化的矛盾。

这个结构一直到了宋朝，西北有定难军、归义军，东北先有契丹，后有女真。因为没有把对方纳入系统进行财政转移支付，所以就得用交纳岁币的方式来支付，而伴随着周期性地杀掠。这种社会大系统结构的不断层层演进，在历史上不停歇地发生着，每时每刻，无论你醒着还是睡了，世界都在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