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课 | 社会系统基本结构：氏族与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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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信息很不通畅，但是我们看到当时的历史人物，却总是主意很多，想到就做到，说动手就动手，执行力特别强。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么果决的呢？

这是因为啊，他们可依赖的条件少，所以看重事情的轻重缓急和先后次序，换句话说，也即我们所谓的不平等。比如就以文字，他们用竹简记录，这就决定了表达和传播的成本特别高，因此内容就必定要受限制，所以如何取舍成了关键问题，文言文因此给人一言九鼎的感觉。

而后世等到条件越来越充裕，所谓的平等了，先后也就没有了次序，选择困难，决策无力。比如当代人常常是什么都想要，什么都不肯放弃，只是没有匮乏过，就不知道该如何取舍。空泛的平等观，往往是没有优先级的差异，没有必选项与可选项的区别。古人为关乎生死的事而孤注一掷，今人为鸡毛蒜皮的事而你死我活。

春秋时期的约两百诸侯国，实际是大大小小的城邦，并且已经有了区位经济分工，这之中呢，既有靠农业立国的，也有靠贸易立国的，还有靠采挖铜矿以输出铜矿石换取粮食的城邑。譬如：汉字中有“鄮”字，从贸从邑，具体位置在今天的浙江宁波附近，我们由此可以知道宁波在古代就已经是类似新加坡那样的以贸易立国的古代城邑。

周朝是农业文明，他们自称“小邦周”，“邦”这个字，从丰，从邑。“丰”意为“春季三月，庄稼遍地，蓬勃生长”。“丰”与“邑”联合起来表示“靠种植庄稼自给自足的城邑”。当初，因为讳汉高祖刘邦的名，汉朝将很多古籍中的“邦”字改成了“国”字，这给后来的人们造成了困惑，依照现代国家形式去想象春秋时期的城邦，这样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当时状况的。

要一窥春秋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可以从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和财税贸易入手，把我们的视野拉得宽阔长远一些，从社会系统大结构的演进来看待春秋在这其中所处的位置。

天下的组织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氏族，一种是社团。氏族以血缘所有制为主，社团以公有共同体为主。

国或者家/公司，不过是两种级别，都可能是氏族或者社团为主体结构。比如现在的不少私有公司，还是氏族制的，但是很多的组织，往往兼具氏族和社团两种结构，也即：按氏族方式运作的社团，或者按社团方式运作的氏族。

严格意义来讲，现实中并没有纯粹的所谓血缘氏族，也没有纯粹的所谓公共社团。常常是各氏族组成的社团，或者一个氏族所有制的社团组织。当一个氏族扩张的时候，往往会转化为社团。而当一个社团扩张成规模后，也会转化为几个氏族。这种现象，是男权共同体的运行机制决定的。

基于这个思考框架，我们可以来这样观察历史活动：春秋时期的晋国是一个按氏族方式运行的社团，最后才会分成三个氏族——赵、魏、韩。而汉朝则具有沛县社团共同体的特征，尽管经过激烈斗争，已经被改为刘氏的氏族主体，但创始时的社团结构基础始终存在，所以后来的魏晋六朝的禅让，其实就是社团轮值主席氏族的更替。北周八柱国，本质上就是社团，但是儒家的就业规范是在氏族下的社团，而不是社团为主体。于是这个政权就渐渐地向氏族演化，变成了宇文护清除其他的社团成员。到了残唐五代，就是雇佣兵社团的互相竞争和兼并以及首领的更替，因为相比氏族私有制，这种体系更容易发生纷争。直到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解散了社团，或者将社团边缘化，才终于扭转了局面。

不同的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往往有自己社会主流的组织形式。比如在美国，社团、俱乐部，各种校友会和秘密组织是社会政治经济的主体。而中国在之前的一千多年中，宗族是主要形式。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快速发展，社团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干，而宗族势力则随之淡化。比如在中国城市里，同学、同事、哥们（类似于兄弟会）才是创新创业的基础结构，而同乡宗族这种结构都意味着落后生产力和耗散型组织。

出现这种转变，主要是因为：在没有什么技术和创新门槛的领域，宗族地域起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创造新的技术、产品、业务和生态聚合上，宗族地域基本上插不进来，而社团却能够成为主角。也即：社团能聚利、创利、共利、成业，而宗族却散利、分利、争利、败家。

所以现实给出的结果就是：社团式的组织是今天中国科技圈的主导。

当然，宗族不是氏族。因为氏族还算是一个有效聚合的组织，宗族却只能是耗散结构。宗族成员们把自己当作董事会成员，血缘就是干股，这是一个不必非得出钱的资本方，所以就是耗散结构了。因为宗族的最大问题是：在筹资环节，这是个有限的出资模式（凑份子），但在分红环节，这是个无限责任的信托机制。所以投资不足，腐败无底线，按血缘干股分配是第一位的逻辑，第二位才是按出资的份额，出力放在第三位，承担风险放在第四位。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根本上这个分配逻辑在意识形态上理直气壮，但在现实的系统结构上有障碍。

在这种宗族分配逻辑下，公司的系统结构简直就是障碍，所以分配逻辑的实现必然要对公司系统进行拆解。然而即使这样也未必能实现这个理直气壮的分配逻辑，于是：不捞白不捞，要捞就得趁早，近水楼台先来捞，公司正常就没得捞，少干活才能多捞。存在这种特点的公司本质上和宗族结构是一样的。

即使是那些私企，或者说民企，所谓家族企业，也必须先克服宗族属性，转向氏族制。也即，必须减少宗族在企业里的参与，最多也就是老板的同父家庭成员。如果血亲三族都在公司里，几乎必乱。

为什么古代的宗族似乎运行得不错，而到了现代却这般不适应了呢？造成宗族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当代宗族，没有灭族的风险。既然没有夷三族诛五服的风险，那么宗族也就没有共担风险的必要。呈现出来也即：不共担风险，却要共分利；不共渡患难，却要共富贵。

但氏族就大不一样了，之所以将氏族与宗族分离看，是因为氏族的血缘性是一种基因优势，是某种基因从事某一事务的优势。这种优势的稳定发挥和应用场景、应用模式，就是氏族的文化系统。

这个文化系统起到了投名状的作用，也即不同氏族是不同分野，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样，氏族才有了共同风险，这个共同风险存在对于氏族至关重要，这样它才不会蹈宗族在后世由于没有共同风险而倒闭的覆辙。

另一面，氏族里未必都是同血缘的人，古代家臣中有相当多的都是外姓人，氏族是对某一血缘效忠的组织系统，也即在承认某血缘优势并维护其运作的一个组织系统。这也是王朝概念的一部分，即基于承认某血缘、某基因人群的优势和优先权而形成的社会系统。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血缘决定的不同领域的基因优势被愈发淡化。于是，就形成了虚拟祖先神，这个虚拟祖先的神话，代表的是这种基因的优势，服务于这个系统的外姓人也对其真正崇拜。这与乔布斯有些相似，尽管乔布斯更像是社团的祖师爷，是文化概念，因为人们并不相信他的血缘集团具有同样的优势。

现代科技商业社会中，共同风险则是由价值链上的各个环节来分担的。地缘和宗族，也能形成价值链，把组织系统内的耗散式分利，变成交易环节中的分利。在这种情况里，是大家先有了宗族内部关系，然后按照这样的关系到现代商业体系中寻找合适的位置。这也是为什么这样的关系往往只能做传统行业的原因。因为传统行业内角色关系稳定，容易适配并对号入座。

我们看看春秋，除了极端的晋国，当时大大小小的城邦内部基本上是氏族制为主。而春秋时期正是一个氏族制越来越不纯粹的历史关键转折期，社团正是在这个时期逐渐获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我们要更好的理解春秋的系统结构，还需要从财税上来寻找更多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