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 文化篇-法家的灵活与效率

一．思维导图

二．文稿原文

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赵冬梅，欢迎收听“冬梅讲国史”。上一讲我们谈了儒家的迂阔，今天我们来谈谈法家的灵活。

孟子去见梁惠王，梁惠王问他“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说“谈利多俗啊，我们谈谈仁义吧。”梁惠王觉得，这个老头可真是迂阔啊。孟子碰了一鼻子灰，走了，翻回头去著书立说，成就了流传千古的《孟子》。可以说，是梁惠王的“错过”成就了孟子。

在孟子之前，梁惠王还曾经以同样的“错过”成就了一个人和一个国家。当时魏国的主政大臣是公叔痤。公叔痤快不行了，就跟梁惠王说：“我手底下有个公孙鞅，年纪虽轻，却是一等一的人才，我死之后，大王可以用他来主政。”梁惠王心想，给我推荐这么一个毛头小伙子，这老头怕是糊涂了吧。公叔痤见梁惠王不说话，就屏退了所有人，说：“大王要是不能用公孙鞅，就把他杀了吧。”梁惠王还是不说话。梁惠王走了之后，公叔痤叫来公孙鞅，掏心掏肺地跟他说：“你赶紧逃命去吧，我向大王推荐了你，他不肯用你，必然会杀了你的。”公孙鞅不为所动，说：“大王不肯听你的话用我，又怎么肯听你的话杀我？”公叔痤死后，公孙鞅闻听秦孝公招贤纳士，于是离魏入秦，最终主政秦国，辅助孝公成就了一番霸业。公孙鞅被秦封为商君，史称“商鞅”。
 

  商鞅 （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

跟儒家的迂阔相比，法家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他们灵活善变，为达目的可以随时调整姿态变换主张。《史记》对于商鞅见秦孝公的描述，堪称法家灵活的典范。商鞅与秦孝公不是一见钟情的，他们一共谈了四次，才彼此接纳。司马迁是一个很善于营造戏剧性场面的作者，他的那种聊聊数笔，以典型细节勾画人物形象的手艺，今天的历史学从来就没有学到过，并且非常傲慢地予以了“扬弃”。下面就是司马迁所描述的四次“鞅孝会”:第一次，商鞅“语事良久”，秦孝公“时时睡，弗听”；商鞅离开之后，秦孝公大骂推荐人，“你给我找的这是什么人啊，满嘴跑火车。”第二次见面，情况稍微好了一点，但秦孝公还是没听进去。第三次，秦孝公觉得“这个人有点儿意思，还是可以聊一聊的。”到了第四次，高潮来了，秦孝公跪坐在席子上听商鞅说话，听得入了迷，不知不觉地就往前蹭，接下来商鞅开始一对一地给秦孝公上小课，讲了好几天，秦孝公一点儿也不觉得厌烦。

在这四次“鞅孝会”中，商鞅所讲的内容，所主张的理论是在不断变换的。他先讲的是帝道，然后是王道。这个帝道跟帝制没有关系，是比王道还高级的社会理想。王道是儒家常常讲的。所以，你看，商鞅也懂这些，从后来的表现看，他是不信这些的，但是，他要先讲一讲，试探一下他对面的君主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帝道”“王道”都没能进入秦孝公的心田，因为太迂远了，到最后，商鞅摸准了秦孝公的脉，便开始大讲“强国之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讲得秦孝公几乎忘掉了肉味。

商鞅由魏入秦，他需要一个国家作为舞台来实现自己建功立业的理想。取得君主的信任，获得授权，这就是商鞅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他可以随时调整自己的方案——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商鞅不是不知道更高明的东西是什么，但是他能够根据对方的需要来调整自己的策略。

对强权势力的投其所好，以及对被统治者的严刑峻法，是法家的一体两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现代概念，从来都不是法家的主张。同儒家一样，法家要建设的也是一个贵贱有别、亲疏有分、尊卑有序、长幼有差的等级秩序。儒家和法家的区别在于，儒家在承认并维护现实的尊卑等级秩序的同时，还相信人在知识与精神层面上的平等，相信不同身份地位的人皆可以通过学习成为贤人，获得明辨是非、通达道义的能力。而法家则以现实之秩序为终极之秩序，以权力地位之不平等为人际关系之全部。在儒家这里，所有的关系都应当是相互的、双向的，比如父子之间，父须慈，子须孝；又比如君臣之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以礼遇换忠诚。所以，在儒家的人间秩序中，地位相对较低的一方——比如儿子和臣下——拥有独立思考的权力，和在一定规范之内表达的自由，儿子可以批评父亲，臣下可以匡正君主。而在法家这里，关系是单向的，法家强调君主至上，强调臣子单方面的效忠、单方面的服从、单方面的牺牲，坚决反对下对上的任何批评议论。

商鞅相秦，法令已经制定还没有推行，首先“徙木立信”。“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下令“徙置北门者予十金”，秦人怪讶，无人响应。赏金提高到五十，有人照办，果然得到五十金。法令推行一年，“秦民跑到首都来告状投诉法令不便的人以千数”，太子也犯法。商鞅惩罚了太子的师和傅以儆效尤，法令继续推行。法令推行十年，“秦民大悦”，从前那些说法令不便的人又有一些跑到首都来赞美法令是如何的方便。商鞅说“此皆乱化之民也（这些人都是破坏分子）”，把他们全部强制迁移到边城，“从此之后，老百姓再也不敢议论法令了。” 说坏不行，说好也不行——老百姓放弃思考，“不敢议令”，惟知服从，这就是商鞅想要的结果。我要你把这块木头搬到北门去，你就搬到北门去，搬了就有赏，这是我的命令，你只要执行，不折不扣地执行！为什么要在都市南门竖一块木头？又为什么要搬到北门去，这不是浪费时间吗？为什么这么个活计竟然值五十金？敢于提出质疑的，都是“乱化之民”，必须惩罚！

跟儒家相比，战国时期的法家实在是太成功了，几乎无往而不利。因为他们以君主之目标为目标，富国强兵，谋求霸业；同时又拥四种知识，能使国富兵强而霸业得成；这四种知识就是法度、农学、兵学和纵横术。今人通常以法家为一家，以农、兵、纵横各为一家。这种分类方式来自《汉书•艺文志》。殊不知，农、兵、纵横三家，“皆法家之工具也”。“农以致富，兵以致强，而纵横则为外交术，皆法家之所宜有事者。”比如商鞅相秦，就是兼四种知识而用之，“内立法度”，进行法令制度建设；“务耕织”，大搞农业经济建设，提振国家经济实力；“修守战”，建设坚固的国防、强大的军队；“外连衡而斗诸侯”，通过外交改善国际环境，谋求大国地位。

相比儒家，法家的功夫更扎实，跟现实结合得更紧密，因而也获得了更多的接触、解决现实问题的历练，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战国以后的华夏国家制度都是法家打下的底子。然而，“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法令制度是中性的，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关键是看在隐藏法令制度背后的指导思想——那些制定法令的人，他们相信什么、畏惧什么。法家是君主至上、国家第一的，在法家这里，是所谓人民的福祉的，人民只是实现富国强兵的工具。所以法家所主张的是通过严刑峻罚把人民变成驯服的工具。

法家三宝——法、术、势，“法以齐百姓而术以驭群臣”，势为施行法、术的基础，百姓、群臣皆工具。李斯曾经为秦二世讲“督责之术”，也就是让臣下听话的办法，李斯说：“只有明主才能轻罪重罚。轻罪都重罚了，更何况重罪呢？所以天下人就不敢犯罪了……”，“明主圣王”凭什么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非有异道也”，实在没什么稀奇的办法，关键就是“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要用严苛的法律施行恐怖统治，“故天下不敢犯也。”人人畏惧而“不敢犯”，然后统治者就能安安稳稳地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这种“督责之术”，简直到了一种极端病态的程度，然而李斯敢当真理说，二世也受用——极端法家的精神世界，实在疯狂。二世的法律老师赵高玩儿过一场“指鹿为马”的游戏，看起来荒唐，对于极端的法家来说，也算正常，这个可以有。
 

李斯（秦朝丞相，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

这样的统治能否长久呢？很难，因为人不是机器，百姓不是，官员也不是。人需要法律的约束，也需要道德、荣誉的滋养。法家的治理往往高效，比如汉代的酷吏，常能出奇招、下狠手，打击豪强兼并，毫不手软。但是这种治理方式的长期有效性却并不乐观。对此，司马迁有着敏锐的观察：

首先是随着王温舒等酷吏的出现，“以恶为治”变成了普遍的政治风气；接下来，民间出现反弹，既然动辄得咎，轻罪重罚，那边豁出去了，“官员百姓越来越无所谓，轻易犯法，盗贼滋生”，治理成本提高。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失去信任，转而依靠中央派出的特使，第一批特使仍然是原有制度范围内的，但是不奏效，于是出现了第二批“绣衣指使”，“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出动军队打击豪强），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杀人最多的一次达到万人），及以法诛通饮食，坐连诸郡，甚者数千人。数岁，乃颇得其渠率（几年之间，果然抓到了几个大头目）。”打击手段提高，惩罚力度加强，宁可错杀，也不放过，有效。

然而，仍然不能持久。“离离原上草，春风吹又生。”剩下的散兵游勇，又聚集起来，形成反政府武装。该怎么办呢？按照法家的思路，当然是继续加大打击力度，更为严苛的新法令——“沈命法”出台。“沈命法”规定，凡境内爆发盗贼未能发现、察觉者，发觉而不能抓获的，“地方长官至相关小吏，全部处死”。督责力度，达于极致了。然而效果如何呢？“其后小吏担心被杀头，即使是发现了盗贼也不敢举报，恐怕万一抓不着，自己倒霉不算，还要连累上级；他的上级也默许这种做法。”其结果，盗贼越来越多，上上下下都不说，互相包庇，一起瞒着皇帝。整个官僚机构完全失效了。法网越织越密，犯罪越来越多，官僚机构越来越不管事儿。

汉武帝的酷吏政治，从高效到失效，也就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司马迁耳闻目睹，亲身经历。法家的灵活高效，可以兴于一时，不能行之长久。远不如迂阔的儒家，把关系理顺，然后关系自然运行出善的结果。当然，在汉代以前，纯粹的儒家其实很少得到主政的机会，那么，一旦得到机会，理想可以落地生根，儒家又将怎样建设他们迂远而美好的世界呢？我们下次再说。好，这就是今天的内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