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大宋一号超男王安石的改革风雨路

本期节目内容：

　一开始我们就要问，王安石为什么要变法？改革是有风险的，战国时期的吴起和商鞅都是因为变法被杀，王安石酷爱读书，不可能不知道这样的事情。
　　但当时北宋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又是不能不变法，宋神宗也认为国家必须改革。
　　王安石变法是开始于1069年，北宋灭亡是1127年，我们现在看，从王安石变法到北宋灭亡还有将近60年，似乎情况还不是那么危急，但我们如果站在当时的角度来看的话，北宋未尝没有灭亡的可能。
　　这是因为北宋在行政、军事和财政方面都出了严重的问题。一个政权如果在印把子、枪杆子、钱袋子这三方面都出问题，那这个政权基本上就进入灭亡倒计时了。
　　这个时候北宋建国才一百多年，和汉唐比，时间不算长，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危机呢？
　　原因就是我们上一讲说的宋太祖的改革，很多事情都是有利有弊，宋太祖的改革确实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但也导致了一系列问题。
　　行政方面是冗官问题严重，效率严重低下，官儿太多，不干事儿。在宋真宗时，北宋官员有1.3万人，到宋仁宗时，上升到2万人，到宋英宗时，进一步上升到2.4万人。北宋官员数量增加如此之快，主要原因是北宋皇帝主要的思想就是分权，皇帝总是担心大臣手里的权力太大。上至宰相，下到基层官员，都进行分权，把一个人手中的权力分给几个人，那相应的，一个人干的事儿也就分给几个人来干，容易导致相互扯皮，你说该我干，我说该你干，最后谁也不干。最后严重降低了效率，国家机器运转不灵。
　　官员怠工有这么严重吗？总没有武将造反严重吧？官员怠工在短时间内还没关系，但从北宋建国到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已经过了一百多年了，时间长了，积累的问题也就逐渐暴露出来了。
　　军事方面的问题是对外战争胜少败多，辽和西夏对宋朝边境构成严重威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宋朝也面临生存危机，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讲，辽国这个时候很难吞掉宋朝，西夏更灭不了宋朝，但是如果辽和西夏联合起来打宋朝那就不好说了。
　　宋朝打不过辽国，有情可原，因为辽军战斗力确实很强，但为什么宋朝连西夏都打不过。西夏是一个全国总人口只有三百万的小国，那原因还是要到宋太祖改革里去寻找。
　　因为之前武将造反的教训太深刻，宋朝实行重文轻武，刻意抬高文官，贬低武将。唐朝李贺的有一首诗说的是
　　男儿何不带吴钩， 收取关山五十州。
　　请君暂上凌烟阁， 若个书生万户侯？
　　说明唐朝有很多热血男儿都渴望在战场上建功立业，但宋朝人讲的是“好汉不当兵，好铁不打丁”，在宋朝，军人的社会地位很低，当时的人并不把当兵当成是很光荣的事情。都不想当兵。哪里闹饥荒，政府就去招难民当兵，好像军营就是救济所似的。水浒传里面，梁山好汉们犯罪的惩罚基本都是充军，好像军队是劳改营似的。这样一支充斥着社会看不起的难民和犯人的军队很难打赢战争。
　　此外还实行更戍法，将军和士兵来回换，这样将军平时也不会好好搞训练，我是这支部队的长官，但我过几天就调走了，我把这支部队训练好了对我也没好处。
　　班级的老师经常换，肯定会影响成绩，将军经常换也会影响部队的战绩，在战场上，上下级互不熟悉，互不信任。一支部队又缺乏训练，又配合不好，肯定会打败仗。
　　最后，北宋缺少骑兵也是战败的原因，北宋没有占据今天北京、内蒙古和宁夏这些地方，没有养马场，宋军以步兵为主，少数民族用骑兵打宋朝步兵，来去自如，占据很大优势。这也是王安石变法中要解决的问题。
　　财政方面（钱袋子）的问题是收入少了，开支大了。收入少是因为土地兼并比较严重，宋太祖当皇帝后，要剥夺功臣们和大将们的权力，就鼓励他们买地享乐，宋朝皇帝的态度是只要你不造反，多买点地，多搂点钱没关系，所以宋朝政府对土地兼并就比较放任，导致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自耕农越来越少 ，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自耕农，也就是小老百姓，大地主地多钱多，但是他们会隐瞒财产，他们也会向地方官行贿，很难保证他们会像小老百姓那样老老实实地交税。自耕农少了，政府收入也就相应减少。
　　另一方面花销多了，这么多官员得发工资，军队得发军饷，此外还得给辽国和西夏压岁钱，用钱的地方这么多，政府只能加税。
　　自耕农本来就少，又加税，他们的税赋负担就更重。社会矛盾也就变得更尖锐。农民起义增多。在以往的朝代，农民起义一般发生在王朝的后期，如东汉末年的黄巾军起义、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北宋现在农民起义这么多，很多人就猜想，该不会要亡国了吧。
　　在王安石变法之前，范仲淹搞过一次变法，但是范仲淹变法主要从改革吏制入手，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所以很快失败。
　　王安石针对上述弊端，对症下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在行政方面，王安石推行了取士之法，行政方面的问题是官员很多，不干事，那我选一批勤劳肯干有才能的官员上来不就行了吗？所以王安石改革太学。太学是干部培养学校。改革教学内容，让学生们学些对以后执政有用的。优秀的学生不经过科举考试也可以当官，因为可能会有非常优秀的学生在考试的时候没发挥好，或者判卷老师的问题等各种原因没考上，这样规定以免埋没人才。
　　还有改革考试内容，考试的时候也要考实用的东西，不考诗赋，考经义和时务策。
　　第三是唯才是举，谁有才用谁，谁支持变法用谁。凡是有志于改革的官员都被委以重任。
　　变法损害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高级官员更可能是既得利益者，进而反对变法，所以王安石不得不提拔很多新人推行变法。支持变法的人不一定都是好人，事实证明变法过程中也确实出现了用人不当的情况。
　　在军事方面，王安石的目标是要增强军事力量。军队的战斗力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武器装备，一个是人员素质。
　　针对人的因素，王安石推行了保甲法和将兵法，保甲法是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每家出一两个成年男子，农忙时干活，农闲时训练，打仗时编入军队作战，这样能为国家正规军提供高素质的后备兵员。经过训练的人有底子，在进入正规军以后容易训练出战斗力。
　　将兵法意在解决兵将分离的情况，将是基本的作战单位，从几千人到上万人不等，挑选武艺高强、作战经验丰富的武官担任长官，专管训练。将军和士兵的关系固定下来，不轻易调动，让军队安心训练。将军和士兵在一起的时间长了，也相互熟悉了，在战场上也能够非常默契的配合。
　　在提高武器装备方面的措施有保马法和设军器监。
　　保马法意在增加马匹数量，增加宋军骑兵的数量。因为宋朝没有养马场，不能大规模地集体养马，所以王安石就想着把马分散养到来百姓家里。
规定百姓自愿申请养马，养马可减免部分赋税，但如果把马养死，要赔偿国家损失。
　　军器监相当于现在的装备发展部，专门研究提高武器装备的质量，监督制造兵器，保养兵器，避免在战场上出现刀生锈，捅不死人的情况。
　　在财政方面，王安石的主要思想是在不增加老百姓负担的情况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对此司马光有不同意见，司马光认为天地物产有定数，不在老百姓手里就在政府手里，增加官府收入必然减少人民收入。如果以现在的视角来看，司马光的理论肯定不正确，在经济学上还有个经济效用问题，如果能很好地整合资源，那么在总量一定的情况下也可以发挥出更大的效用，但当时大部分人是理解不了这一点的。
　　王安石的思想太进步，司马光的思想很现实。从这里我们可以再次看到主张变法和反对变法不是人品问题，只是政治见解问题。
　　在财政方面，王安石推行了，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均输法。
　　青苗法是在老百姓缺钱用时贷款给老百姓，等农民收获之后，还本付息，这样可避免农民受高利贷盘剥，政府也可以获得一些利息收入。
　　农田水利法是鼓励百姓开荒和兴修水利工程，增加粮食产量，由此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免役法是指不愿意服役的人给政府交钱，政府拿这笔钱雇别人服役。
　　市易法是指政府在东京设立市易务，平价收购市场上滞销的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避免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
　　方田均税法是针对以前有大地主隐瞒财产，少交税的情况。重新丈量土地，各户按土地多少收取赋税。
　　均输法是什么呢？京城有皇帝、王公贵族和中央政府的工作人员，他们的消耗是非常大的，为供应他们的生活消耗，宋朝政府在各地设发运使，相当于采购员，负责为政府采买东西。以往是严格按照既定的采购清单采买，这帮采购员是花公家的钱不心疼，不管东西贵不贵、中央缺不缺、现在买划不划算，都一律照买不误。王安石变法后，让这帮采购员把情况摸的更清楚些，熟悉需求端和供给端两方面的情况，能买便宜的就不买贵的，能在近处买就不在远处买。
　　这就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措施。
　　我们现在看来，王安石在各个方面提出的措施都很不错，为什么最后没有推行下去呢？失败的原因主要有几下几个：
　　1.别人的问题，反对力量强大，改革触犯了太多人的利益，必然遭到反对。比如青苗法，政府贷款给农民，那必然损害原来放高利贷的那部分人的利益。市易法可以平抑物价，必然会损害很多大商人的利益。再如设立军器监，以前在制造兵器上很多人有油水可捞，现在严格监督，油水就少了。你动了他们的奶酪，他们必然会反对。
　　2.自身的问题，用人不当。王安石提拔了很多低级官员，（因为很多原来的高官都反对），这些官员中有很多道德水平不怎样的，他们只是想借新法升官发财。这导致新法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危害百姓的一面。
　　比如青苗法，本来是想帮助老百姓度过难关，但地方官员为了政绩，强行向百姓放贷，而且随意提高利息。这比私人高利贷危害还大，百姓苦不堪言。
　　比如市易法的主观目的是平抑物价，设想是收购滞销的商品，但是后来不管是不是滞销的商品，政府都低价收购，政府要买，你不卖都不行，然后政府再高价卖出去，赚取高额差价。政府整个垄断了市场的批发和零售，最后不管是大商人还是中小商人，要想做点生意，要想进货都得找政府，政府官员就乘机敲竹杠。
　　当时在很多人看来王安石变法就是在祸国殃民。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也是出于公心，王安石比司马光小两岁，他们是非常好的朋友，王安石去世后，司马光建议朝廷给王安石追加了太傅的荣誉职位。
　　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情况下，政治家都是想把自己的政治对手给整死，包括东汉的党锢之祸，唐朝的牛李党争。像司马光和王安石这样，在政治见解不同的情况下依然保持好朋友的关系，这种精神确实难能可贵。司马光和王安石是君子和而不同。
　　针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积极方面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政府财政收入有所增加。军事力量有所增强。在王安石变法之后，北宋之所以还能支撑五六十年，那不能不说是王安石变法的工作。
　　但是他的消极方面是变法思想太超前，忽视了客观事实，事实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就是以加重百姓负担为前提的。新法事实上是走到了司马光预料的地步，与民争利。
　　宋朝一百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不是王安石能解决的，最终北宋灭亡也是因为军事力量太弱，被金国所灭。
　　中国古代的政府需要在很多方面搞平衡，比如需要在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搞平衡，把哪一方面逼的太紧都不行。也需要在国内反抗势力和国外入侵势力之间搞平衡，你是把主要力量用来防御内部反抗还是外部入侵，汉唐很强大，少数民族对汉唐构不成根本威胁，但汉唐却被自己人给推翻了，汉朝被曹丕推翻，唐朝被朱温推翻。宋朝吸取教训守内虚外，把主要力量用于防范国内造反，结果又被少数民族政权给灭的，这个平衡确实是很难把握。
　　如果我们以事后诸葛亮的观点来看，可能会觉得古人这儿也不对，那儿也不对，难道我们自己去做我们就能做的更好吗？难道我们去做宋朝皇帝就能比赵匡胤做的更好吗？难道我们去主持变法就会比王安石做的更好吗？我想也不一定。
　　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尊重别人，做好自己，做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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