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真伪文人的基本标准

课程金句 

第120集 判断伪文人的基本标准

今日文稿 

大家好，我是余秋雨，我们继续讲课。

我讲到中国文化由于缺少实证思维，使得文化队伍里边很多人老是在扮演，扮演精英，扮演贵族，扮演各种各样了不起的人。这个事情到现在为止，似乎还是一直存在着。譬如现在我们对于前辈学者，不管是写回忆录，不管是开座谈会，总有一个统一的坐标，把我们的前辈说成是皓首穷经，两袖清风，不着时务，大义凛然，蔑视权贵。几乎所有的前辈，老一辈，我们老师这一辈，几乎都是这样的形象，说来说去都是这样。有高薪在国外坚决回来，没去国外他也是蔑视权贵，等等。

但是呢，我的年龄正好让我认识了一大群这样的前辈，前辈当中真实情况是什么样呢？那和伪精英坐标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伪精英坐标真是害死人了，好多下一代的人用这样的框子去框范自己的老师们，而这个老师们是虚假的，而他们下一代在框范的过程当中，把自己的人生坐标也树立起来了，也是虚假的。

伪造的思维 

其实我所认识的老一辈的文人、教师、学者是什么样的呢？我说，绝大多数都是辛劳谋生的普通文人。他们后来其实都是屈服于日常事态的普通老人，他们都有一点业务上的固执，说不上勇敢，在政治上他们少见解、随大流，他们多数人对于自己的待遇非常敏感，老是在和同行攀比，因此，这些老一辈的文人人际关系都比较紧张。在学问上，总的说来还算认真，但是由于兵荒马乱、政治运动，那就很少有独立的见解，即使写了一些书，也说不上有什么让国际瞩目、让后代记忆的建树。

中国在整个20世纪都严重地缺少创造性的精神成果，他们都有责任。这不能把责任全部推给他们，但是我们不能在他们的遗像上涂脂抹粉，来成为教育后一代的教材，这完全错了。把他们说成是这样、那样，全是假的，只是想象中的。

我当时有个经历很说明这件事情的可笑。当时钱钟书先生还健在的时候，报纸上有不少文章说前代的学者有个共同特点，就是拒绝电视，绝对不可能上传媒，看不起传媒。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缺少证据，理由何在呢？因为钱先生适合上电视的年龄的时候，还没有电视，所以你根本说不上拒绝不拒绝的问题。

后来正好我的两个朋友，一个叫黄蜀芹，一个叫孙雄飞，他们要把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改成电视剧，这我就有机会看到钱生生有关这件事情的好些通信。人家不仅没有拒绝，而且兴致勃勃，这个演员好，那个演员不好，怎么改编，钱先生都参与。所以，说钱先生拒绝电视是伪造的。但是我们就经常会用这样伪造的思维，来作为一个装扮集体形象的标号，让大家都进入到一种虚假。 

真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有装扮习惯的这样一支文人队伍，对中国文化的实际的腐蚀是非常严重的。现在由于老一代文人越来越少，我们就装扮，现在叫做民国文人，好像民国出现过这么一群人。我因为台湾去的多，我开始演讲的时候，前面坐了好多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们就是我们现在拼命装扮的这些民国文人，我其实都认识，他们也和大家所设计的伪精英、伪贵族的图像完全不一样。

所以，有没有可能撤除这些伪造的装扮，真实地来进入我们的文化，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这个就会好一点。我们一定要很好地投入创造，一定要把虚假的层次去掉。我们有缺点，我们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中国的文化就会真实一点。

曹禺先生曾经给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的人，讲过一句有趣的话，他说，会写剧本的人在写剧本，不会写剧本的人在教别人写剧本。这个说得有一点挖苦，但是我们的文化当中确实存在这么一个现象：真的投入创造的人地位不太高，一种摆出样子来的人地位相当高，敢于摆样子的人地位特别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关于“伪”的非常重要的层次。

伪与不伪的标准 

对于文人的伪与不伪，我有个基本标准。这个标准可能苛刻了一点，但是你既然成为文人，首先需要你最好能够有过创作，你最好有作品。我多次要求我的学生，你既然成为文人，你至少写两篇散文吧？你至少写几首短诗吧？你写一篇小说好不好？网络上有那么多网络小说，你能不能写一写？在上海戏剧学院，你要写个小剧本给我看一看吧？你是个文人，是个重要的文人，但是你既没有写过小说，又没有写过诗歌，又没有写过散文，又没有碰过剧本，你完全不知道创作是怎么回事，你自称是文人的话，我的问号就很大了，我认为这个时候你的装扮已经开始了。

我不承认那些对文化完全缺少实际艺术感受的所谓文化人，你如果有实际感受，你一定会投入创作。没有创作过的人，你远远地评论过去，你只是一个普通观众而已。只不过你不小心得到了一个学校的讲师或者副教授的称号，或者被哪个报纸叫来写写文章，你似乎是个评论者，如此而已。实际上作为文人是假的。如果你作为评论者是真的话，也可以，你要真实地捍卫文学领域里美的存在的话，你要保护他们，而不是天天来挖坑，来让所有的创作者、所有的艺术家都掉到坑里，你拍手叫好。如果你什么也没写过，你天天在挖坑，这样的生态基本上是伪文人。这样的人，在我们的文化领域里是太多了一点。

当年在上海，我遇到现在已经过世的一个历史学家叫唐振常先生，他是我的忘年之交，虽然年纪相差很多，但是实际上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他就一直跟我讲，他说上海的麻烦就是出现了很多“小报文痞”，就是专门在小报里边评这个、评那个。他说，这个“小报文痞”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总是跟上海的大文人过不去。他说，你看上海大文人一开始都愿意在上海过日子，因为他比较自由，信息比较多。但后来哪个大文人真正可以在上海一直住下去？几乎都不太可能，都走了。原因就是，受不了这些“小报文痞”的侵害。

唐振常先生跟我讲，“四人帮”里边的张春桥、姚远，其实就是那些“小报文痞”，他们后来做了官了，有权利了，实际上就是“小报文痞”驱逐了真正的精英文化，所以这个装扮由于没有文化，他装扮的地位特别高，装扮的气氛特别的强烈，装扮的某种架势特别大，造成的结果就是使文化破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努力地注意，我们要到实证上来，你是文人，最好请我看看你的作品。

你说我不会写小说，可以写篇散文给我看一看。如果没有过，你要告诉我你捍卫其他作家的记录，如果没有的话，我基本上判断你就是唐振常先生讲的“小报文痞”，你的全部任务是破坏文化，没有其他真正的好东西了。

防范的底线 

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建立一个实证思维的过程当中，减少那些虚假层次，减少那些装扮的假精英、假斗士。在运动当中这些人不做假精英了，不做假贵族了，他们是做假斗士，冲锋陷阵。这样的假造成的结果是文化的严重的损害的话，我们一定要把这一点改变过来。

这里边我觉得有一个底线，对虚假的防范有一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我以后专门要讲到的，叫做羞耻感。人类总得有羞耻感，来减少我们的虚假性。我们抱着一个虚假的材料，我们年年月月把它们作为自己发言做事的依据的话，你总得有个羞耻感控制自己。这方面我们不多，我们的羞耻感被一些道德教化所左右，从来没有在真实和不真实的事情上，来建立我们羞耻感。

我自己经常会有这样的经历，比如一个人讲谣言，讲你的假话，讲完以后的事实证明它是假的，但这个人毫无羞耻感，第二个谣言又来了。但是，他怎么就没有羞耻感？

我和我太太经常会有这个感觉，有那么一群人每隔半年说我们离婚了，我们一直没离，我们相亲相爱非常好。我们惊讶的是，这些人怎么没有羞耻感？你们写了那么多文章，但我们还是很好的，这些人怎么就没有羞耻感？而且旁边的人也没有把羞耻感投给他们。我们民族在这个问题上是个大问题了，讲假话、造谣、假身份、假精英，这些东西都要被羞耻感所控制，这一点我们显然没有做到。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