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 再说苏轼与《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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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我们讲了苏轼，今天我们还要再讲一次苏轼，因为我太崇拜他，太喜欢他了。

苏轼是一个天才，也是一个通人，各种各样的书都读，最后化为自己的养料。有学者总结说他是“主儒术而不迂，杂佛老而不溺”，他主要遵从儒家，却不迂腐迷信，他汲取佛教、道教的学说，也不沉迷其间，这基本上是准确的。苏轼自己有一段话说得很好，他说：“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意思是，儒道释三家鼎立，三家之中又有不同之派纷争不断，但江河都归于大海，殊途是可以同归的。这与其说是历史的概括，不如说是苏轼的理想。

因为这种殊途同归，最典型的表现在他数量众多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里。当然苏轼在学术上的功夫，主要还是用在儒家典籍上。他在被贬官黄州期间，不能过问政事，正有时间研习典籍，所以他说，到了黄州无所用心，可以用功于《周易》与《论语》，于是写了《易传》和《论语说》，并为自己“穷不忘道，老而能学”感到得意。后来他又被贬官岭南，对《易传》和《论语说》做了进一步修订，还写了《尚书》研究著作——《书传》。

我们以前说过，孔子提倡学思并重，“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但如果分辨先后，那么学是思的前提，思需要以学为养料，所以，孔子又说：“终日不食，终日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如果不学，废寝忘食地思，最后只能沦为空想，不会有任何的好处。苏轼是历史上最聪明的人之一，但他的聪明也是靠读书、学习来不断扩展的，他完全认同孔子的观点，说“学以明理，思以通其学”，通过学可以达到明白事理的目的，通过思可以把学的东西融会贯通起来，但学必须是思的前提。“废学而徒思”是禅学的观点，也是精通禅学的苏轼完全不认同的。

在《论语》里，孔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君子与小人的分辨。苏轼明白，君子和小人，每个时代都存在，小人是赶不尽杀不绝的。而以他的政治观察，他觉得君主被小人所迷惑的时候，君主太信任太喜欢小人的时候，当小人执掌了大权的时候，那些具有君子品格的忠诚义士，“莫不欲奋臂而击之”，但小人既已得到君主的宠幸，他一定会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来加固自己的地位，所以，君子的做法第一是“击之而不胜”，自己出师未捷身先死，这还不算，把矛盾激化的结果第二是“君臣不相安”，可能会给国家带来更严重的危害。

因此苏轼有一个不同于常人的见解，说：“凡天下之患，起于小人，而成于君子之速之。”天下的祸患都是因小人而起的，而君子的操之过急则经常促成、扩大了这种祸患，所以他提出，君子的做法，不是要以最简单的办法把小人灭干净，事实上这也做不到，而是要“以义正君”，让君主明白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道义，期望君主在明白正义与道义之后，能疏远小人，摒弃小人，回到正轨上来，因为旧时代的君主毕竟是国家权力的最高执掌者。苏轼还用了一个比喻，说国家的关键岗位上有小人，就像人的关键部位上长了毒疮，你要不用合适的办法，操之过急地一下子弄破它，弄掉它，可能会危及生命。这个观察也有它的独特性。

在讲到韩愈排佛的时候，也许有些对佛经有所研习对佛教有所喜欢的朋友有点不快，因为佛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其中蕴含的人生哲理给了很多人以启发，韩愈竟把它说得那么一无是处。其实韩愈恐怕比我们大多数人都更熟悉佛经，他也是读佛经，在诗文中用佛教典故的，只不过他的排佛是从政治、社会、经济等因素来着眼的，不是从哲理的角度来着眼的。欧阳修排佛也是如此，王安石排佛也是如此，而苏轼也是如此。

我们刚刚说过，苏轼是个博学的天才，对佛教、道教都有深入的理解，在诗文中用的典故很多，在仕途失意、屡遭打击的时候，更从佛教与道家的著作中寻得了慰藉。他对佛教教义有很漂亮的阐发，比如他写过一篇《观世音菩萨颂》，漂亮极了，那有点长，也跟我们的课没有太密切的关系，我就不在这里读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找找，他还相信道家的长生之论。不过在政治上，他一直批判佛老，从早年到晚年都是如此。

《论语》里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苏轼发挥说，圣人之所以要那么排斥异端，“非异端之能乱天下，而天下之乱所由出也”。这是很深刻的洞见。圣人所以对异端那么排斥，不是异端可以乱天下，而是天下的混乱本来就是异端邪说所引发的。他说正是老子、庄子的“轻天下，齐万物”之说，造成了法家对人、对世界没有了不忍之心，生发出了各种残忍的法术，韩非正是历史上第一个注释《老子》的人。

在困苦中苏轼从《庄子》这书里得到安慰，《庄子》一书里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旷达自由的精神，使他感到心心相印，甚至赞颂《庄子》说出了他想说却说不出的话；他也用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来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是扰民，甚至他认为老子清静无为的学说，跟孔子的“仁者静”、“仁者寿”都可以相通。但这并不妨碍他从正统角度批判老子、庄子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佛教也是如此。他从不否认佛经的教义，能让他忘却人间的烦恼，但他却坚持认为佛教中有不少“荒唐之说”，这“荒唐之说”四个字是苏轼的原话。在政治上，他更完全认同韩愈与欧阳修认为“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把佛教看成是会给国家带来危害的学说。

宋代皇帝也不乏跟唐代皇帝一样有过于崇信佛教的，从宋太祖、宋太宗到宋真宗都信佛，僧尼一度多达四十万人，这么大的人口，占据大量的土地，这对国家财政收入也是有危害的。王安石和苏轼的政见各不相同，他们争执得也很厉害，但在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苏轼除了高度赞颂欧阳修，这我们在欧阳修那一讲里已经引到过，他还高度赞颂韩愈，说“东汉以来，道丧文敝”，从东汉以来，儒家的道就被破坏了，文章也凋敝了，不同于儒家的包括佛老在内的“异端并起”，都出来了，到了唐代，那些有地位的人反而不能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只有韩愈以平民百姓来大声号召，天下都跟着响应，于是思想复归正统，这是从韩愈以来到苏轼他自己为止三百年间才有了的局面。

而他特别借用《论语》的典故，给韩愈写了四句评语，说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意思是韩愈用自己的文章把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这八代衰靡的文风纠正了过来，用儒家的正道，把天下从沉溺于佛老思想的人拯救了出来，忠心进谏不怕触怒皇帝，真正实践了孔子的教导，那就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在中国思想史上，在中国文化史上，在中国文学史上，苏轼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也是我们热爱传统文化乃至热爱人生的听众值得深交的朋友，因为无论他的人生态度，还是他的艺术水平，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启迪，很多的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