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 鲁迅的遗嘱与遗产

重读鲁迅，今天是第六十六期。

这是我们本档节目的最后一期正式内容。

鲁迅的遗嘱 

这期的题目叫《鲁迅的遗嘱与遗产》。

鲁迅没有正式的遗嘱，在散文《死》里，大部分的篇幅是用幽默的笔调，戏说鬼的生活，分析穷人、富人、中产阶级各自对另一个世界的想象，最后才谈到自己的1936年的病况。讲到五、六月病情危机，才觉得死亡真的有可能临近。

所以，鲁迅的遗嘱估计大部分是之前零星写的，一共有七条。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通常只有非常有名的人才会这样吩咐，但遗嘱写不要纪念的人，往往纪念的人是最多的，比方说鲁迅，周恩来总理等。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这像是对许广平说的话。但是先生太伟大了，许广平后来一生都是鲁迅夫人。当然，我们知道实际上还有一位夫人。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这一条是讲儿子的，周海婴后来做什么，也由不得他自己决定了，他就一直做鲁迅的儿子。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这最后两段，像是给家里人的嘱咐，又像是鲁迅一生坚持的人生哲学——怀疑和战斗。他这种对他人，甚至是对人性的怀疑，对社会黑暗永远是战斗。所以，只有这两条可以视为鲁迅对他的读者们的遗嘱。

鲁迅说，

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礼仪，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在鲁迅这里就是这样一个表达方式。

这是一个由文字构成的临终仪式，至少可以从三方面去理解：

第一，鲁迅至死都坚持他的献身使命，启蒙战斗。

按钱理群的归纳，鲁迅的敌人一共有四类：

一，当时的国家掌权者、统治者，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当局；

二，“亲英美”的知识分子集团，从20年代现代评论派成员，到后来新月派梁实秋、胡适以及林语堂等；

三，上海滩上各种无聊文人；

四，1936年，他主要的怨敌是周扬为代表的上海左联的领导人。

在我看来，第三类其实并不重要，或者，是和第四类有联系的。所以，“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其实就是这三类。

鲁迅到死都没有放弃跟他们的作战，所以他至死都不愿意宽恕他的敌人。在20年代中期，鲁迅写文章也一再强调，他说他写文章不仅为了他的朋友，更主要还是为了让他的敌人不高兴。

第二点，至死坚持战斗姿态，说明鲁迅临终之时也没有后悔自己这一生。

这一生把很多的时间放在斗争上，不管这样的度过的一生，在别人眼里有多少可以遗憾或者质疑的地方，鲁迅自己好像是无怨无悔。他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坚持他的人生价值。

鲁迅的这种不信宗教的、直面惨淡人生的，其实也算是一种广义的宗教姿态。对20世纪以及以后中国人的精神命运产生巨大的影响。其实，在中国自己的文化脉络中，鲁迅有意无意更接近于“格物致知”“修齐治平”的儒家传统，而很少有“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家策略，或者“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般的佛学境界。

鲁迅在《野草》中描写过耶稣受难，还被世人唾骂。这篇文章颇有“夫子之道”的意味，但鲁迅钦佩的是耶稣的献身精神，感触的是圣人不被民众理解。他最后的遗嘱显示，鲁迅并不接受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也不相信面对社会黑暗可执行宽恕之道。

据说，须藤医生有次跟鲁迅闲聊，说日本武士有个传统，担心自己生命危险，每年修改一次遗嘱，问鲁迅有没有类似的打算。鲁迅说，我要说的都在我的文章里。

是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重读鲁迅60多期，都是在读鲁迅的遗嘱，但我们不知怎样才能继承鲁迅的遗产。

鲁迅的遗产 

第一，当然就是他的十几篇一流的小说和一部分，主要是20年代中期写的一流的散文。

这些作品，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也是世界文学中的一流作品。在鲁迅的充满矛盾的各种言论、各种文章当中，他的这些作品代表了鲁迅最深刻、最有价值的精神成果。

第二，鲁迅的遗产是一种贯穿始终的精神，是一种不放弃的抗争社会的不公正，始终批判这种不公正的根源，就是国民性，或者说人性当中的奴性。

我这次特别注意的，就是鲁迅对“奴隶”和“奴才”的区别，这是他一生关注的焦点，也是我这次重读鲁迅的一个重点。

第三，鲁迅的身体是有病的，但精神上是一个超人，十分孤独，极其特别。可是，最让我们费解的是，偏偏这么病弱、特殊、孤独的一个人，却有着最多的精神上的共鸣者跟追随者。虽然实际上谁也无法真正地追随，他却有着最多让中国知识分子感到精神共鸣的地方。

虽然我们明知跟他不同，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跟鲁迅共鸣？我在重读鲁迅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过，小时候受他的影响几乎是偶然的、被迫的，因为那时候只有两个人的书可以读——鲁迅和毛泽东，我很庆幸可以素读这两个人的书。

在这次重读鲁迅的过程中，我多次惊讶于刚才的问题——鲁迅的精神世界那么独特，却怎么就会容纳体现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最普遍的精神矛盾呢？

这个精神矛盾太复杂了，我们必须分开好几层来简单概括。

第一，就是

小而言之，是为国家；大而言之，是为学术。

《藤野先生》里的这句话，我一直以为是搞错了次序，但想想这么重大的问题，鲁迅应该不会忽视。其实这是他纠结、挣扎、痛苦一生的问题。用李泽厚的话来说，就是“启蒙还是救亡？”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基本矛盾。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他在《药》的结尾给烈士夏瑜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为了听从当时的“将令”，新青年陈独秀、胡适，他们希望“用文学唤醒民众，改造中国”的“将令”，鲁迅加了花圈，这就是为了国家。但鲁迅一面加，一面又清醒意识到这花圈本来是没有的，所以要特别说明一下，而且就此来说明小说的艺术性受了影响，这是为了学术。

哪一个重要呢？鲁迅没有明说，我想他就愿意显示其间的矛盾吧。或者说，他明知学术更重要，但目前先为国家。至少，这是作为个人理解的愿意献身的救亡。启蒙重要，但先救亡。

鲁迅最后十年，随着国难深重，民族危机，他的文章越来越向后者倾斜，到冯雪峰起草《答徐懋庸》等文章的时候，索性宣言“我赞成统一战线”，主要就是因为“我是中国人”，这等于是说“小而言之，为文学；大而言之，为国家”了。但其实这个矛盾始终困扰鲁迅，也困扰无数其他中国的知识分子。

鲁迅的矛盾，第二，是他真实地忏悔他自己没有完全地说真话。

我不禁要想，鲁迅到底有哪些话没有说呢？鲁迅在批判他的敌人，那些当权者、自由派、革命党人时，其实都在说真话，很少保留的。真正有话保留不说的，是对青年和劳工弱势群体。

鲁迅也明知弱势劳工，一有机会也会损害更弱者，想想阿Q对小尼姑。但为了救亡跟革命需要，从《一件小事》开始，到30年代支持无产阶级文学，鲁迅都特别照顾、歌颂劳工弱势群体。

鲁迅的痛苦，就在于他很清醒，他不会被自己编的故事而自欺欺人。

所以，这一层，鲁迅真诚地表现了他自己的不真实，这其实是第一层矛盾的延伸。

第三，也是自然延伸——知识分子怎样面对工农大众呢？你是以“唤醒铁屋中沉睡的大众”为一生使命，还是对“世人皆醉我独醒”有所怀疑跟反省呢？或者是对能否唤醒大众根本悲观……

鲁迅提的问题啊，也是我们今天的问题。

鲁迅一生的工作，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使命。

这就是为什么，重读鲁迅六十多集以后，我的感受还是读不完的鲁迅，说不完的鲁迅……

100年了，所有人都在关心中国的变化，唯有鲁迅看到了中国的不变。

谢谢各位听众支持。

有空我们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