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大收官之《兄弟情深》1

苏轼的母亲程氏生了六个子女，但后来只有最小的两个孩子苏轼、苏辙活了下来。

兄弟俩少年时的健康也不甚好，苏辙 「少年尝病肺」，到秋天脾肺都不佳；苏轼也说他自己：「少年多病怯杯觞。」

母亲程氏：“喜读书，皆识其大义。”她教育两兄弟读书明志，要以古人名节来自我勉励。因此，苏轼从小就「奋厉有当世志」，兄弟俩在母亲的教育下熟读经史，纵论古今。

但是，两人的个性不尽相同，苏轼爱好书画，喜欢收藏，游山玩水，敢说敢做，爽朗豪放；苏轼一生，诗、词、书、赋、琴、棋、画诸般全能；就连曾经的政敌后来的师友王安石也称赞他：「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苏辙则沉默寡言，性格内向。其文如其人，朴实无华但情真意切。

苏洵就二字姓名写过一篇短文：「名二子说」，解释为两兄弟命名的原因：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大意如此：车轮、车辐、车伞和车箱底部的四边横木都有重要用途，而轼则是车上扶手的横木，露在外面，好像没甚么用，但是少了它，也不叫做完整的车。所以，我怕轼将来会不注意到应该要约束自己。） 
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大意：辙是车轮辗过的印迹，他既无车子行走的功劳，也不会遭到翻车之祸，所以知道，辙一生应可以免祸。）」

由此文可见知子莫如父！

嘉佑元年（1056年）三月，苏洵父子三人离家进京赴试，时苏轼二十一岁，苏辙十八岁。一行经过陜西凤鸣驿，因驿馆破败，不堪居住，只好住在旅店。经过河南崤山附近的二陵要道时，马死了，改骑毛驴，到达渑池，兄弟在渑池老和尚奉闲的僧舍墙上题诗。 
    到达京城开封，父子见了不少名人，欧阳修读了苏洵作品，非常佩服，并且极力推荐给韩琦、富弼，可是没被重用。嘉佑二年，苏轼兄弟同科进士及第，三人名震京师时，忽然噩耗传来，程氏病死家乡，只好匆匆返回家为母丁忧。  

嘉佑六年，兄弟重回京师，参加朝廷的制科考试。考试结果，苏轼「入三等」，苏辙考四等。（当时宋朝考试，第一二等都是虚设，三等实是最好的。在此之前，只有一个吴育曾经入三等。）史传记载：仁宗读到苏轼的＜制科策＞，高兴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苏轼从此步入仕途，开始他宦海沉浮的一生。苏轼被派到陜西任凤翔府判官（相当于现在的副省长）。

苏轼在途中写了一首诗给苏辙，抒发兄弟离别之情，苏辙读到来诗时，揣测哥哥此刻应该走到渑池，而渑池正是他们六年前入京应试时曾经驻足之地， 
于是写下＜怀渑池寄子瞻兄＞： 
「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归骑还寻大梁陌，行人已度古崤西。曾为县吏民知否，旧宿僧房壁共题。遥想独游佳味少，无言骓马但鸣嘶。」

前四句回答苏轼先寄来的诗，五六句回想起当年事情，最后二句是设想苏轼独自出行乏味，只能听到马鸣声，而无人可对语，虽然写苏轼的孤独，其实也就包括了自己的孤独。因此苏轼也作了一首＜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时间虽才隔六年，渑池的僧舍面目已非，奉闲和尚已死，壁上题的诗也荡然无存，由此发出深沉的感慨，人生太渺小了，有如飞鸿，只能偶然留下一些爪痕。

这时的苏轼，二十七岁。而弟弟苏辙，也在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出任河北的大名府推官，负责司法工作。

治平二年（1065年）五月二十八日，苏轼的妻子王弗病逝，第二年，父亲苏洵也去世，兄弟回乡服丧。

熙宁元年（1068年）期满返京，这时朝廷政局发生变化，英宗已去世，由神宗继位，颇思作为，于是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苏轼兄弟虽然反对因循守旧，但也不同意变法的理论，因此卷入了政争。苏轼先应神宗的征询意见，反对王安石准备变科举，批评说朝廷「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神宗也曾嘉勉他敢言，结果苏轼前后又进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拟进士对御试策＞等批评新政的措施，但事实上，苏轼并非守旧派，他其实也赞成要「丰财」、「强兵」、和限制贵族官僚的子弟，荫补官职而「择吏」的革新主张。然而，毕竟引发与新党人士的冲突。苏辙也因批评新法，多所不和，结果离开朝廷到陈州（河南淮阳）。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调往杭州，途中，兄弟相聚在颖州，这时两人政治上都不得意，被排挤出朝。

这此相聚在欧阳修相伴之下，一同过了半个多月，分手前夕，在船上共度一夜，吟诗论

政，苏轼写了二首诗显示心境：

「征帆挂西风，别泪滴清颖。留连知无意，惜此须臾景。我生三度别，此别尤酸冷。念子似 元君，木讷刚且静。寡词真吉人，介石乃机警。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嗟我久病狂，意行无炊井。有如醉且坠，幸未伤骤醒。」 
  「近别不改容，远别涕沾胸。咫尺不相见，实与千里同。人生无离别，谁知珍爱重。始我来宛丘，牵衣舞儿童。便知有此恨，留我过秋风。秋风亦已过，别恨终无穷。问我何年归，我言岁在东。离合既循环，忧喜迭相攻。悟此常太息，我生如飞蓬。多忧发早白，不见六一翁。」

「六一翁」指欧阳修；「飞蓬」象征他这一生，到处飘荡，不曾安定。

次日凌晨，兄弟分手，苏轼后来写给好友李常的诗中说：「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手足之情情深入骨令人动容。

苏轼在杭州作通判，面对了百姓因新法受害的实情，写了不少描绘民生苦痛，讽刺新法扰民的诗。熙宁六年（1073年），苏辙调到齐州（山东济南），苏轼第二年也自愿请调到密州（山东诸城）。

他说：「携孥上国，预忧桂玉之不克；请郡东方，实欲昆弟之相近」（意为：带着妻子儿女到京城去，只怕生活费用高贵；请求到密州去，是为了兄弟能就近照顾。）。但天不遂人愿，兄弟二人同在山东，但却无缘相见，熙宁九年（1076）中秋，苏轼思念弟弟写下千古绝唱《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密州的生活比杭州苦，但精神较好，经过一段时间后，苏轼修建了园圃庭台，有一篇散文＜超然台记＞，写到：超然台是原有的旧建物，他整修后，就请苏辙新取命名，苏辙认为：苏轼之所以能「无往而不乐」，就在于能「超然物外」、「游于物之外」。苏辙还以此为主旨，写了篇＜超然台赋＞：

「达者观之无不可兮，又何有于忧患？….惟所往而乐易兮，此其所以为超然者耶！」

熙宁九年底，苏轼改调到山西的河中府，次年，苏辙改赴南京做签判，七月，兄弟会晤在徐州，夜晚共宿，想着当年的期约，如今又要分别，苏辙便写了著名的两首诗＜逍遥堂会宿二首＞： 
「逍遥堂后千寻木，长送中宵风雨声。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飘泊在彭城。」 
「秋来东阁凉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卧北窗呼不起，风吹松竹雨凄凄。」  
    第一首触景生情，写逍遥堂的潇潇风雨，引起他对旧约的追感，一起对床共宿，暂时忘了飘泊徐州，只可惜终是一场空欢喜，还得离别。第二首，想象哥哥走后，自己孤独，就像是古人山简整日醉酒，困卧不起，风雨凄凄。苏轼当时安慰弟弟说：「今者宦游相别之日浅，而异时退休相从之日长。」并且和了诗： 
「别期渐进不堪闻，风雨潇潇已断魂。犹胜相逢不相识，形容变尽语音存。」 
    后两句是用＜后汉书 党锢传＞的典故，夏馥在党锢之祸中，为逃避追捕，剪发变形，隐匿姓名，到冶炼之家作佣人。弟弟夏静遇之不识，直到闻其声，才知是兄。苏轼安慰说：比起夏馥兄弟，我们还是好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