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廖靖靖：唐代的经济制度是否提升人民幸福指数

欢迎小伙伴们在评论区积极评论并留言，讨论廖靖靖老师的观点，或者提出疑问，小编会努力搜集请老师回答哦～

欢迎收听由新亚文化出品的《中国通史》大师课，我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廖靖靖，在这部音频版的《中国通史》中，我将和你分享《盛世与困局走进唐代社会》。

讲授目的 

从经济史的角度，唐朝是中国古代赋税制度和经济中心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唐初继承隋制，继续施行均田令，并颁布租庸调制度。至安史之乱后，朝野剧变，户口逃逸、民不聊生，土地兼并之风盛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两税法应时而出，从征税依据上进行革新。许多历史课本对于两税法本身并没有清晰的讲述，对其影响一概而论。此外，“宫市”在唐朝出现，成为沟通朝廷需求和民间市场的纽带，是关系到政府财政体制转化的重要环节，但在过去的著作中有讹谬和忽视之处。以上述两个问题为线索，分析朝廷的经济制度和经济行为对百姓生活的影响。

赋役制度之大变局 

唐代三百二十余载，其巨大魅力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各个方面。盛世之“盛”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经济的高速发展。杜甫的《忆昔》回忆了开元盛世时期唐朝经济发展繁荣的情况：“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他说的就是在开元之治的时候，不管是大家还是小户，家里都是廪实充盈。从经济史的角度，唐朝是中国古代赋税制度和经济中心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唐初继承隋制，继续施行均田令，并颁布租庸调制度。

（庸调布，布上有题识，相当于纳税证明）

至安史之乱后，朝野剧变，户口逃逸，民不聊生，土地兼并之风盛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两税法应时而出，从征税依据上进行革新。许多历史课本对于两税法本身并没有清晰的讲述，对其影响一概而论，只提意义和地位，把理论束之高阁。

（上括浮逃使状（官府文牒），有关逃亡农民的问题）

两税法究竟是哪两税？其依据是什么？与之前的税法有怎么样的差别？这是我们需要阐释的问题。只有对制度做到心中有数，才能进一步把握唐代经济的发展状况，这也是从唐史发烧友到唐史专业学生的分水岭。

首先谈谈“两税法”这个名词。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杨炎建议颁行新的税法。过去有人认为其得名是由于它包括了户税和地税。这种认识不对。因为在唐代，只要一年两度征收的都可以叫“两税”。杨炎提出的税收制度，户税是分夏秋两次征收的，地税也是分夏秋两次征收，因此得名。

那么所谓“一年两支”“春秋两税”，户税和地税是否同时征收呢？史料记载“夏税六月内纳毕，秋税十一月内纳毕”。旧历的六月和十一月分别是夏收和秋收之后，户税和地税同时收取。但是这条规定并非铁板一块，存在弹性，对各府州有一定的征纳期限，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做出具体安排。

进一步追问，两税法有怎样的额度？在此之前的税额一直是全国固定的。两税法的情况是否一致？我们来看陆贽“论两税之弊端”：“每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最多者，便为两税定额”。就是说，根据大历时各州府征收的户税、地税最高额作为当州府户、地税的固定总额，然后把这户税总额按当州府的户数、户等分摊到每户头上，把地税总额按当州府的垦田亩数分摊到每亩垦田上，这完全是一种摊配性质的税制。后来因为农田荒芜、地税摊派不均又进行重摊。黄永年先生等认为，正因为是摊派，两税法之下并没有全国统一的税额。

（陆贽）

再进一步，我们进入两税法的核心，根据什么来确定征收户税的等级？唐武德六年令和《册府元龟》都说到“查以资财”。这里的“资财”具体是什么呢？唐史专家王仲荦先生指出：“在封建社会里，土地是主要生产资料，是重要的财产，如果定户等第而不把土地当作财富统计在内，那成什么话说?”这一观点在吐鲁番文书中得到印证，户等就是以拥有土地的数量和质量为依据的。自此改变了过去以“人丁为主”的赋税方法。它的好处是什么？这就涉及到两税法制定的社会背景及原因。当时中央面对的一大难题就是土地兼并，农民逃亡。换而言之，农民都逃亡了，谁来承担以法定成年男子数量为依据的赋税和徭役？

（《册府元龟》）

那么如此有创新意义的两税法是否减轻了百姓的负担，提高了普通人民的幸福指数呢？这一问题过去很少被直接回答。没有明确答案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两税法没有定额，很难和之前的租庸调作对比。但是从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上，我们可以推究出一些线索。两税法一定程度上是将原先征收的租庸调总额分别附加进户税和地税当中，而且其额度是参考大历年间征收数量最大的情况来制定，摊到个人身上的剥削只会加重不会减轻。再从实施情况来看，到唐代中晚期藩镇州县往往私自非法收取赋税，打破中央规定额度，扩充地方财政。这一问题与唐代三条主线之一的藩镇割据密切相关。如此一来，百姓被超额榨取，负担更重。我们讨论经济制度必须用动态变化的视角。那么这一时期，两税法已经走向弊端，正如唐王朝的暮年之态，人民的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还需要注意的是，两税法施行之时，租庸调制度并没有一刀切地废止。大家对于这一问题，以往并不关注，仿佛是视线的盲点，一掠而过。梳理史料可以看到，租庸调并没有全面废除，按照“丁”即政府认定的劳动力数量来征发徭役的现象仍然存在，可以看作两税法广泛实行之下的补充。

（赵怀满租田契，表明当时授田不足，人民只能租田维持生计）

从内廷到民间市场 

两税法是唐史爱好者们比较熟悉的赋税制度，接下来我们讲讲大家比较陌生的贸易制度——“宫市”。宫廷的宫，市场的市，从字面意思来看是宫廷的市场。如何理解？宫廷里需要的日用品，由官府承办，向民间采购，可以说是沟通朝廷需求和民间市场的纽带。说到这里，听众朋友们估计还是雾里看花，不明其意。那么我们来看一首诗，大家当年背过的课文：白居易的《卖炭翁》。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卖炭翁》）

以诗证史，那么首先题目下的注文写到苦宫市，卖炭翁为宫廷采买之事而苦。为什么痛苦或者苦难呢？贫困的老翁把炭拉到市场南门时，剧情急转直下。翩翩而来的不是高价购炭的市民，而是“黄衣使者白衫儿”。他们是谁？诗人白居易很是隐晦。黄衣使者是指宫中的太监，白衫儿则是太监的手下。之后的交易显然是不平等的，宫廷以“半匹红绡一丈绫”换走了千余斤炭。唐代的布帛也常常充当等价物，所以用绡和绫来采买百姓的货物，表面上看并无问题。问题是此时“夜来城外一尺雪”，正是炭价居高之时，而绡和绫都不是品质好的丝织品，并非高价之物。这里还提到“手把文书口称敕”，用曲笔，暗指太监们的极低价买入现象并非个人行为，而是有明文可依，换而言之是奉“法”行事，这就和中央的制度相关联起来。

这一事件是对唐代宫廷采买弊端的集中反映。关键点是什么？是“黄衣使者白衫儿”，即宦官。在白居易写诗的这一时期，宦官把控了宫市，这是政治角力在经济上的反映。熟悉唐史的朋友应该知道，安史之乱后，宦官专权非常厉害，甚至有能力对皇帝生杀予夺，制造宫廷流血事件。这也是唐代后期的重要困局之一。宦官掌控朝廷的两个方面，就是财政和军政，军政是指宦官担任监军且掌握禁军，财政就是宫市。因为内廷采购权是控制内财政的重要环节，宦官群体对此觊觎已久，一旦获得，不愿轻易放手。

（鱼朝恩）

《新唐书》记载:“是时，宫中取物于市，以中官为宫市使，两市置白望数十百人”这里的中官就是宦官，“每中官出，沽浆卖饼之家皆彻肆塞门。”并且“京师游手数千万家无生业者，仰宫市以活”。我们来还原一下当时的景象：当内廷有需要的时候，宦官们来到市场采购，贩卖米汤、卖饼的小店全部关门歇业。京城市场中的白望和游手们纷纷出现。白望，白色的白，希望的望。他们是宦者派在市场的采办人员。什么是游手呢？取游手好闲的前两字，就是指没有正业的人，来自不同背景、不同阶层，在城市中活动。白望和游手们大量涌上来，就是争先为宦官服务取利。可以看到，数千万家仰宫市以活，说明与宫市有关的人众多，直接牵涉到民间的市场贸易，进而影响物价及百姓的生活。

（唐代长安城繁忙的西市）

从宫市的出现和发展来看，开元年间，为内廷供应所需直接到(主要是京城)市场采购任务，由京兆府负责，但当是否已称之为“宫市”，并无太多证据；天宝时，杨国忠以使职掌领“宫市”，可见这一活动受到朝廷重视；安史之乱之后，“宫市”引发民怨，成为腐败剥削的代言，“名为宫市，而实夺之”，直接强取豪夺。

（杨国忠）

进一步去思考这一现象的社会根源：唐宋时期，官营手工业从顶峰走向衰落，白银货币化程度加深，城市商品经济发展刺激着宫廷内部对市场的需求增加，官府市场采购份额逐渐加大，采购范围也不断拓宽，这促使财政体制发生变化，供送制与采购并举，但是这些环节中有非经济因素的困扰，比如“宫市”为害的现象，很大程度是人出现问题，所以说依靠“人治”，解决不了经济体制转变的根本问题。

两税法的探究和宫市的解读，是我们了解唐代经济状况的两条途径。两个问题立足点不同，赋税制度关系国家经济命脉，是个宏观问题；宫市即朝廷采买，大多发生于京城，和税法相较是个区域性或者局部问题。但是两条线索最后交织而来，落到普通百姓的身上，这就是我们想要近距离观察和思考的问题。听到这里，很多听众难免有忧心忡忡之感，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高唱赞歌之下居然有如此困境与曲折。然而这正是历史研究想要告诉大家的真实面貌。如果不能从百姓的角度去反观朝代，就容易迷失在复杂多变的政治事件之中，就很难理解唐代如何从兴盛走向衰落。两税法和宫市的弊端出现，分别对应着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两个重要问题，这是我们学习唐史必须深刻理解的暗线。两税法和宫市展现出祸患的持续积累，弊端的逐渐升级。我们在一起领略盛世之美、之壮阔时，也要不停地追问，是什么遏制住了大唐持续繁荣的脚步？

第一讲复习课 

你好！廖靖靖老师的第一讲结束了，我们来复习一下。

两税法 唐朝初年，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安史之乱后，土地兼并严重。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开始实行两税法。户税和地税都是分夏秋两次同时征收，故名“两税法”。“夏税六月内纳毕，秋税十一月内纳毕”，各府州可在征纳期限内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做灵活调整。

两税法是以大历年间各地征收户税、地税的最高额作为固定总额，然后把户税分摊到户，地税分摊到田。唐代中晚期，藩镇州县为扩充财政，往往私自打破中央规定额度，非法收取赋税。因此两税法虽然改变了过去以“人丁为主”的赋税方法，但人民的负担反而加重了。

此外，租庸调并没有全面废除，按照劳动力数量征发徭役的现象仍然存在。

宫市 宫市是指官府向民间采购宫廷里需要的日用品，是沟通朝廷和民间市场的纽带。开元年间，京兆府负责供应内廷而直接到市场采购。天宝时，宫市开始受到朝廷重视，杨国忠曾以使职掌领宫市。安史之乱后，宦官专权，在财政上掌控了宫市，借此控制内财政。

宫市现象的出现，是因为当时官营手工业逐渐衰落，白银货币化程度日趋加深，城市商品经济发展刺激着宫廷内部对市场的需求增加，导致官府市场采购份额逐渐加大，采购范围不断拓宽，这促使财政体制发生变化，供送制与采购并举。只是在“宫市”中，出现了非经济因素，宦官在采买过程中强取豪夺，导致“宫市”为害。这也说明依靠“人治”解决不了经济体制转变的根本问题。

这就是本节课的要点，谢谢您的收听。

加入学习群 可添加运营微信：liaojie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