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列传》：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

本集文稿 

上一讲我们讲了《史记》列传部分的第一篇为什么要主推隐士，这一讲我们接着讲这篇《伯夷列传》的主体部分具体是怎么写的。

司马迁写《伯夷列传》，从素材上看，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论语》里的相关记载，一个是儒家正统著作之外的所谓百家之言。《论语》所记，都是片言只语的评论，撑不起一篇完整传记的体量。百家之言里倒是有比较完整地记录伯夷、叔齐事迹的文字，但跟《论语》所记的，又不无矛盾冲突。

怎么办呢？司马迁采用的方法，是把两种存在矛盾的说法，都一起写进《伯夷列传》，同时又真切地表达了他个人的困惑。

《论语》里出现的伯夷﹑叔齐，特点就两个字“无怨”，就是“无怨无悔”里前面的那两个字。《论语》的《公冶长》篇里，有“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的话，意思是伯夷、叔齐不是总记着以前的恩恩怨怨，所以他们的怨气就很少。还有《论语》的《述而》篇里，记了子贡和孔子之间一段对话。子贡先问孔子：“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回答：“古之贤人也。”子贡接着问：“怨乎？”就是他们有怨气吗，孔子回答：“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意思是他们追求仁义，最后也得到了仁义，那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所以从《论语》的记载看，孔子当然是认为，伯夷、叔齐这两位古代贤人，一辈子几乎没有任何的怨气。

但是，在别的史料里，伯夷和叔齐，却有另一番模样。

《史记》的《伯夷列传》里，在记录《论语》相关文字后，司马迁很特别地引录了一篇相对完整的伯夷、叔齐合传。不过这篇合传是他直接从某部古书里抄下来的，还是他把有关史料整理排比而成的，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了。所知道的，只是它层次分明，情节曲折，很有一点微型小说的味道。

这篇合传的故事梗概大致是这样的：说是伯夷、叔齐老哥俩，是孤竹国国君的两个儿子——从名字判断，伯夷是老大，叔齐是老三，他们中间应该还有个老二，因为中国传统的兄弟排次称呼，是以伯、仲、叔为序的——孤竹国国君打算立老三叔齐为王位继承人，但他去世后，叔齐却没有遵从父命，而要把王位让给大哥伯夷。伯夷跟叔齐说：“你干，那是老爸的遗愿啊。”就跑了。叔齐呢，还是不肯干，也跑了。结果那个连名字都没传下来的老二捡了个漏，被孤竹国的国人立为新国君。

     这时候伯夷﹑叔齐听说西伯姬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待老年人很好，就想去西伯那里。可等到去了，西伯却死了。西伯的儿子武王在车里装载了西伯的木制牌位，号为文王，出兵东伐他的顶头上司商纣王。伯夷﹑叔齐特地拦住武王的马，进谏说：“你父亲去世却不安葬，还大动干戈，这可以说是孝么？以臣子的身份而杀国君，可以说是仁么？”这是什么话！武王身边的侍卫一听，就要对他们俩动武。还好姜太公出来打圆场，说：“这两位可是有节操的人啊。”最后，伯夷﹑叔齐被搀扶着带离了出征现场。

     武王呢说话间就平定了商朝，天下也都以周朝为正宗，但伯夷﹑叔齐却以当周朝的臣民为耻，硬是不吃周朝的粮食。他们隐居在一个叫首阳山的地方，采摘山上的薇菜当主食。等到饿得快死了，还写了一首诗。诗中唱道：“登上那西山呵，采摘山中的薇菜。有人用暴力代替暴力呵，却不明白这办法本身就错了。”唱着这样哀怨的歌，伯夷、叔齐最终饿死在首阳山上。

故事到此结束。但故事的细节与倾向，却引来后人的无数争议。

争论的一方认为，武王伐纣是正义之举，伯夷、叔齐视之为以暴易暴，是完全错误的。比如宋代学者叶适，就曾发问：“武王、周公以至仁大义灭商，夷、齐奚为恶之？”意思是周武王和周公是高举仁义大旗伐灭商朝的，伯夷、叔齐干嘛要恶心他们？

争论的另一方则提出，武王伐纣虽属正义之举，但表彰伯夷、叔齐，也就是对企图颠覆朝廷的越轨理念作严正的警告。这方面的代表性意见，是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写的《伯夷颂》，他在那篇文章的末尾说：“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意思是，要是没有伯夷、叔齐他们两位，后世不知道会出多少搞政变的阴谋家野心家啊！

但是由于这一争论的实质，是“君权至上”跟“正义至上”两种不同政治原则的较量，而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既定结构下，这基本上是不可以讨论的禁区。所以到后来有人就和稀泥，捣浆糊。这其中最奇葩要数清代的徐经，他写了篇《读伯夷传》，里面竟认为伯夷叔齐之所以饿死，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离开了自己的伟大祖国——孤竹国，跟武王伐纣毫不相干。

当然也有人不参与辩论，而别出心裁，解构了这一故事的。解构也分两类，一类是从学术上考辨伯夷不是人，而是神，这方面的代表是杨宽教授的《中国上古史导论》。还有一类是以文学的形式重新编撰故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鲁迅所写、收入他的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里的那篇《采薇》。

但无论是争论，还是解构，后人针对《史记·伯夷列传》里引录的这篇伯夷、叔齐合传所做一切，司马迁都无从知晓，恐怕也毫无兴趣知晓。他所执着追问的，是是一个看似极为简单的问题，就是《论语》里孔子称赞伯夷、叔齐无怨无悔，而这篇合传又说伯叔齐最后含怨而死。那么，伯夷、叔齐，他们到底是有怨气，还是没有怨气？

在传录伯夷、叔齐合传后，司马迁写了一段在《史记》的其他篇章中都没有的情感激越的文字。

这段文字的开头，引了《老子》的话：“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意思是说：“上天之道，是没有自己的亲人的，但常常帮助好人。”对《老子》的这一说法，司马迁表示了极大的怀疑。

他说，像伯夷、叔齐，品行高洁，却最终饿死；像孔子的弟子颜回，好学深思，却因吃不饱而英年早逝。看看这两个例子，他问：上天报答好人，就是这个样子的么？

再从反面说，春秋时期有个有名的大盗，名叫跖，人称盗跖，天天滥杀无辜，像吃猪肝一样地吃人肉，残暴异常，最后竟然终享天年而死。他问：这又是遵循什么样的德行呢？

不光关注古代，司马迁也注意到了“近世”。（“近”是”最近“的“近”，“世”是世界“世”，意思是最接近作者时代的那个时代）。中文里的“近世”这个词，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奥妙无穷的词。在司马迁那里，“近世”可以让读者很快联想到“当世”，也就是司马迁身处的汉朝。

这“近世”或者说“当世”，跟之前的古史是惊人地相似。司马迁指出，有一帮“操行不轨，专犯忌讳”的人，他们不仅自己终身安逸享乐，金钱多多，还传了好几代都没有绝种。但是相反地，那些处事谨慎，不胡说八道，做事正派，不偷鸡摸狗的人，最终却遇到灾祸的，多得数也数不过来。

司马迁非常纠结，他最后总结说：“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这前半句是说：“我真的很困惑。”后半句紧接着就是悲愤地质问上天：如果有所谓天道，那么这天道真的是这样的吗？还是不是这样的？

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前面介绍过，司马迁对于大历史的叙述，是抱持一种天人感应、时间轮回理念，因为出身于天官世家，他对于通过《史记》来“究天人之际”，是有高度的自信的。但是，历史和现实中更为具体的人的不同境遇，使他的这种自信，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伟大的历史学家在处理史料时，最厉害的做法，不是篡改史料，让史料迎合自己固有的或者他人强加的理念，而是给史料打一盏灯，让读者看到那原本已经发霉的断简中的光芒。那盏灯，就是历史学家向过去、也向未来展开的坦诚之心。

我们想，司马迁恐怕并不特别关心他传录的那篇伯夷、叔齐合传，是否完全合乎史实。他知道历史越久远，真相越难寻。他近乎固执地坚持探求《论语》所记与这篇合传的矛盾，着眼点却只在伯夷、叔齐是否有怨，根源就在于，在他的价值世界里，曾经确信的天人感应、因果报应之说，已经轰然倒塌了。而正义与权势、气节与财富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正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在他的心头重起波澜。

这该怎么写呢？司马迁的做法是，史料照着写，其中的矛盾也让它摊在那里。但是，我同时要把我看了这些史料后的感觉甚至冲动，原原本本地告诉你。因为这其中有古人和今人共通的血脉在。

想像起来，司马迁写到这里，一定由历史中个体命运的奇诡难料，联想到了当年不期然降临到自己头上厄运：当廷为李陵辩护，终遭汉武帝强势贬斥；又因无钱赎罪，而不得不身受痛苦无比、屈辱无限的腐刑。痛定思痛，其痛何如！他是用自己受到极大创痛的身心，体验古人曾经的相似经历，并把它付诸文字。什么叫“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尤其是这两者是如何配合生成的，司马迁在这里作了最好的示范。

好，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下次我们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