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论语》与清代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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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夏曰：＂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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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强调阅读者的理解感悟。杰出的学者，如二程朱熹那样的既能充分理解原文的意义，再做自己的引申发挥，往往既能对原书做很好的解释，又在注释中阐发出自己独到的思想，这是很高的境界，当然也就不是什么人都容易达到的境界。到了明代，有的学者不肯认真花气力消化古书，对古书还一知半解，就借古书里的语句来借题发挥，把我注六经变成了六经注我，学风越来越败坏，越来越浮夸。到了明末清初，一些学者对此作了严肃反思，呼吁扭转这种不良学风。当时的一位大学者顾炎武还痛心疾首地说，明朝所以会亡，除了其他原因，这种恶劣学风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因为儒家经典是民族文化之根，任意胡乱解释，等于是一种破坏根本的行为。

对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们在以前的课里也提到过顾炎武，他是江苏昆山人。今天的昆山还有亭林公园，那就是纪念他的。他是一个博学而伟大的学者。在传统文化多个领域里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写下了多种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前些年出版了他的全集，印出来有一大摞，而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是他的一部读书笔记，书名叫《日知录》。我们读过论语子张篇里孔子学生子夏的名言＂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每天知道一点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每个月不要忘记自己已经学会了的东西，这就算得上是好学了。这话说得真好。你要坚持，每天多让自己知道一点以前不知道的东西。比如你每天学五节论语，这应该不难。

因为论语各节大部分都很短，这半年一年的坚持下来，你的论语就可以烂熟于心了。你每天背一首唐诗，这对大部分朋友来说其实也不难，只要不是像长恨歌、琵琶行那样的长篇，而一年坚持下来，一部唐诗三百首也就全在你肚子里了。关键是要坚持。而顾炎武就把自己的这部读书笔记起个书名，叫《日知录》，就是里面的知识，都是他一天天的坚持学，坚持读，每天想，每天知，才获得的，而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他的一个学生回忆说，顾炎武精力旺盛，没有其他的爱好，从年轻到年老，没有一天不看书的。出远门也都随身带上不少书，一到旅店就开始翻检阅读，一点疲倦的神色都没有。遇到有疑义的地方，一定反复研讨，试图得到确当　的结论。他的一位好友记述，遇上朋友们一天都在吃喝的时候，顾炎武就会皱起眉头，等客人一走，他就会告诫说，可惜你的一天又虚度了。

顾炎武很有名，所以他的《日知录》还没写完，有人听说了就问他什么时候能写完，他不高兴地说，古人写书，犹如是自己到深山里去开采铜矿，然后铸成铜钱，花的是最大的力气，用的是一手的材料。而现在人写书不肯用这样的苦功夫，只去收购一些旧钱，回来磨合加工一下，就冒充新钱了。我是要自己去山里采了铜来铸钱的。你们这么快地问我什么时候写完？你们当我是收破烂收购旧铜钱的吗？意思是他的著作是要花大力气，阅读第一手材料，经过认真研究才能写成的，不是草率拼凑的急就章，是不可能这么快就出手的。这样的治学态度才使他的《日知录》因为内容充实，成为不朽的传世名著，这样的自学功夫，也体现了清代兴起的朴学的学风特点。

而清代的学术风气正是在顾炎武这样的学者的鼓吹和影响下形成的。清代学术的主流就是考证学，因为学风朴素扎实，也叫朴学，强调对古书中的字词和明悟，花大力气，做实实在在的考证。清代考证学的形成的原因，学者们有不同的意见，一派强调内因。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因为明末学风太浮夸了，物极必反。学术发展自身就有了转向扎实的内在要求。这可以说是考证学兴起的内因。还有一派强调外因，认为清代是异族统治，对读书人实行高压政策，文字狱非常的厉害，学者不敢自由讨论思想，不敢自由发挥思想，就纷纷投身于考证。这可以说是考证学兴起的外因。两派意见有争执，也各有支持者。大概两方面的因素都有吧。对清代考证学的评价则跟它的成因一样，学者也有不同的意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对很多重要的中国古书来说，清代考证学的兴起是个大福音。因为清代学者们投入了太多太大的精力，孜孜不倦地对古书中的字词，古书中的名物加以考证，加以注释，大量以前没有弄明白的问题，都弄明白了。有些以前已经没法读的古书，在清代学者的努力下，也变得可以读了。

论语因为是儒家主流的经典，从汉代开始，各朝都有顶级的学者做注，所以不存在不能读的问题。但像《墨子》那样非主流的书，历代注的人很少，读的人不多。所以到了清代，《墨子》一书错字很多，很多篇都已经不能读通了，就是靠清代学者不懈的努力，一字字一句句的去攻克难关，到清末，终于把一部几乎不能读的《墨子》又重新弄成了一部我们基本上都可以看明白的书。所以我以前不止一次说过，我们读先秦两汉的古书，生在清代人之后，是一件很幸运的事。

近代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写过一本名著《清代学术概论》，也就一百来页，却把清代学术做了简而得要的总结。里面讲到清代的学风，说清代考证学家立论，一定要凭证据，坚决不隐匿证据，尽量不曲解证据，采用旧的说法一定标明来历，见解有所不同一定反复讨论，每做一种研究，往往坚持不懈，做窄而深的研究，各种儒家经典，如周易尚书诗经左传周礼孟子，多种历史名著，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多种诸子名著，如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墨子等等，还有文学名着，如楚辞，文选，李白诗集，杜甫诗集等等，清代学者都做了类似的工作。

他们当然也不会漏过论语。清代有多位学者对论语下过考证的工夫，留下了很多值得重视的成果。而最重要的反映清代考证学家论语研究水平的是一位叫刘宝楠的学者，写了一部60来万字的名著《论语正义》。刘宝楠是江苏宝应人，生在乾隆五十六年，也就是1791年，死在咸丰五年，也就是1855年。而乾隆嘉庆时期，正是清代考据学派发展的极盛时代，所以后来也把清代考据学派称为乾嘉学派，而乾嘉学派中很重要的一个代表性的力量，就是扬州学派。因为扬州是清代经济文化都很发达的地区，出了多位重要的学者，刘宝楠和他的哥哥刘宝树都是学者，年轻时向他们的叔叔刘台拱学习。而刘台拱正是清代考据学中的顶级学者，他也研究论语，写过一篇论语研究札记，只考证了十几条，但却受到后来学者极高的评价。

有一位现代的大文献学家，也许可以不加之一的称他是现代最大的文献学家，叫余嘉锡，那是前辈学者，过世已60多年了。余先生评论说，儒家的经典很难，虽然汉代以来人人都读论语，为论语做注的人不知道有几百家，解说很多，却仍然有未能得其原意的地方，因为训诂名物制度不同，虽然是汉魏时候的学者，也不可能全都清楚。刘台拱的论著虽然只有十几条，精深邃密，时能发千古所未发。他的评价就这么高，比如论语述而篇里有一句：＂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刘台拱排比了很多历史资料，考证孔子在鲁国平时就说鲁语，唯有诵读诗经尚书，宣讲礼仪条文的时候，用的是规范的正式语言，也就是官话，也许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标准语、普通话，来表示对先王训典的尊重。而当时的雅言不是鲁语，而是秦晋一带的方言。然后他把当时使用语言的状况都做了清楚的考证。这种考证让人看了非常佩服。因为材料丰富，交代清楚，论证严密，可信度高。

刘宝楠则对论语全书做了详注。在注论语之前，他先把历代的论语注做了摘抄，古人把这种资料汇编较长编。刘宝楠本来还想重注诗经，重注礼记，所以他还抄录过前人诗经和礼记的注释资料。这些手稿今天还保存在上海图书馆。十几年前，复旦大学出版社把它们影印出版，我还写过出版说明。在资料长编的基础上，刘宝楠对每个字每句话都反复琢磨，他活了65岁，而他开始下决心注论语的时候是38岁，他不停地摘抄，不停的打磨，对论语的版本进行校订，对前人的注解好的加以梳理选择，不好的加以辩驳订正。要知道，在约200年前，论语注已经非常多了，既不是何晏的时代，也不是朱熹的时代。刘宝楠面对每句不同的注释，都要斟酌考订，提出自己的意见，不是随便引用，而是逐句考证。这个工作量是非常浩大的。他38岁以后，主要精力都用来从事这个工作。可是到他65岁辞世的时候，仍然没有定稿，由他的儿子刘恭冕把全书写定问世，成为大家公认的名著。现在的中华书局也出版了标点本，而且印行过多次。所以汉魏时代的论语注以何晏的集解为最高成就。宋代的论语注以朱熹的集注为最高的成就。清代的论语注以刘宝楠的正义为最高的成就。而这个书分量较大，内容艰深，我们在这里不像非专业的读者朋友推荐，但是这本书和这个人，我们学过了论语的课，还是都应该知道、都应该记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