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第三次文学论争

重读鲁迅，今天是第五十三期。

何为民族主义文学 

李欧梵教授在执笔的《剑桥中国史》第13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下）》的文学部分,将30年代中国文艺思潮变化总结为六次文艺论争。

第一次，是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论争，即后期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茅盾、叶圣陶等主流作家的论争。

第二次，是1930年前后，梁实秋、新月派批判鲁迅的翻译、文学的阶级性而引起的论争。

第三次，是关于民族主义文学的论争，即王平陵等接近国民党的文人与鲁迅及左联之间的论争。

第四次，是关于文学大众化，瞿秋白和茅盾展开的论争。

第五次，是关于“第三种人”的论争，即施蛰存等现代派与鲁迅及左联的论争。

第六次，是“两个口号”之争，名义上是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大众文学之争，实际上是左联中的周扬、郭沫若等人，与鲁迅、冯雪峰等人的论争。

实际上，鲁迅最后六、七年在上海的战斗岁月一直伴随着这六次文艺论争。

今天，我们来讨论第三次有关民族主义文学的论争。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最初发表在1931年10月23号上海的《文学导报》第一卷六、七期合刊。发表时间是“9·18”之后，在这种国难当头的情形下，谈论民族主义应该是最热门、最得民心、最有号召力的话题。可鲁迅为何偏偏在这时，用很长的篇幅去批判所谓的民族主义文学呢？

民族主义文学作为一个文学运动，是1930年6月，由国民党官员潘公展、朱应鹏、傅彦长等人共同策划。

这一派的刊物有《前锋周报》、《前锋月刊》，核心口号是“以民族意识代替阶级意识”。也就是说，在文学创作当中，要首先强调的不是穷人、富人的斗争，工农、官府的矛盾，或新与旧、城与乡的冲突，而是强调中国人与外国人的矛盾。这是国民党政府二十二年执政期间，有意识地策划组织的最大规模的文学运动。

鲁迅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 

鲁迅的文章，开始便用了关键词“流氓”，

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从帝国主义的眼睛看来，惟有他们是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儿，——不，宠犬，其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

第一段不仅立刻上纲上线，贴上标签，而且把主张民族意识的文学说成是帝国主义的奴才，立刻抽掉了对方的政治道德基础。

当然，鲁迅这段话其实是泛泛而论，他所谓的“宠犬”，

虽然所标的口号，种种不同，艺术至上主义呀，国粹主义呀，民族主义呀，为人类的艺术呀，但这仅如巡警手里拿着前膛枪或后膛枪，来福枪，毛瑟枪的不同，那终极的目的却只一个：就是打死反帝国主义即反政府，亦即“反革命”，或仅有些不平的人民。

请注意，这里“反革命”一词打了引号，既说明当时国民党政府把他们的反对者称之为“反革命”；也说明鲁迅并不认为那些反政府的人真的是“反革命”。

那些宠犬派文学之中，锣鼓敲得最起劲的，是所谓“民族主义文学”。......而且大抵没有流氓的剽悍，不过是飘飘荡荡的流尸。

鲁迅引用了一篇国民党军队讨伐阎锡山、冯玉祥战场的战地文学中的段落。

“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那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军’在菲洲沙漠里与阿剌伯人争斗流血的生活。”

这段文字出自黄震遐的《陇海线上》。鲁迅非常敏锐地看出了这段战地文字的政治不正确——明明是中国军队打中国军队，却要把自己想象成是欧洲殖民军在打阿拉伯人。

鲁迅说，

大一点，则说明了中国军阀为什么做了帝国主义的爪牙，来毒害屠杀中国的人民，那是因为他们自己以为是“法国的客军”的缘故；小一点，就说明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学家”根本上只同外国主子休戚相关，为什么倒称“民族主义”，来朦混读者，那是因为他们自己觉得有时好像腊丁民族，条顿民族了的缘故。

鲁迅引用了一首民族主义文学的诗，是写成吉思汗的孙子征服欧洲，

…………

恐怖呀，煎着尸体的沸油；

可怕呀，遍地的腐骸如何凶丑；

死神捉着白姑娘拚命地搂；

......

十字军战士的脸上充满了哀愁；

千年的棺材泄出它凶秽的恶臭；

黄祸来了！黄祸来了！

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

鲁迅在其他文章里也提到过，中国人把成吉思汗作为光荣的祖先，实在可笑。因为蒙古人进攻匈牙利在前，征服中国在后。鲁迅说,

这一张“亚细亚勇士们张大”的“吃人的血口”，我们的诗人却是对着“斡罗斯”，就是现在无产者专政的第一个国度，

鲁迅马上指出，

拔都死了；在亚细亚的黄人中，现在可以拟为那时的蒙古的只有一个日本。

鲁迅是讽刺的，意思是说，这“扬我亚洲之威”的民族主义文学，其实恐怕正在为帝国主义开路。

鲁迅不厌其烦，又引了邵冠华的《醒起来罢同胞》。

踢开了弱者的心，

踢开了弱者的脑。

看，看，看，

看同胞们的血喷出来了，

看同胞们的肉割开来了，

看同胞们的尸体挂起来了。

鲁迅说，

这些诗里很明显的是作者都知道没有武器，所以只好用“肉体”，用“纯爱的精灵”，用“尸体”......惟一的路也实在只有一个死了。

鲁迅还引用徐之津的《伟大的死》：

天在啸，

地在震，

人在冲，兽在吼，

宇宙间的一切在咆哮，朋友哟，

准备着我们的头颅去给敌人砍掉。

“准备着我们的头颅去给敌人砍掉。”鲁迅说，

写写固然无妨，但倘若真要这样，却未免太不懂得“民族主义文学”的精义了。

在鲁迅所参与的30年代的六次文艺论争当中，只有这次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在当时一片叫好，文学史上也没有任何争论。

由国民党组织的文学运动，因为没有作家、作品的支持，没有评论家有力的、讲得通的道理来支撑，最终不堪一击。所以，结果不同于鲁迅前后两次跟左派、梁实秋、新月派、以及“第三种人”的辩论。那些论争，在文学史上都留下一些争议。

民族主义文学，“完胜”！

当然，专门用一集来讨论民族主义文学的论争，也是想说明，鲁迅即便是在“9·18”之后，还是把阶级矛盾看得比民族矛盾更重要。

下期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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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讲文章《为了忘却的纪念》，出自杂文集《南腔北调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