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 《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 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学？

重读鲁迅，今年是第五十二期。

大众与文艺的关系 

鲁迅30年代以后的文风有三方面的特点。

一、开始讲文坛上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二、继续批判新月派；

三、不断地讽刺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年轻的革命作家。

在我看来，鲁迅跟梁实秋之争，就人性、文艺观、世界观而论，分歧并不是那么大，更严重的分歧是在如何看待大众，和大众与文艺的关系。

“大众”一词，我国古代就有，但现代的用法是从日语汉字重新进入中国的。原本是一个中性概念，与“精英”相对，有时带有贬义。

在二、三十年代，开始介绍“大众文艺”的时候，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一、鲁迅式的“铁屋呐喊”，少数精英有责任唤醒沉睡大众，即启蒙；

二、瞿秋白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观点：知识分子用欧化的语言唤醒大众，是不利的。大众的无产阶级是最高明的，知识分子应该向大众学习，1942年以后，这也是意识形态的主流方向；

三、梁实秋的观点：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大多数的人和最高级的文学永远是无缘的。

鲁迅在《文学的阶级性（并恺良来信）》中说：

我对于唯物史观是门外汉，不能说什么。

这是谦逊的话，但也不完全是客气。在20年代最后几年，鲁迅被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年轻作家们轮番批判，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当时的反击比较犹疑，文风也有点朦胧。因为这是来自青年人的批判，而且用了当时非常时髦的唯物主义的理论，强调阶级斗争。虽然进化论和阶级压迫从来都是鲁迅关注的重点，可是鲁迅突然想，哎，难道我过时了吗？我真的不够革命了吗？

就在鲁迅被两面夹攻的时候，没过多久，这些批判鲁迅的年轻革命作家突然停止了批判。冯乃超、夏衍、钱杏邨等几位作家还主动向鲁迅赔礼道歉，并请求鲁迅参加1930年即将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做他们的领袖。而梁实秋、新月派却还在拼命攻击鲁迅的翻译和文艺观。

后来，鲁迅去了左联的成立大会并讲话，提醒革命作家要有韧性，正视社会、革命的艰苦，扩大战线等等。

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学？ 

这个时期，或者说从这之后，鲁迅也接连写了几篇专论文坛阶级斗争的文章，一篇叫《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是对柔石等青年作家牺牲表达了一种愤怒和哀悼。鲁迅说，

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

还有《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副标题是《为美国新群众杂志写》。这篇文章里，鲁迅说：

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

原因是，

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guì）子手了。

如果脱开历史语境看，鲁迅所描绘的30年代，至少是不那么全面的。但放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也很能理解鲁迅的阶级义愤。国民党官方高压管制文学，比北洋军阀更严厉，这是促使鲁迅左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不过，虽然满怀热情，鲁迅对无产阶级文学还是想象多于实践。他说：

所可惜的，是左翼作家之中，还没有农工出身的作家。一者，因为农工历来只被迫压，榨取，没有略受教育的机会；二者，因为中国的象形——现在是早已变得连形也不像了——的方块字，使农工虽是读书十年，也还不能任意写出自己的意见。

好像言下之意是一定要工人、农民写，才是无产阶级文学。

鲁迅在1930年初，当时全球范围的左倾思潮的影响，也有点激情多于思考，愤怒概括理智。

从另一个角度说，鲁迅的意识，也只是批评一些激进的、空喊无产阶级文学口号的、小资产阶级作家。

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里记录过鲁迅的一番讲话：

鲁迅说，他现在被人要求出来领导普罗文学运动，并且还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坚决请求他做一个普罗作家。他若真装做一个普罗作家的话，那将是非常幼稚可笑的事……他也不相信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没有经验过工人和农民们的生活、希望和痛苦，便能产生普罗文学。

在那个时代，鲁迅对普罗文学的想象是天真浪漫的；但鲁迅对当时年轻的左翼文学的批评，却是现实、深刻的。

鲁迅对新月派和创造社的批评 

当然，鲁迅关于这些文谈阶级斗争的言论，跟他批判新月派其实是同步配合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据说在左联内部受到极高的评价。

今天看来，鲁迅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态度真诚，理论生硬。一是因为他骨头硬，硬气；二是说鲁迅在这方面的理论，也有些生硬之处。

当然鲁迅对新月派的讽刺、攻击，是更有力量的。比如《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中，他说，

新月社中的批评家，是很憎恶嘲骂的，但只嘲骂一种人，是做嘲骂文章者。新月社中的批评家，是很以不满于现状的人为然的，但只不满于一种现状，是现在竟有不满于现状者。

最妙的是鲁迅说他们，

所想要的却不过是“思想自由”，想想而已，绝不实现的思想。

这是对“思想自由”最有趣的一个定义了。

前面说过，鲁迅30年代初，除了抽象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继续批判梁实秋新月派以外，仍然没有真正原谅过前几年批判过他的创造社革命派。

在《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中，他点名批评郭沫若短篇小说《一只手》。

鲁迅对创造社革命党的一个关键的批判词，叫“流氓”。在《流氓的变迁》中，鲁迅从司马迁“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的武侠精神的最早的出处说起，认为“乱”之和“犯”，决不是“叛”，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

水浒也是不反天子，一受招安，就替国家打别的强盗去，终于是奴才。而这种古来的侠气，到了清代以后就只成为保镖了，再发展下去就是法制外维持富人次序的流氓，并且成为文艺书的主角。

在另外一篇更加有名的文章《上海文艺之一瞥》里，鲁迅用冷静嘲讽的口吻叙述才子小说的渊源，并联系到电影中的流氓英雄，

也都是油头滑脑的，和一些住惯了上海，晓得怎样“拆梢”，“揩油”，“吊膀子的滑头少年一样。看了之后，令人觉得现在倘要做英雄，做好人，也必须是流氓。

流氓成为英雄，再加上佳人。后来当然被五四文学所打断，但又转化成了郭沫若、张资平等人的创造社文学。鲁迅批评创造社，激烈得快、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颓废得快。

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

看到这里，我们才明白鲁迅所批判的“才子+流氓”到底在讲什么人。

我们下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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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讲文章《“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出自杂文集《二心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