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重看鲁迅与梁实秋的争论

重读鲁迅，今天是第五十期。

鲁迅思想的转折点 

在鲁迅回击说他抄袭和叫他“老头子”这些触痛他神经底线的事情时，同一方向的另一场批判接踵而至。

1928年，《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了郭沫若的文章《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副标题是《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鲁迅先生的时代性和阶级性，就此完全决定了。

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

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

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

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这是有史以来对鲁迅最严重的一次政治批判，此前此后，都没有过。

鲁迅被郭沫若说成“两重的反革命”后，隔了几个月，才在与梁实秋论战的时候，顺便提了一下郭沫若的《东京通信》，说封建欲孽不是“猩猩”。后来在出版书信集《两地书》的时候，说：

在上海，创造社中人一面宣传我怎样有钱，喝酒，一面又用《东京通信》诬栽我有杀戮青年的主张，这简直是要谋害我的生命，住不得了。

可见鲁迅私下还是非常生气的。

这一派青年用了时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鲁迅并不熟悉，所以这个阶段也促使他读马克思。

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

鲁迅生平研究，都认为这是鲁迅思想的一个转折点。

阿Q时代“死”去了吗？ 

当时批判鲁迅的年轻作家，还有太阳社。

太阳社成立于1928年初，主要作家有蒋光慈、钱杏邨、洪灵菲、杨邨人等。钱杏邨在《太阳月刊》1928年第3月号写了一篇文章叫《死去了的阿Q时代》，非常有代表性。

他的大部分创作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而且遥远了。他的创作的时代背景，时代地位，把他和李伯元、刘铁云并论倒是很相宜的，他的创作的时代决不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他没有超越时代：不但不曾超越时代，而且没有抓住时代；不但没有抓住时代，而且不曾追随时代。

我们重读鲁迅，不止一次看到了鲁迅的话，放在一百年以后都是非常灵验的。可是钱杏邨却说他过时了。

现在的中国农民第一是不像阿Q时代的幼稚，他们大都有了严密的组织，而且对于政治有了相当的认识；第二是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已经充分地表现了出来......第三是中国的农民知识已不像阿Q时代的单弱......

这其实不是文学批评错误问题，这是对中国社会的误解。

鲁迅当然不仅不同意创造社、太阳社对中国社会的分析，而且还看不惯这些革命党一定要讲最后的胜利。鲁迅说，

但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倘必须前面贴着‘光明’和‘出路’的包票，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简直连投机家都不如了。虽是投机，成败之数也不能预卜的。

鲁迅相信的文学、革命，都是非功利的，不是为了必然得到什么。

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 

在鲁迅跟年轻的革命作家论战的1929年，留美归来的梁实秋，在《新月》上发表了《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和《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两篇文章，使得鲁迅处于被左右夹攻，两面受敌的境地。这时期发生的事情，对鲁迅后十年的选择，甚至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潮流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

梁实秋的文章从陈西滢的《论翻译》说起，

西滢先生说：“死译的病虽然不亚于曲译，可是流弊比较的少，因为死译最多不过令人看不懂，曲译却愈看得懂愈糟。”

他以鲁迅翻译的卢那卡尔斯基《艺术论》的片段为例：

这意义，不仅在说，凡观念形态，是从现实社会受了那惟一可能的材料，而这现实社会的实际形态，则支配着即被组织在它里面的思想，或观念者的直观而已，在这观念者不能离去一定的社会底兴味这一层意义上，观念形态也便是现实社会的所产。

梁实秋可能是故意挑的，他说，

因为我们人人知道鲁迅先生的小说和杂感的文笔是何等的简练流利，没有人能说鲁迅先生的文笔不济，但是他的译却离“死译”不远了，......读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出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我们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是无所得。

暗讽抄袭固然恶劣，可是明言“死译”，也是一种质疑学术能力。

鲁迅当时觉得恼火，写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假如在“人性”的“艺术之宫” (这须从成仿吾先生处租来暂用)里，向南面摆两把虎皮交椅，请梁实秋钱杏邨两位先生并排坐下，一个右执“新月”，一个左执“太阳”，那情形可真是“劳资”媲美了。

鲁迅用的比方很形象。

但文章的重点，大部分是批梁实秋的。 

第一，梁先生自以为“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究竟硬了没有，是否能够，还是一个问题。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

这是典型的鲁迅战法的偷换概念，充满暗示，刻薄嘲讽。

第二，梁先生虽自来代表一切中国人了，但究竟是否全国中的最优秀者，也是一个问题。

梁实秋是以精英自居，鲁迅则提出这个质疑。

但于我最觉得有兴味的，是上节所引的梁先生的文字里，有两处都用着一个“我们”，颇有些“多数”和“集团”气味了。

他把梁实秋的批评文章，上升到文坛流派之争。鲁迅向来忠实原作，所以他还是要为自己翻译的深奥作辩护，同事嘲弄新月派的一些浅薄的文字。

比起对翻译理论的讨论，更重要的是鲁迅在文中对于文学阶级性的问题和梁实秋展开的论争。

梁先生首先以为无产者文学理论的错误，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因为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有不同的地方，但还有相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这两字原本有套圈)并没有两样”，例如都有喜怒哀乐，都有恋爱(但所“说的是恋爱的本身，不是恋爱的方式”)，“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

鲁迅的回答说：

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其实，梁实秋当时是反对思想统一的，是批判国民党官方文艺政策的。他在《论思想统一》中写道：

思想这件东西，我以为是不能统一的，也是不必统一的。......一个暴君可以用武力和金钱使得有思想的人不能发表他的思想，封书铺，封报馆，检查信件，甚而至于加以“反动”的罪名，枪毙，杀头，夷九族！但是他的思想本身是无法可以扑灭，并且愈遭阻碍将来流传的愈快愈远。

可见，梁实秋在坚持思想独立，反抗国民党的意识形态管制方面，梁实秋跟鲁迅没有分歧。

梁先生说作者的阶级，和作品无关。托尔斯泰出身贵族，而同情于贫民，然而并不主张阶级斗争；马克斯并非无产阶级中的人物；……所以估量文学，当看作品本身，不能连累到作者的阶级和身分。

这段梁实秋的论述，恰恰是帮鲁迅在辩护。

文学的阶级性、人性，这是永远可以值得讨论的。梁实秋跟鲁迅的论战，从“硬译”起伤了自尊心，意气用事。但两个人在基本的文学观上，他们的基础大于分歧。

但问题是，为什么两面作战的鲁迅，当时他却轻轻放过了郭沫若等人的炮火？他却严厉地反击了梁实秋他们的“书生谬见”呢？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鲁迅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看上去做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变呢？

我们下期继续。 

预习通知 

下期主讲文章《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出自《集外集》；《文学与革命（并冬芬来信）》、《通信（并Ｙ来信）》，出自杂文集《三闲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