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和简体字：让我们更好地走向文学

课程金句

今日文稿

大家好，我是余秋雨。

我继续讲讲白话文和文言文的差别问题，因为白话文给了我们生活的暖流，给了我们大地的质感，让我们更好地走向文学，否则好多文言文往往是套路。

我想起二十几年前，北方有一个城市聘请汪曾祺先生和我做他们的文化顾问，我们两个人当时都好像以散文出名，汪曾祺先生还写小说，我们都去了。当时我认识了汪曾祺先生，我们交往了一个多礼拜，住在一个旅馆里边非常开心。

白话文和文言文

汪曾祺先生当时把我的年龄想的大了，所以他一见到我就说，你是跟随上海的余秋雨先生来的吧？我说不是，我是余先生本人，所以哈哈大笑。后来聘请仪式终于开始了。那个年轻的市长是我们两个人的粉丝，所以他面对两位散文家，也开始要用散文了。他在致词的时候，全是用文言文写出来的美丽散文。但是汪曾祺因为年纪大了，而且这个场合本来也比较愉快，所以就当场提出了修改意见。

譬如今天风和日丽、春光明媚、云彩如何、什么如何都用文言文，汪曾祺就说，就讲今天天气不错吧。然后致词中说这么多精英之才、来自各方什么，讲了一大通以后，汪曾祺先生说，唉呀来的人也不少。如果完全按照汪曾祺先生的语言来，就变成一个平和的、正常的、谈心式的讲话，如果用那些文言的句子、成语来呈现的话，那就让人感到非常讨厌。

幸好那个年轻的市长真是带着学生腔了，一边笑一边说，唉呀王先生，你当场就做顾问了，我们很开心。接下来我有一个演讲，我就从汪曾祺先生刚刚纠正市长的一些例子来证明散文应该怎么写，我的演讲题目就叫《散文应该怎么写》。

因为汪曾祺先生已经去世了，前不久有一个叫“汪曾祺散文奖”，评了我作为大奖。我没时间去，因为在喜马拉雅做节目，我就写了一个感谢词去了，我就讲了这个往事，汪曾祺先生告诉我们最好的文章是怎么样的。

现在我看到有好多官场里边，他们也喜欢用这种对称的、排比的、古色古香的词汇合在一起，其实他们没想到，这个事不仅横向上很多人都一样，竖向上也是很多人一样。什么叫竖向呢？就是时间上，不知道被大家用过多少次了。一件事情被大家用过很多次，那就不是好文章，我非常希望今天听课的人就了解这一点。

如果说时间过得真快，屋檐上的鸟声又叫了，这个鸟声怎么像去年的鸟声？我推窗一看，它脚下的花也开了，这是多好的句子。但是，如果我们换成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些文言的成语的话，还有感觉吗？我们都以为这是显示学问，不是这样的，我多次讲过，这些滔滔不绝地用文言方式写出来的东西，一点没有学问的表示，因为古代很多很多最普通的文人，甚至于不好的文人，在这方面都写得很流畅。

我讲了普及白话文这件事情，我同时当然也要说，我们为了欣赏古代的文学还要学一些文言文，但是古代讲话就是白话文，我们现在不要装模作样，穿着老褂子，留着长胡子，讲一些半文半白人家都听不懂的名词，这种态度一定要赶走，一定不能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实在是一个古代也没有发生过的奇怪的现象。

简体字和繁体字

由这件事情，我又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和普及白话文有关，叫做汉字简化，这也是一个技术性的功能转移。对于简化，大家千万不要很愤怒。我觉得很奇怪，有一些人不断地呼吁一定要恢复繁体字，这是为什么我完全不知道，理由也不清楚。电脑上一转就转过来了，他们不断地呼吁、不断地呼吁，很奇怪。

我就想起了一些往事。我很多年以前最早到台湾去演讲，我是第一个到台湾演讲的大陆人。当时台湾的人读我的书的人非常多，所以气氛很热烈。但是也有一些老人家站起来，对大陆的简体字表示很愤怒，说我们一定要用李白、杜甫用过的字来读中文，不能用这种奇奇怪怪的，你们大陆由于政治原因造成的简体字。

有一次我还和马英九先生在他的办公室，有过一点小小的辩论。他希望把简体字和繁体字这样来区分，就是不要讲繁体字，而把繁体字说成是正体字。但是改叫正体字以后，简体字就不正了，这就不对了。所以我给他讲，我说文字有三种功能，第一个叫方便功能，第二个叫传承功能，第三个叫审美功能。

我说对于方便功能，那肯定是简体字了，平常记好多东西都是简体字了；就传承功能而言，好像繁体字多一点，但多一点也未必；第三，审美功能则一半一半。这理由很简单，我自己是写书法的，草书里边一大半和现在的简体字是高度吻合的，而且简体字在创造的时候，就经常参考中国古代著名草书家写过多遍的方式，以成为我们的简体字。

我自己去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我的翰墨展里，我写的庄子的《逍遥游》全部都是草书，那个那里边就有大量的和现在简体字很接近的字体。上海郊区在嘉定那个地方，曾经出土过一个明代的剧本叫《白土记》，但很惊讶，里边出现了200多个我们现在常用的简体字，这说明什么？说明古代在实际生活当中，也在用简体字写东西。

其实这件事情和政治关系不大，因为在五四前后当时已经发起了简体字运动。鲁迅不是讲过吗？一个繁体字要写到格子里边，要花费我们年轻人多大的学习的精力，所以大家觉得既然这样的话，就一定要简化。

甚至于针对有的人反对简化，钱玄同先生就提出了罗马化，罗马化就是全部用罗马字，所以后来鲁迅开玩笑讲，有人说要把屋顶掀掉，结果那个人就同意开窗了。由于有钱玄同先生这样激进的主张，结果简化字体的想法也就逐渐被同意了。在1936年的时候，国民政府已经颁布了简体字方案。

50年代的时候，中国大陆老在批胡适。当时和胡适日在一起的是唐德刚先生，后来他成了我的好朋友。他说，尽管大陆在批胡适，但每次看到大陆公布的简体字方案，一次次都拍案叫绝。

胡适先生非常赞同汉字简化，而且觉得大陆的简体方案比较好。大陆简体方案是承系着1936年国民政府的方案，又和当时的扫盲运动连在一起了。扫除文盲，但那么多农民都要学那么多笔画的字，很麻烦。我妈妈是扫盲的时候的教师，我太了解，如果我们的农村当时没有及时扫盲的话，后面的很多很多事情根本做不了。

我记得我在台湾演讲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以后他们都不吭声了。我说你们总把简体字放到政治效果里边去，这很不合理。你们有没有看到大陆最高的领导人，他们的手稿，他们几乎都用繁体字。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会是政治化呢？讲台下面一片安静。我说这证明了简体字真不是一个政治隔阂。

现在还流行一种网上的流言，就是说繁体字的爱上面有心，简体字的爱无心。大家难道想到一个文字，需要它的所有意思和功能都用象形文字的方式展示出来吗？这太奇怪了。对这个事情我做了一些实证的反驳，爱一定要有心吗？你们以为古代爱里边都有心吗？

古代也有行书和草书，我因为写书法，我想告诉你，我查了一下王羲之的字帖，他的《丧乱帖》、《十七帖》等帖里边都有这个爱字，我想告诉你都没有心。当时非常简单的写下来了，为什么这样？所以平心而论，在这方面过于激动的人，有可能看的东西还是少了。

好，今天讲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