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 《忽然想到》| 卖国贼与爱国者的论辩逻辑

重读鲁迅，今天是第三十八期。

今天，我们要读《忽然想到》、《通讯》、《论辩的魂灵》。

《忽然想到》——不留余地，人会被挤小 

《忽然想到》是鲁迅1926年1月到6月发表在《京报副刊》的一系列短文，形式上像不定期的专栏。鲁迅一共写了十一篇，后来都收录在《华盖集》中，合并成四篇,题目还是《忽然想到》。

《忽然想到》（一）里有一段妙文，鲁迅说：

康圣人主张跪拜，以为“否则要此膝何用”。

其实鲁迅在这里有一点断章取义，冤枉了康有为。康有为的原话是：

中国民不拜天，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

这句话中，康有为说的是“拜天、拜孔子”，并没有说拜天子、拜皇帝、拜老师、拜长官，所以康有为还是有原则的。

鲁迅接着说：

走时的腿的动作，固然不易于看得分明，但忘记了坐在椅上时候的膝的曲直，则不可谓非圣人之疏于格物也。身中间脖颈最细，古人则于此斫之，臀肉最肥，古人则于此打之。其格物都比康圣人精到。后人之爱不忍释，实非无因。

鲁迅这里是说，后人继承“国粹”，却只知道“砍头颈、砍脖子、打屁股”。

《忽然想到》（二），形式上讨论的是书本的装潢设计。

鲁迅说：

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宽。

这种设计是鲁迅比较喜欢的。

接着，鲁迅批评道：

近来中国的排印的新书则大抵没有副页，天地头又都很短，想要写上一点意见或别的什么，也无地可容。

可以看出，鲁迅的书大概都不是借的，所以可以在书上划重点、写眉批。

鲁迅继续批评道：

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读书之乐”，且觉得仿佛人生已没有“余裕”，“不留余地”了。

其实，鲁迅看似讲的是书本印刷，意思却在书外：

或者也许以这样的为质朴罢，但质朴是开始的“陋”，精力弥满，不惜物力的。现在的却是复归于陋，而质朴的精神已失，所以只能算窳（yǔ）败，算堕落，也就是常谈之所谓“因陋就简”。在这样“不留余地”空气的围绕里，人们的精神大抵要被挤小的。

 鲁迅想表达青年人简陋没关系；可老了还是简陋的话，就是“不留余地”了。这种“不留余地”，指的是人的精神被挤小。我由此联想，不仅是书的排版，写字、读书、生活空间也不能不留余地。

鲁迅进一步说：

外国的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但中国的有些译本，却将这些删去，单留下艰难的讲学语，使他复近于教科书。这正如折花者；除尽枝叶，单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气却灭尽了。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

鲁迅讲的仍然不是小事，而是大的图景。百年过去了，书依然这样印。

《通讯》——“中庸”真的是国人的特点吗？ 

在《忽然想到》（一至四）后，《华盖集》还收录了两篇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文章，《通讯》和《论辩的魂灵》。

文中，北大哲学系教授徐炳昶说，

人类思想里面，本来有一种惰性的东西，我们中国人的惰性更深。惰性表现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听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

这句话很有道理。中国人的特点是中庸，即便对于所处环境相当不满，大部分情况下也只是听天任命，然后告诉自己“我们是随大流的，还是走中庸之道”。

但“中庸”的确是中国人的特点吗？鲁迅不这么认为，他说：

先生的信上说：惰性表现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听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我以为这两种态度的根柢，怕不可仅以惰性了之，其实乃是卑怯。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

鲁迅将国人处事为人的规律概括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权力不受监控，别人没有办法，做事并不“中庸”。这是鲁迅的说法。

第二个阶段，失去了权力，做事情有了掣肘。这时就说“我要有分寸、留余地”。这里，“中庸”是力量不够的表现。

第三个阶段，完全失败的阶段。这时候，只能将失败归结为“倒霉、晦气、历史的曲折发展”。

《论辩的魂灵》——国人论辩的常用逻辑 

鲁迅的国人处事三阶段，是否准确，大家自己判断。但在另一篇《论辩的魂灵》当中，鲁迅列出了国人论辩的常用逻辑。

“洋奴会说洋话。你主张读洋书，就是洋奴，人格破产了！”

受人格破产的洋奴崇拜的洋书，其价值从可知矣！

“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

最精彩的是下面的第三段：

“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既然中国人生疮，你是中国人，就是你也生疮了。你既然也生疮，你就和甲一样。而你只说甲生疮，则竟无自知之明，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倘你没有生疮，是说诳也。卖国贼是说诳的，所以你是卖国贼。我骂卖国贼，所以我是爱国者。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我的话既然不错，你就是卖国贼无疑了!”

鲁迅这一段的论辩逻辑，我们要稍微分析一下：

第一个层次，“甲生疮”，就是说某人生病，因为某人是中国人，所以就等于说中国人有病。这是从个人推广到国族的一个逻辑。

第二个层次，“中国人有病，你是中国人，那你也有病。”这是从国族又推回到个人的逻辑。

第三，“你”有病，所以“你”说的话没有价值。

第四，“你”没有病？那“你”在说谎。这是一个新的指控。

第五，卖国贼说谎了，“你”也说谎，所以“你”是卖国贼。

第六，“我”骂卖国贼，说明“我”是爱国者。

第七，爱国者的话是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

第八，“我”的话固然不错，那你就肯定是卖国贼。

话又兜回来了。

之后鲁迅又说：

“你自以为是‘人'，我却以为非也。我是畜类，现在我就叫你爹爹。你既然是畜类的爹爹，当然也就是畜类了。”

这就是论辩逻辑的另一个境界了。

我们下期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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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讲文章《忽然想到》（五），出自杂文集《华盖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