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2课【模块十二】 教会帮人规避风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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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原文 


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


上次谈完教会是四种不同的规避风险方式之一,孙挺觉得似乎有道理,因为他以前在书里看到过故事,说历史上灾荒年间,灾民会四处逃难,途中如果经过少林寺或者其它寺庙,肚子饿了可以进去喝碗粥、甚至住宿休整一两天,或者佛庙、教堂听到哪里遭灾,也会主动安排资源,前往赈灾。如此等等,看起来宗教的出现和发展本身似乎也是对缺乏金融保障的一种反应,就跟儒家家族组织也是对生存风险的一种反应一样。


那么,宗教真的能帮老百姓规避风险吗?如果孙挺的印象是准确的,宗教的保险效果到底有多大?哪些群体受益最多?尤其是,宗教跟金融市场之间在实际中真的是相互竞争吗?今天,我们就来看这方面的研究。


教会的保险效果

第一份研究是基于当代美国社会的数据,检验信教是否帮美国人规避消费风险和个人幸福风险,也考察教会保险对哪些群体更加重要。


正如你知道的,美国金融市场是全球最发达的,各种保险产品、基金产品、借贷选择很丰富。那为什么美国人还需要靠教会网络隐含的非正式保障呢?


针对个人收入风险的金融交易,最头疼的是两方面担心:一是逆向选择挑战,就是收入风险低且风险好预估的人可能不会找保险公司买收入保险,而偏偏是风险高且不好预估的人更会去买保险或其它金融产品,使金融机构注定要亏损;如果是这样,就没有金融公司敢去卖保险了;假如他们因此而提高产品价格,那更会把风险低的客户挤走。再就是更头疼的道德风险问题,因为你的收入取决于你的努力程度,如果保险公司给你提供收入保障了,你可能就会停止努力,反正有保险公司给你垫底。


所以,金融市场很难针对千千万万的个人提供收入保险,而一般性的股票、债券、基金等金融产品虽然具有保障的效果,但是这些金融产品的支付不跟投资者个人的收入涨跌挂钩,因此,除非你的财富很多、能做很多基金投资,否则,即使在目前的美国,金融工具也还是不能完全规避你的各种收入风险,包括失业、伤残、灾害、战争等风险事件。普通美国人还多少要靠家族、教会和政府福利来提供额外的风险保障。


可是,教会比金融市场更能解决好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吗?答案是肯定的。原因在于,教徒每周或者经常参与做礼拜和其它教会活动,给了教友很多彼此了解、增加互信的时间,这些教会活动、教规和捐款对教徒来说当然是成本投入,但这些既是对未来的保障投资,也是创造机会让教友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让他们更好判断你未来收入风险的高低,监督你是否会浑水摸鱼、只搭便车等等。换句话说,教会活动虽然花费很多时间和作出各种付出,但好处是帮助降低逆向选择风险和道德风险,减少隐形交易成本,使教会在有些情况下比金融市场更能解决跨期交易的挑战。


那么,信教带来的实际保险效果如何呢?哈佛大学的Luttmer教授和两位合作者在2007年发表一篇研究。他们使用1985--2000年间4.4万多美国人的收支数据,以及1987-881992-94美国两次幸福感调查数据。他们的分析显示,如果家庭收入下降一个百分点,那么,家庭消费平均会下降0.115%。但是,对于信教的家庭来说,他们的消费平均只下降0.069%,也就是说,信教家庭的消费会更加稳定、应对收入下降的能力更强。


这里你需要知道,如果一个家庭的消费风险完全被规避掉了,那么,不管收入下降多少,他们的消费都不会下降,消费对收入波动的敏感系数为零。从这个意义讲,这三位教授的研究表明,平均而言,美国人信教能带来40%的消费保险效果,因为信教家庭的消费对收入波动的敏感度要低40%


那么,信教带来的消费保险对哪些群体最重要呢?


他们发现,对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高中以下的白人,宗教的保险效果最高,达52.4%;而对于至少上过大学的白人群体而言,信教带来的消费保险效果仅28.3%,要少很多。这种差别可能是因为读书多的人,收入也高,所以,靠参与教会获得消费保险的必要性要低。的确,对于人均年收入不到1.5万美元的家庭,信教的消费保险效果为68.7%,而人均收入高于1.5万美元的家庭,保险效果为20.6%。还有就是,金融资产多的家庭,通过信教得到的保险效果会越低。从这里,你也能看到为什么收入低、受教育少的人更会信教,因为他们从信教得到的保险好处显然更多。


他们的研究也发现,对于美国的黑人群体而言,信教带来的好处主要表现在幸福感保险方面。对他们来说,收入下降时,消费也会下降,但信教并不明显减少他们的消费冲击;可是,当收入下降冲击幸福时,信教的黑人家庭受到的冲击会少64.9%,也就是说,教会让黑人家庭的幸福对收入波动不那么敏感,而不信教的家庭却得不到这种庇护。可是,信教带来的幸福保险对白人不明显。


幸福保险为什么对黑人更显著呢?原因可能在于,当年1819世纪黑人被从非洲卖到美国南部做黑奴,一开始在收入和地位都很低,所以,对物质消费的偏好就不高,淡化对物质的诉求,但教会活动可以给他们带来归属感和精神支柱。因而,当收入受到冲击时,黑人家庭虽然从教会得到的消费保险不多,但教会提供的情感支援与幸福保险极为重要,而不参与教会的黑人得不到这种幸福保险。


实际上,两位匈牙利学者利用多个欧洲国家的数据发现,信教的人承受失业、离婚、丧偶等负面事件冲击的能力强,也是教会提供的幸福保险,缓和精神受打击的程度。


印尼在亚洲金融危机的经历

另一份研究是芝加哥大学研究员Daniel Chen2004)做的,他使用印尼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经历,研究伊斯兰教提供的保险作用。印尼总人口2.3亿,87%的人口为穆斯林,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占比最高的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印尼卢比疯狂贬值,由1美元对2400卢比跌到1美元对16000卢比,食品价格上涨1.61倍,大大冲击印尼人的生活。那么,印尼家庭是怎么应对金融危机的呢?金融危机之后,印尼人信教的程度是否有明显变化?


陈博士的研究发现,亚洲金融危机对信教的家庭的消费冲击小于不信教的家庭,宗教机构帮助平滑消费冲击的效果明显。更有意思的是,对于一个家庭而言,人均非食物月消费每下降1美元,这家人参加《古兰经》读经班学习的次数就会增加2%。由于金融危机后,人均月消费下降3美元,因此,参加《古兰经》学习的次数平均增加7%左右,说明金融危机显著增加了印尼人信教的强度。金融危机中期,大概61%的印尼家庭参加《古兰经》读经班,到危机之后的1999年这个比例上升到71%

另外,金融危机之前,18%的家长让孩子在伊斯兰学校读书,但危机后上升到30%。事实上,伊斯兰学校比世俗学校贵很多,而且课程没有很好的持续性,学生随时可以加入或退出学校,也可半工半读,学习效果不如世俗学校。只有希望孩子变成虔诚的穆斯林的家长,会将子女送去这里。这也证实金融危机后宗教信仰强度显著提升了。


这表明,如果一个社会经常性地遭遇灾荒或金融危机,每次风险事件后信教的人数便会增加。日积月累的结果,这样的社会里信教人数占比必然会很高。


能够得到金融支持的印尼人,情况是否不同呢?


这就涉及到宗教和金融市场的竞争关系问题。陈博士发现,对于能够得到金融支持的群体而言,金融危机对宗教信仰强度的影响会低80%。尤其是,原本就能得到金融支持的印尼人,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参加《古兰经》学习的次数并没有明显增加,信教强度没有变化。因此,拥有金融工具的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小,或者即使他们受到冲击,也可以通过金融支持平滑掉危机的影响,没必要增加对宗教保险的需求。


有意思的是,对于那些危机期间变得更虔诚的教徒家庭来说,之后,他们对金融信贷和政府救济的需求减少40%,而不参加读经班的家庭,之后对金融的需求仅减少6%


其实,正如孙挺说到的,中国在各历史时期也有过跟印尼、美国类似的经历,在中国还缺乏金融的支持下,佛庙以及其它公益组织发挥过救急赈灾的关键作用。虽然以前的家族在安身立命、规避风险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毕竟再大的家族也难以超越数百人,而且家族成员一般生活在同一地方,当灾害影响面比较大时,整个家族会同时遭遇同样的冲击,没有谁能帮谁,因此,基于家族的避险效果有限,而这时候,跨越地域、跨越社区的宗教组织的保险价值就更加凸显。北京大学颜色教授和同仁的研究表明,在1900-1920年间的中国,遭遇灾害越多的地区,教徒人数增加的也越多。这印证了信教的保险效果,也说明宗教需求与灾害遭遇有关,尽管两者并非是100%相关。


今天的要点: 

1、即使在金融高度发达的美国,教会发挥的保险保障效果也非常显著。在收入受到冲击时,信教家庭的消费也会下降,但比不信教家庭的消费降幅要少40%。信教带来的消费保险功能明显。


2、危机冲击之下,教徒人数和宗教信仰强度都明显增加。信仰强度增加后的家庭,对金融的需求会减少,而从一开始就能得到金融支持的家庭,信仰强度在危机后没有明显增加。


3、由于一个家族的成员一般都生活在同一村庄,相隔不远,所以,一旦发生天灾人祸,家族网络能够提供的保险保障会非常有限。而教会网络往往跨越地区、跨越国界,所以,基于宗教的保险可以较好地弥补家族和金融市场的不足。


二、思考题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很多人认为美国社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可是,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在纽约等各城市,乞讨者、无家可归者并没明显增加,人们的消费受影响很少,2007年之后美国人之间的消费差距不仅没有增加,反而缩小。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不是因为美国社会能依赖的消费保障包括金融市场、教会、家族和政府福利呢?


三、课后加餐 


清代的常平仓系统

我们从今天的内容中了解到,在国外教会在救灾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中国,赈灾还是以政府为主体。这节课后加餐,我们不妨来探索一下在抗灾、平抑风险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设施:常平仓。

常平仓指政府收购并储存的粮食,在构想中,能够起到平滑物价、赈灾、帮助农民度过青黄不接时期的作用。但在实践中,却往往没有达到相应的效果,这是为什么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粮食价格的变动并非经常可以预测。而且当天灾降临时,常平仓必须放粮,因此常平仓的支出也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给保持储粮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有时官员会强制人们以过低的市价出售粮食给常平仓、或要求富人买仓中陈谷。与此同时,由于常平仓的储量有其不确定性,中央给了地方政府在管理常平仓上较大的工作弹性。这更使得地方官会倾向于尽量减少常平仓的仓储活动,以减少在买补等过程中的各种问题。

结果,在18世纪晚期,常平仓的管理已经非常混乱,州县到省级行政官员的层层瞒报使得这一隐患被遮盖下来。这时如果真遇到自然灾害,政府赈灾功能将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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