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04讲【模块一】“养子防老”:儒家文化是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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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04讲【模块一】“养子防老”:儒家文化是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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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原文 

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

我们都知道,金融主要是近现代才发展的,现在有养老保险等金融。那么,在以前的传统社会,老百姓靠什么规避风险、安身立命呢?孔子孟子为什么要推出儒家文化体系呢?这些也是我们这周要主讲的内容。


我们先来看前段时间的一个热门故事:


深圳人张勇61岁,已经退休在家,10年前,为了让独生女儿到美国留学,他们夫妇把唯一财产——房子卖了,等于把未来的养老金都供女儿留学了。如今,不仅女儿留在了美国,还和美国男友结婚。于是这一年来,张勇一直在做女儿的工作,劝她回国,甚至拿“断绝父女关系”要挟,但效果不大,还是不肯回。这让张勇觉得,这辈子做的最错误的决定就是送女儿到国外上学。


你怎么看这个故事呢?这个故事的内容很丰富,张勇完全不用这么被动,他女儿本来也可以有更多选择空间。这些维度我们在这门课里慢慢谈,但今天我们首先看到,这是典型的“养子防老”安排,是张勇生了女儿,过去20几年不断地在女儿身上投资,甚至10年前把唯一的财产也卖了投资在女儿身上,他指望的当然是女儿今后能帮他养老。也就是,过去不停地投资,今后从女儿那里得到回报,这是经典的跨期价值交换,用今天的钱换取未来的收益。


可是,女儿违约了!或者,按儒家的说法,就是“不孝”了!这个故事既点出了儒家文化的核心出发点与终极目的,也点出了儒家文化今天面对的挑战。我们今天和今后几讲,就集中从金融逻辑角度谈儒家文化。


我们之前讲到:金融是跨期价值交换,是未来跟今天或者未来不同点之间的价值交换。正因为不管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都有未来生老病死的需要,都有跟其他人做跨期交换的需求。但问题在于,一旦涉及跨期承诺,信任就是核心。如果没有信任,违约赖账的概率如果太高,就没人愿意参与跨期价值交换。这就是张勇后悔自己10年前送女儿去留学的原因。


那为什么张勇之前愿意在女儿身上做这种投资呢?


是因为他继续按照中国的传统在做,却忘记中国社会已经变了。

中国原来没有金融市场,也就是说,虽然古代有刑法与司法框架,但在涉及商业尤其是陌生人之间跨期交易的领域,没有相关法律规范,所以,中国人过去没法靠外部法律环境进行跨期交换。


那他们怎么办呢?

儒家的答案是:靠血缘组建信任体系,并辅以相配的“仁义理智信”行为规范,包括孝道、礼教、妇道等等,通过这些把“养子防老”的违约“不孝”概率降到最低,降到零。也就是说,张勇就是学着前人的做法,依赖“养子”来“防老”,先生儿育女,供孩子读书,花尽钱财,保证孩子有出息,以便将来得到高回报,就像买股票、买基金、买保险一样。可是,他的错误在于,他忽视了“养子防老“所需要的儒家文化体系已经变了。没有这套文化体系,违约风险就大大提高。


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也看到了类似张勇的痛苦。当时,孔子身处春秋与战国时期,看到没完没了的战争和社会动荡,他认为,之所以会有周天子权力被诸侯夺取,诸侯权力又被大夫夺取这种局面,问题出在社会关系越来越混乱。没有稳定的社会关系秩序,怎么可能有社会的稳定呢?


于是,孔子老人家提出了两个核心概念:一是“正名”,一是“仁”。


什么是“正名”呢,也就是受每个人都明确他自己的特定名分,并履行和自己名分相对应的职责,也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要父亲清楚自己是父亲,并做父亲该做的事,儿子明白自己是儿子并做儿子该做的事,把每个名分所对应的“该做的事”定义清楚,比如妇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那么,正因为每个男人既是别人的儿子又是别人的父亲,整个社会中,每个人从生到死都有他固定的名分,根据名分而固定的等级秩序就毫不含糊,该做的事也就不含糊了!


一旦每个人的地位和义务关系基于名分固定下来,父亲对子女有养育义务,子女对父亲有孝敬义务,这就形成了整个社会的“养子防老”跨期交易链条,生老病死的保障需要就有了。子女就是古代社会里的“保险”、“债务”、“股票”、“基金”等载体,是人格化的跨期交易载体。


那么,这里面是不是有些底线是不允许触犯的呢?



为了使名分等级秩序能运行,避免“养子防老”安排中出现太多违约,“不孝”必须是不能容忍的,个人自由是不可接受的。所以,孔子认为每个人都必须修身养性,提高个人道德素质,使儒家的行为规范深深地内化到你的心里,这样才能达到“仁”的境界。所以,任何时候,只要你违背儒家规则,你就会感到无地自容!深深的内疚感是儒家文化最管用的地方。


为了达到“仁”,就必须遵守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推衍出的“礼”和“义、智、信”。只有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仪式中处处遵循“礼”,一个人才可能达到“仁”和实现“义”的境界!在孔子和孟子看来,礼是实现“三纲”名分等级秩序 和“五常”社会契约的关键。


历代儒家学者在孔孟的基础上,对儒家规范不断进行细化,包括通过具体的财产制度进行巩固。比如,在土地私有制下,一家最年长的男性是土地的拥有者和控制者,只要他还活着,他就掌握土地的分配权;


子女的婚姻也必须由长辈安排、决定,因为婚姻不只是年轻人自己的事,而是全家甚至整个家族的共同利益,婚姻自由当然是不可能的。张勇的女儿就违反了这一点;


甚至在餐桌上,一桌子饭菜也要按照名分等级秩序,长者先动筷子,晚辈后吃。实际上,儒家名分等级秩序是传统中国社会的资源配置体系,更是跨期价值交换体系。


所以,“三纲五常”是实现“养子防老”的规则体系,是用来降低人与人之间跨期交易的违约概率。原因在于,它使个人“不孝”的主观成本很高。当然,前提是子女都接受并内化了儒家的价值体系。而在张勇的故事中,他忽视了这一点,还以为“养子防老”继续行得通,却忘记了对于他女儿而言,儒家文化未必管用。

你可以看到,传统社会没有个人自由是完全能理解的,因为自由选择和“养子防老”是不能兼容的。如果子女有选择自由、不遵循“孝道”规则、不按照“父母在,不远游”行事,父母怎么敢指望子女来养老呢?如果不能靠子女养老、防患未然,同时又没有金融市场,那么,父母长辈们怎么会有安全感,社会怎么能稳定呢?听完这堂课,你会对传统社会没有自由多几分理解,也为现代金融市场加几分!

好,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堂课的要点:


1. 跨期价值交换是人类社会的自然需要。古代也有这些需要,但没有支持跨期交换的信任基础设施,各社会发展出各自的文化体系,降低违约概率和交易成本。


2. 儒家的“三纲”把社会按照名分等级结构化,“五常”是围绕“三纲”建立的行为规范。“三纲五常”使“养子防老”可行。


3. 在没有金融市场的社会,靠抑制个人自由降低跨期风险交易,生存比自由更加重要。有了金融市场,这种文化体系的价值不复存在。


二、课后加餐 

1.中国历史上的儒家“孝道”文化


为什么中国人的未来生活保障不能再靠儒家孝道文化,而是靠金融市场呢?


以孝道为中心的文化体系将逐渐终结,这一趋势不会因个人偏好而改变,而是由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决定。人自出生开始即面对两种基本需要,一种是吃穿住行这些物质消费,即所谓的物质生活;另一种是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排第一,精神生活其次。


除了物质消费和精神需求外,一个人面对的挑战是如何满足未来的生活需要,而未来又充满各种不确定性和各类担忧,包括收入、身体健康、未来精神生活和心理状态等。当然是先满足物质需求并有剩余后,才把重点放在规避未来的风险上,这就是金融市场交易的作用所在。人类发展的进程大致如此。


在农业社会里,对多数人来说物质产出难有剩余,但温饱基本解决,所以当天的消费挑战能勉强应对,但生产力还没高到有太多剩余,人们还顾不上用金融产品来规避未来的生活需求。事实上,农业社会里的商业特别是金融保险、借贷、证券业都不发达,甚至根本就不存在。


所以,家族、宗族成为主要经济互助体和社会共同体,在家庭家族成员间和长晚辈间实现互通有无、互助等隐性经济交易,家族像一个非正式的内部金融市场。也就是,经济问题往往通过小范围内社会组织,而不是通过广泛的市场来解决。


为什么会这样?当进行跨时间空间交易时,必然有一方或几方先付出,然后未来另一方给以回报,这是一种信用交易,涉及到不同人在不同时空之间的支付交易,这就要求双方有极强的信任基础,在一方违约时另一方有补救办法。也就是说,信用交易必须以可靠的契约保障体系为基础。


在没有发达法治的农业社会里,亲情与血缘成为保证互保互助交易顺利进行的自然基础。另外,儒家“孝道”及相关价值体系也是增加家庭内部隐性交易安全。换句话说,“养子防老”是最主要的规避未来风险的手段。


之所以这套体系能维系2500年,原因大致如下:

第一,对于2500年没有走出农业的中国社会来说,没有土地就没有生存力。因此,长辈的土地支配权让后辈想不“孝”也不行,这当然能保证代际间的隐性利益交易,让在儿女身上的投资有回报。


第二,洋务运动前,中国的工业欠发达,商业也有限,对多数人而言,可能交易的金额非常小,利益交换的规模非常有限,因此违约不值得,基于家族和“孝道”文化的信用交易体系一直“够用”,不需要成本更高的外部法治体系。


第三,铁路于19世纪末出现在中国前,除了马车和水路运输外,地区间的人口流动有限。只要大家都世世代代生活在同一村,社会舆论也会迫使每个人遵守“孝道”、“守信”。



2.社会转型让“孝道”文化成为历史


在今天的中国,为什么“家”的经济交易功能日益淡化,“家族”作为非正式内部金融市场的功能越来越弱?许多人说是由于现代人道德沦丧所至。 这也许是部分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由于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变迁正在把“孝道”文化体系给淘汰,其原因又因城市和农村有别。

我们先从以下两方面看农村的变化。


第一,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

家族、家庭的长者不再有给后代分配土地的权力,族产空空,长者对后辈难以有约束力。除非恢复土地私有制,否则传统长者的“威慑力”难以再现,“孝道”与“家规”就无“刚性”。

第二,种田不再是致富路子,非农收入远高于农业收入。

大家都去非农打工,背井离乡往城市移民。今天,中国以每年约1%的速度在城市化,相当于每年有1300万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在子女相继离开农村后,留在家乡的父母长辈的养老与保险问题越来越严重。子女移居外地,儒家“孝道”文化的约束力已相当弱。


农村如此,在城市,儒家“孝道”文化更是靠不住,养老与保险只能靠金融市场。


首先,城市人没有农田作为最后的生活保障,所以这条路不通。

 

其次,城市人因工作迁居异地非常普遍,人口流动是常规。

跨地区人口流动大大增加后,家庭、家族内部的经济交易越来越难以执行,代际间和亲戚间的信用交易越来越不安全,“不孝”、“违约”的频率日益上升。


因此,不管是今天的农村,还是城市,在社会结构和人口流动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后,“家”的经济交易功能越来越难以支撑,“孝道”文化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已瓦解,原来由家庭、家族承担的经济互助互保功能必须由金融证券与保险市场来取代。对于创业者来说,这当然隐含着巨大的商机。


从生产力的角度讲,农业社会是迫不得已靠家庭实现养老、保险等经济交易,但是当今中国的生产力大大提高,现代工业农业已解决了生活挑战,接下来便是如何安排好未来物质和精神需要。人们没必要靠传统家庭结构规避未来风险和养老需要,当然更希望用各种证券市场安排未来的生活。



三、思考题 

五四运动时期知识分子呼唤自由,但没有认识到自由需要一些基础,尤其是金融市场这个基础。为什么那时期的知识分子没有认识到这些?


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我将和你一起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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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信息

陈志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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