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的命门第一章

正如我在前言中所说，我们需要对现在仍被广泛使用的一些分析方法进行论证和检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建立新的市场分析方法体系扫除障碍、铺平道路。
众所周知，市场分析方法分为两类，一类是基础分析，一类是技术分析。对于基础分析，我将在后面的章节用比较多的篇幅来进行讨论。我们先来谈谈技术分析的问题
什么是技术分析？技术分析是以预测未来的价格趋势为目的，主要通过使用走势图，对市场行为进行的研究。其中，市场行为包括价格、成交量、持仓量。（《金融市场技术分析》，约翰·墨菲，第1页）。在使用走势图的问题上，技术分析又分为形态分析和技术指标两类。
目前，在中小投资者当中，除去那些“听消息”、“凭感觉”的人以外，各个技术图表仍然是他们主要的分析手段。在序言中我曾说到，在互联网日益方便快捷、电脑日益大众化普及化的今天，中小投资者对技术分析的依赖程度有增无减。对于机构投资者，他们分析行情固然更多地遵循基础分析的原理，但据我所知，在一些基金经理、机构操盘手那里，诸如艾略特波浪理论、江恩理论等技术分析中比较“高深”的理论和方法，仍被津津乐道（甚至于，谈论那些高深理论已经成为业内专业人士的一种标榜学识层次的流行时尚）。
大体归纳一下，根据我的观察，在对技术分析的态度上可以分成以下三类人：
第一类人是所谓“技术分析派”，不仅在理论上相信技术分析的那些理论、方法，而且在实践中也身体力行、遵照有关原理进行操作；
第二类人在理论上相信技术分析的东西，在实践中又有所保留。鉴于部分技术分析方法在实践中出现的偏差，他们往往采取一些辅助的方式，要么对具体用法作出一些改良，要么把基础分析的某些内容与技术分析结合起来；
第三类人不相信技术分析的那一套，要么是所谓的“基础分析派”，要么压根儿就不相信价格是可以用什么“分析方法”来预测的。他们要么靠炒消息过日子，要么声称自己靠“感觉”在操作。
很显然，前两类人的态度应当是比较正统的观念了，技术分析的那些大部头的专业著作都在支持这样的观念（第二类人在基本原则上是认同的，只是在具体实践的时候有所改良），而且，这些著作对第三类人的态度也有着各种各样的批评意见（尤其以对基础分析的批评最为激烈）。
“经验总结”？
我们不由得要问一个问题：人们为什么会相信技术分析呢？
自查尔斯·H·道于在1884年创立股票市场平均价格指数以来，以“道氏理论”为代表的技术分析方法已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如果从1750年日本人开始用阴阳烛的方法来分析大米期货行情算起，技术分析的渊源还要更加漫长一些。在这么一、二百年的时间里，人们根据各自的经验，摸索出了一些反映市场规律的方法，技术分析是这些方法的概括和总结——这就是技术分析的来历：经验总结。
显然，“经验”有时确实能“总结”出某些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如果“经验”不经过理性的分析、鉴别，往往也会产生谬误。譬如，根据人们几千年来的“经验”，以为重的东西总是比轻的东西下落的速度要快。但后来伽利略证明了两者其实是可以等速下落（排除空气阻力，则总是等速下落）的。
我认为，迄今为止技术分析仍然停留在凭借主观经验、主观判断下结论的阶段，而把技术分析定位于“经验总结”的传统观念，恰恰阻挠了人们对它进行理性的、甚至是基本的分析检验。
你在技术分析中几乎找不到对于某个理论、方法的论证，似乎那些个理论、方法都是“天生如此”、不需要证明的。在技术分析的词典里没有“为什么”这样的词语，你如果想要问一问：“为什么某个理论、方法是这样而不是相反”？答案永远只有一个：经验总结使之然也。譬如说：
为什么RSI大于70是超买、小于30是超卖？经验总结；
为什么威廉%R大于70又是超买、小于30又是超卖？经验总结；
为什么黄金交叉是买进信号、死亡交叉是卖出信号？经验总结；
为什么价格突破趋势线表示原有趋势终止？还是经验总结；
……
等等。
我就很奇怪了，难道上述这些问题不重要吗？不值得问一问吗？那都是些什么“经验”、怎么“总结”出来的？不得而知，似乎凡是“经验总结”的东西都不需要论证和解释。于是乎，当某位技术分析大师设计出一个计算公式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这个公式有“如此这般”的功能，我们就不问青红皂白根据“如此这般”的提示去买进、卖出。我忍不住想问问：万一这位大师弄错了怎么办？甚至于，万一这位大师跟我们开个玩笑又怎么办？
这不是没有可能性的，我在后面将会列举这样的事例。
“没有百分之百正确的方法”？
也许有人会说，理性分析也好，经验总结也罢，只要看看该分析方法在实践运用中的效果如何，不就清楚了吗？
有道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种分析方法有效与否，把它放到实践中检验一下，自然一清二楚了。可惜，一般情况（譬如其他领域）是如此，但是，由于价格变化天然具备的不确定性，对于那些价格分析方法在实践中如何进行检验？检验的标准是什么？这又成了另一些更为复杂或更加纠缠不清的问题。
价格的变化具有一定程度的随机性特征，这就决定了“世上没有百分之百正确的市场分析方法”。某一个方法的一次失误或一次应验，都很难被认定为错误或正确。在买与卖的选择上，仅仅只靠掷硬币看正反面，还有50%“成功”的概率呐。
实际上，这是一个“如何区分‘原理上的谬误’与‘实践中的偏差’”的问题。一般情况下，一个方法如果从原理上讲是错误的，那么，即使某一次碰巧对了（正所谓“瞎猫”碰上“死耗子”），它也不应当被视为有效的方法；反之，一个方法如果从原理上讲是正确的，即使某一次失败了（比如出现突发性因素干扰），它也应当被运用于实践。但是，在技术分析领域要分清这个问题，似乎非常困难。
统计成功率？
在实践中，既然掷硬币还有50%的“成功率”，当我们评价一个市场分析方法的时候，按照其它学科的惯例，我们应当从现实行情中找到一个统计数字，以证明该方法的“成功率”大于50%（因为，如果小于50%，那还不如掷硬币来得简便）。因为，如果一个方法的成功率达不到50%，那都不如掷硬币看正反面，还分析什么呢？
（顺便说一下，当我们相信RSI、OSC或“头肩形”、“钻石形”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过什么统计数字。而且令人不解的是，一些经验老到的技术分析师同时又告诫我们，十次交易中失败七次、成功三次，只要操作得好、即使止损，仍然可以盈利）
那么，我们就把那些技术指标或形态理论拿出来统计一下，行不行呢？偏偏这又是一个难以统计的事件。因为我们找不到一个统计的标准。
比如图：
图
假如说某个方法提示我们应当在图中的A点买进，某位交易员也照办了。我请问你：这次买进信号和操作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在开始下跌之前买进，当然是错误的。
但是，如果该交易员一直持守到图中的B点并最终盈利了，你还能说他买进错误吗？斯大林说“胜利者是不受责备的”，哪怕他曾经倍受煎熬、被折腾得死去活来，又怎么样呢？他还不是可以象市场上的许多人那样，事后不无得意地说：“我早料到这些了，我是有意要做长线的”。
其实，过来人都知道，该交易员在痛不欲生的时候之所以熬过来了，仅仅是因为没有勇气自己“断臂”、宁愿伸着脖子等着别人的一刀而已（碰巧，屠夫在来的路上出车祸了）。西方人有句话，叫做“只要活得够长，什么都能见到”。你不妨回过头去看看过去的行情，除了少数的几个突出点，只要你“活”得足够长，在任何一个时点买进或卖出，你都有获利的机会（而对那几个突出点，只要你继续“活”下去，也会有获利的机会）。于是，一种交易方法是否有效，与方法本身没有关系了；交易是否成功，那就看交易者的“命”大不大了——“没有百分之百正确的方法”就变成了“有百分之百正确的方法”（如果你能活得足够长的话）。
这个说法当然不对，但是，也由此可见，仅仅依靠买进或卖出后价格变化引起的浮动盈亏来对该买卖行为是否正确，是不可行的，没有意义的。
“钻牛角尖”与“第二十二条军规”
人们一直以一种匪夷所思的宽容态度去看待“经验总结”的东西：本来就不是很严密、很精确，你又何必去“钻牛角尖”呢？要知道，技术分析就忌讳“钻牛角尖”。
不错，我在不同的书上都读到“技术分析切忌钻牛角尖”，那意思似乎是“差不多就行了，何必认真”？真不需要认真吗？当你跟经纪公司核对交易帐目的时候，怎么就那么认真、那么“淄铢必较”？既然对买卖的结果如此在意，为什么对买卖的行为又如此马虎、如此草率呢？没人要求技术分析（以及其它市场分析方法）“严密、精确”，我只是希望它合乎道理（甚至只是合乎逻辑），也仅仅是在被告之该如何操作的时候问一声“为什么要这样”。
但是，我们的询问所能得到的答案往往只有一个：“经验总结”。
这让我想起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的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经验总结”就像是那条神秘的军规，造成并解释一切现象，却又没人知道、也不允许人知道该“军规”的内容究竟是什么！于是，在这条不知其内容、也不需要解释的军规的操纵下，那个地中海的小岛上呈现出“一片有组织的混乱”和“一种制度化了的疯狂”。
也许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是，我认为就现状而言，技术分析确实很像是一种“有组织的混乱”和“制度化的疯狂”。
“西方的技术分析不适合于中国市场”？
关于技术分析，国内还有另一种说法大行其道：“西方的技术分析有可能不适合于中国市场”，其含义是说“即使有什么不应验的情况，也不是分析方法的错，而是市场本身不对”。印度哲人奥修有句名言：“当鞋合适的时候，脚就被遗忘了”。可惜他没说：当鞋不合脚的时候，应当算是谁的过错？是怪我的脚长得不好？还是怪他的鞋做得不合适？
那么，中国市场究竟有什么“中国特色”以至于不适合于西方的技术分析方法呢？公认的一点就是国内市场上影响价格的非市场因素比较多，说白了就是政策性干预或类似的影响因素多一点。就算是这样吧，但我不明白的是，据说技术分析之所以有效的一个首要前提就是“市场包容消化一切”，令技术分析派沾沾自喜的恰恰是：“能够影响某种商品期货（当然也包括股票——引者注）价格的任何因素——基础的、政治的、心理的或任何其它方面的——实际上都反映在其价格之中”，他们只需要“研究价格就足够了”，价格就是“所需的全部资料，而理由、原因等无关紧要”（约翰·墨菲，《期货市场技术分析》，第2、3、4页）。我一点也看不出国内的“非市场因素”有何理由被排斥在上述“任何因素”之外。当价格发生某种变动时，技术分析派本来就不需要过问是由于政策干预还是闹地震或其它因素造成。那么，凭什么说“非市场因素”会妨碍技术分析在国内市场的运用？
如果“非市场因素”比较多，受影响的应当是以研究市场供求关系为手段的基础分析，因为，当政策性干预或其它“非市场因素”过多的时候，本来供给大于需求，价格应该下跌，但人为因素却可能使价格不跌反涨。对于这种情况，供求状况与价格涨跌的正常关系被打破了，通常的基础分析当然无效。这本来恰恰反过来给技术分析（以价格本身为研究对象）以“更胜一筹”的施展机会——我不明白这怎么会成为技术分析不管用时的借口？
尽管如此，为了避免在这个问题上引起不必要的纠缠（其实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我在后面的所有论述都是针对技术分析本身的逻辑关系而言的——其中见不到诸如“某种方法在国内某个市场不适用”这类字句。因此，在这里可以明确地讲，如果我在论述中指出技术分析及其某些具体方法有何不妥的话，那么，我是针对其本身而言的，而不是因为它在某个市场适用与否。
…………
“木桶里的哲学家”？
从上述情况看，技术分析的现状带给我们以下两个问题：
一、技术分析对于实践的有效性究竟如何？一些人产生了怀疑，而另一些人又认为那是因为他们自己使用不当（或某些市场不适用）。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有必要搞清楚；
二、作为一种正统的市场分析方法体系，技术分析毕竟历史悠久而且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但它究竟能否代表“理性的方法”？我们同样有必要搞清楚，因为这与“市场价格究竟能否用‘理性的方法’来分析预测”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事实上，技术分析就现状而言已经成为某种障碍，阻碍着我们对市场采取真正“理性”的态度。我们只有在确认技术分析不代表“理性的方法”之后，才有可能另起炉灶、另辟蹊径。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技术分析重新做出评判，并针对这两个问题，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
然而，这项工作又如何来展开呢？是反复罗列技术分析有效或无效的实例吗？不行。因为，在市场分析这一特殊的领域中，无论有多少实例，那都可以被视为“特例”的（你把全中国的实例都列上，不是还可以说“西方的技术分析不适合于中国市场”吗？）。在这里，只有一种方法是可行的，即：
从原理上论证技术分析是否具备通常所说的功能。
打个比方，有一把老式的来福枪，有人说它具备高射炮一样的功能，有人又说它没有那么大的能耐；说“没有”的人是因为自己拿它打不着飞机，说“有”的人又指责前者自己使用不当。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有从原理上来论证一下，因为来福枪与高射炮的性能毕竟是不一样的。
关于这一点，我想起哲学史上的一则小故事。你知道，在古希腊有一位诡辩家叫芝诺，曾经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悖论，叫“飞矢不动”，说“飞出去的箭其实并没有动”；他对此有一番道理。尽管这显然是个错误的命题，但要驳倒他的那番推理，却又很难。当时，著名的犬儒派人士第欧根尼听说此事之后，由于百思不得其解，他破例从他长年居住的木桶里出来，在木桶旁边走来走去；他的学生见此情景，高兴起来：“老师用行动驳倒‘飞矢不动’了”。但第欧根尼一转身给了这个学生一拐杖，因为他知道，理论问题必须从理论上解决，走来走去的行为是没有说服力的。
现在，我们在如何对待技术分析的问题上，面临着相同的处境：关于技术分析是否有效的实例，作为评判的依据是不够的，必须找到理论上的证明——我们回过头来再看那位拒绝与技术分析师一起进餐的基础分析师的做法，你觉得象不象是第欧根尼在木桶旁走来走去的动作？但是，光有“动作”不行，必须从理论上予以清算。
也许，真的应该对技术分析做一次彻底的清算了。
除了技术分析之外，我还将讨论一下现有的基础分析的问题。我认为，就现状而言，基础分析的情况其实也不比技术分析来得更好。
此外还想谈谈诸如“无招胜有招”这样的称不上“方法”的方法。可以说，我们将对目前常用的大多数市场分析方法做一个比较全面的评判。这显然是一件复杂的工作，但同时也是一件不得不做的工作，我们这就来尝试一下，哪怕只是开一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