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听180秒03 西周开国周武王（中）：用权秘诀在于彼此制衡

我们借着周武王灭商，说了这么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的任何成果，归根到底都是自身强大、自我建设的成果，而斗争只是达成这一目的的若干种手段中的一种，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关键在于不要被斗争型思维左右了自己的大脑。

今天我接着来说商朝灭亡之后的那些事……

公元前1046年，商纣王和他王妃的头颅被周人斩下，象征商朝的白色王旗徐徐坠地，取而代之的是象征周朝火德的红旗。华夏历史上第三个有史记载的王朝，周朝就此诞生。

而在周朝建立的第二年，开国之君周武王姬发就病故了。当时他的儿子周成王年纪太小，所以由武王的四弟周公旦代为执掌国政，这么一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周公旦就成不是天子的天子。曹操在《短歌行》里有一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用周公自比的出处就在这里。

而武王在世的最后一年里，他为周王朝做了最后一件，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大事：分封。周王朝能前后延续了800年，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当初武王的这一波操作。

站在周武王姬发的视角，我们来观察一下当时的基本面：首先商的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家内部，并不是因为周真的已经强到可以压过商。经过战争，周的家底虽然比过去更厚实了，但也并不足以一家单挑全天下的诸侯。

其次在战争爆发之前，为了备战，周方国打周文王姬昌开始，执行的就是战时经济体制政策，如今战争结束了，必须要让运行机制转轨，由“从动”变成“从静”。

最后经过战争，国家一下子多出了一大批有功之臣，一帮王族的叔伯大爷、兄弟姊妹们也都跟着抖起来了，这些人如今远比商朝的遗老遗少要麻烦。这三个问题哪一个不解决好，用不了几年，下一个被砍下脑袋的就该是那时的周天子了。最终武王姬发为周王朝设计了一套非常精巧的国家体制。

这里再说句题外话：我们在历史教科书里一提中国古代，总是说那是封建社会，其实真要严格说起来，中国历史上真正可考的封建王朝，只有周这一朝。所谓封建也就是封土建国——说白了就是国君给你分封土地，然后你在上面建立国家，相当于总公司授权你去组建分公司。

而在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以后，封建制伴随着周王朝也就不复存在，中国随之建立了大一统的国家体制，当然也就不再存在封土建国这一说了。你要说这是王权社会倒还算沾边，可是封建二字是完全谈不上了。

武王姬发他非常清楚这样一个问题：权力运行的核心，首要之处不在于个体的才智、忠诚度或者是否廉洁，而在于作为整体，权力体制的结构是否平衡。

按照这个思路，来解决眼下的问题，周武王首先将自己身边闹哄哄的人大致分成了四类：

1.各大古老部族：譬如尧舜部族的后人、夏朝大禹的后人，还有商朝的遗老遗少，虽然早就是过气了，可是舆论上的影响力还在，而且因为他们身上都代表着一个时代，所以在利益相关者看来，他们身上还具那么点象征性的味道，如果这些人得不到好的归宿，会让很多人心里不服和不安。

2.周王室内部的成员：特别是王族的旁支子弟：这个很容易理解，在家国一体的家族企业模式下，他们既是周天子最可依赖的力量，但同时也是最可以理直气壮怼天子的一帮人。

3.功臣：历朝历代，如何面对开国勋贵，都是大老板们最头痛的事，处理不好，要么自己被骄兵悍将们架空，要么则可能落个兔死狗烹、忘恩负义的糟糕名声。

4.之前就存在的古老方国：说得再通俗一点就是偏远地区的地头蛇，比如在四川的古蜀国、在江淮一代的楚国。

之后周武王拿出地图来：首先，我的还是我的——崤山以西，原周方国的疆域不能动；其次，纣王的一部分也是我，在原来商王朝的土地上，建立第二首都洛邑，也就是河南洛阳；再其次，不要急，大伙都有得分。

具体来说：崤山以西的关中盆地，自古就是形胜之地，既有易守难攻的地理屏障，又有丰富的农业资源，所以作为核心资产，自然要掌握在周天子的总公司手里。

其次受限于青铜时代的技术条件，当时的行政机构很难直接管控距离自己比较远的分公司，这也就是所谓的山高皇帝远。但是完全依赖间接管理肯定也不行，于是就在洛邑（洛阳）设立了一个办事处，主要职能就是监督崤山以东的各个诸侯国（分公司）。

其三周武王对诸侯的分封，首先从利益和资源层面，实现了各方的平衡。周武王一下子分封了几十个诸侯国，更夸张的说法是分封了八百个。总之是看着似乎过分大方了，甚至到今天，很多人甚至认为周王朝的灭亡正是始于当初的武王的大方，但是别忘了，当时中国宜居的土地一共就那么多，诸侯国多了，每一个所占的土地自然就不会多，很多诸侯国放在现在也就一个县那么大，这么小的分公司，对于周天子的总公司而言自然构不成威胁，更不会有多少议价权。

此外，地少国家多，彼此间的矛盾自然也就多，那周天子自然就是理所应当的仲裁者。而诸侯国接受仲裁，也就等于承认了周天子的地位。

再进一步，对于在老少边穷地区建国的诸侯国来说，他们要想真正建国，光凭一纸诏书是不够的，必须和当地的少数民族真刀真枪地去打，这更离不开总公司的支持。

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所谓权力，剥离掉各种光彩照人的头衔，本质上无非两条，其一是掌控资源，其二是可以对矛盾进行有效的仲裁。推而广之，如果要在分权的体制下，保持体制内部的平衡，首先领导者自己必须要有资源上的优势，此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证自己的公平和中立，一旦这个原则被打破，也就意味着你对矛盾的仲裁将是无法让人信服的，那你的权力自然就要相应的被削弱，更糟糕的是，权力体系的平衡也将因此被打破。

而对各个诸侯国的行政级别，周王室将其划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爵位，这其中爵位最高的是公国。周朝开国的公国一共封了五个，分别是舜帝后裔分封到了陈国、夏朝大禹部族后裔为杞国、商朝贵族为宋国，剩下两个虞国和虢国分别是周王室旁系血脉的后裔。这些部族历史悠久，舆论上有着不小的影响力，封他们为公国很容易服众。但是这些封国基本都属于位高权不重，听着挺吓人，但除了宋国以外，其他四个的国土都只有一个县那么大。

而自侯爵往下，周王室基本都是按照功劳的大小和血缘的远近来分封的，这样同样可以服众，同时避免了出现位高权重的大诸侯国。说白了，基本原则还是那俩字——“平衡”。

这里再插一句。按史书记载，当时接受分封的还有许多更为古老的家族，像神农氏的后裔被分封到了焦（河南陕县）、黄帝的后裔封到了祝（山东济南附近）、尧帝的后裔被封到了蓟（北京大兴），这种分封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要在政治上团结尽可能多的人。而且既然这些分封是存在的，那么那些古老的传说，你也就不能说是没有根据的。

此外以外，周武王的分封，也真正印证了“魔鬼都在细节之处”这句话——里面到处都是精妙的微操作。

上期节目里曾经提到过，对于商朝的遗老遗少，周王室采取了分而治之的办法，一部分商人迁移到了其他地方，另一部分则被就地安置，分成了两个国家分别建国。一个是卫国，百姓都是商朝遗民，但是由有周王室成员领导；另一个就是前面说到过的宋国，上层贵族是商的后裔，但是老百姓是从别的地方迁移过来的。

这么一来，即最大限度的保证了商人应有的尊严和利益，又给他们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彻底断了他们造反的可能。而且到这还不算完，考虑到宋国的实力还是太强，周武王又在宋国周围一圈，安置了一堆个头不算小的封国，这些封国都是由周王室的成员来主持的。这么一来，双方都要互相防着对方，也就都需要争取总公司对自己的支持。

而对于姜子牙和周公旦这两个最大功臣，武王的态度是距离产生美。让他们在远离西安总公司的山东半岛分别开设分公司，也就是齐国和鲁国。山东现在被称为齐鲁大地，源头就在这儿。这么一来，两支最庞大的勋贵力量的根基都远离总公司，自然也就不存在干涉高层决策的问题。而另一方面，这里还是东夷族的地盘，同时还盘踞着当初没有清剿干净的商朝残余军队，这两支力量都是需要肃清的，把这两个大牛人派过去，正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到此，周王朝基本完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性的大规模权力分割。我们会发现，权力的运用，需要的不止是一腔豪迈，更多的时候，它需要的是精算师一样的细致分析，以及足够宽广的政治胸怀。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实际上，岂止是一国，一个机构一个企业，它们的权力运行同样如此，都需要一系列精准的微操作来保持体系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