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听90秒【管清友】为什么说“金融狂欢”开始散场？

2016年是一个拐点，中国金融业在GDP中的占比开始下降。而此前，中国金融业在GDP中的占比最高曾达到8.35%，高于美国、日本等成熟经济体。也就是说，我们在成为制造业强国之前，先成为了金融强国。

 

 这是因为过去十年，特别是过去五六年，我们经历了金融泡沫化和过度金融化的过程。

比如同样一个独角兽企业，在2015年、2016年的时候估值可能高达100亿，但是现在可能只有70亿，而且还很难拿到投资，这就是环境发生了变化。

它的影响就是未来货币政策的取向，一定是“正常化”的，可以说，新常态也是非常态。现在的泡沫退潮，其实是为过去10年的大宽松买单。

尽管我们看到全球其他国都是一样，金融机构对宽松政策的依赖越来越强，美联储已经开始讨论下半年要降息几次，欧洲中央银行也在考虑是不是要重启规模较大的宽松政策，中国在2018年实行了四次定向降准，2019年开启了一次全面降准。

但问题是如果中国现在的宽松局面达到了2009年、2012年或是2014年那样的程度，就能起到同样的效果？或是能解决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吗？

30年前日本的教训，对于我们最大的启发是什么？那就是进行逆周期调节的时候，力度不能过猛，货币基金是艺术不是技术，不是算出来的。也就是说，即便现在做了一些政策上的对冲，也不会再有像2009年、2012年或是2014年那样的大宽松局面了，不可能出现，不必要出现，也不能够再出现了。

如果再出现大规模的货币政策松动，过去几年发生的资产泡沫、社会阶层分化、企业高杠杆将会再重演一遍，且杀伤力更强。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好像2015年上半年，你觉得股票市场是从5100多点跌下来杀伤力更大，还是从15000点跌下来杀伤力更大呢？

所以我觉得从货币当局的角度来看，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已经比较清楚。从官方到民间已经形成了什么趋势呢？不能让经济落地太快，但是对于经济的减速确实要慢慢适应。

同时，造成过去10年资产泡沫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出现了巨大的监管漏洞。监管漏洞主要源于两点：第一，中央监管单位之间不协调，信息不通、统计标准不一样；第二，中央监管机构和地方监管机构的目标存在冲突，中央强调监管、地方强调发展，而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导致很多新金融业态发展起来的时候缺乏监管，比如各种交易所、P2P平台。

而如今，新的监管架构已经形成，具体包括：首先，金稳委成立，负责政策统筹协调，兼顾宏观审慎；然后，银监会、保监会合并为银保监会，促进监管协同和信息沟通；再者，央行回收银、保行业法律制定和宏观审慎职能。

在监管趋于统一化后，也开始严格限制杠杆和规范并购重组。

 我们看到刚性兑付被打破了，就有利于形成市场化的资产价格。投资者对于投资风险的理解越来越深刻，而所谓的高风险、高收益，也让投资这件事变得越来越专业、越来越谨慎。

同时，去通道化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从2017年开始，券商资管业务被限制，开始消除多层嵌套和监管套利空间，这有助于投资者看清底层资产，也有利于消除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