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听180秒【1984】08 请给我们松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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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文稿 

为什么要讲这件事呢?

因为在1984年3月《福建日报》刊登55位国有骨干企业厂长的呼吁书《请给我们松绑》，要求进一步放权。“我们不揣冒昧，大胆向你们要权。”发生在福建省的这起“松绑”事件，成为中国企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之一。从此以后，在高层决策者的推动下，国有企业开始逐渐挣脱计划经济的“五花大绑”，迈向自主经营之路。所以这非常值得一讲。

1984年3月，一封紧急呼吁信直送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收到一封“紧急呼吁信，”55名福建的国有厂长经理要求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企业“松绑”。其实事情的策划者是一名副厅级官员。是企业的呼吁，由他来写。起草呼吁信的副厅级干部叫黄文麟，任福建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他怎么会写这样一封信呢？
1984年国有企业要确保“两位数、三同步”，“两位数”即工业产值增长10%以上，“三同步”：产值、税收、利润同步增长。这个增长压力很大，为帮助企业完成指标，3月21日至24日，省经委在福州召开“福建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研究搞活企业，会议主角是55位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在福州市二化招待所举行。与会者除了该省55家骨干企业的厂长和经理外，还有政府部门的代表———福建省经委的数名官员，其中包括黄文麟。55名企业代表中，除了一人33岁外，其余都是50岁左右的中年人。由他们来讨论怎样搞活企业。

3月22日下午，大会安排福日公司总经理游廷岩和福州铅笔厂厂长龚雄介绍企业发展经验。福日公司是福建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福州铅笔厂则是国有企业改革试点单位，在当时，这两家企业拥有较多自主权。

本来是大家要讨论，结果他们发言的主题变偏了。因为讨论的过程中，很多厂长经理说“你们两位也没有天大的本事，如果我们也有这些权力，也能把企业搞好。”一场“交流会”变成了“诉苦会”。讨论越来越激烈，道理越辩越明晰，厂长、经理们找到了一条出路——共同呼吁“松绑”放权。

游廷岩介绍，在日本的企业管理方式下，自己作为总经理拥有的自主经营权，和按照市场需要生产销售所产生的可观效益，让与会同行听了既羡慕又不服气。

有人说：“你以前也是国有企业的厂长，确实很有才能，不过我们自认为不比他差到哪里。”

还有的人说：游廷岩拥有的企业管理权，绝大部分是这些同行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在国有企业，厂长想给职工修个厕所，都得给上级打报告申请，让他们如何大展拳脚？”

黄文麟当时是经委的副主任，他说，当时的国有企业婆婆多，管得还严。拿一个省级工厂来说，从厂长到车间主任的任命听主管厅局的；财政拨款归财政厅管；产量计划由省经委下达；工人群体由劳工局管；产品由工商部门包销……

这样的话，龙一多，就治不好水了。干好干坏，30多块，工人没有积极性。厂长、经理有‘责’无‘权’，只起到组织生产的作用。大家讨论来讨论去，黄文麟就被感染了 ：“福建人素有敢闯敢拼的勇气，厂长、经理们都豁出去了，干脆我也豁出去吧！”散会之后，他连夜找来省经委企业管理处处长滕能香商量，决定给省委第一书记项南、省长胡平写信呼吁“松绑”放权。

当天晚上，黄文麟奋笔疾书，“松绑”放权呼吁信初稿一气呵成。

3月23日，初稿提交大会讨论，仅作了小修改便一致通过。呼吁信的主要内容包括：企业领导副职由正职提名，再由上级主管部门考核任命，一般干部由企业自行任免；破除“终身制”，干部能上能下；企业奖励基金可自行支配，奖金随税利增减浮动；允许企业自行销售产品；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

这在当时确实有很大的突破性。下午4点左右，黄文麟和滕能香拿着刚“出炉”的呼吁信马不停蹄直奔省委。“将信交给项南秘书后，我听到项南办公室里传出来回踱步的声音。”黄文麟回忆道。项南秘书给他们反馈说：“呼吁信项南书记不仅看了，还有批示，要转到《福建日报》明天头版头条刊登。”

第二天，《福建日报》头版头条以《五十五名厂长、经理呼吁——请给我们“松绑”》为题将呼吁信全文公布，并配发了导语——在福州参加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的55名厂长、经理，3月22日写信给省委领导同志，题目是“请给我们‘松绑’”。情词恳切，使人读后有一种再不改革、再不放权，就真是不能前进了的感觉。本报记者认为有必要将这封来信公之于众。这段导语，是项南书记亲自撰写的。

松绑放权一下子就成为热门话题，到了3月30日《人民日报》也转载《请给我们“松绑”》，还配发编者按，对福建重视呼吁信的做法大加赞赏；随后，全国主要媒体纷纷转载、播发，很快掀起了层层波澜。

这引起国家有关部门和领导的高度重视，许多省市的厂长、经理也要求明确企业生产经营的责、权、利，有的还组团到福建考察学习。4月15日，应国家体改委和国家经委的邀请5位厂长经理以及黄文麟赴京汇报，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童大林予以高度评价：“你们提出的问题，正是我们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4月起，福建省政府连续下发9份文件，落实企业自主权；5月10日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不久，中共中央又出台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呼吁信为源头的改革浪潮，很快蔓延到全国，

我们今天来回顾当年的历史，执政者怎么看待基层的意见，这非常重要。当时的交流大会变成了诉苦大会，最后变成呼吁的大会。但如果在今天，如果发牢骚提意见，不加理睬，甚至认为政治态度有问题。

2014年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 当年5月18日，为纪念“松绑”放权30周年，福建省30位多种所有制、多种类型的企业负责人经过热烈讨论、八易其稿，最后以《敢于担当勇于作为》为题，加快企业改革发展提出建言倡议，向习近平总书记致联名信，说说心里话。不久后给他们回信了，2014年7月21日，福建日报头版刊载了习总书记的回信。

回信中提到，对“松绑”放权佳话“印象犹深”，他在信中表示，“当前，各级政府正在加快转变职能、大力简政放权，目的之一就是让市场更好发力，让企业创新创造源泉更加充分涌流，这是又一次重要的‘松绑’放权，也是企业家更好发挥智慧力量的历史新机遇。”

这就是1984年福建省55名厂长“请给我们松绑，我们大胆向你们要权”，这个历史性事件，30年后又赋予它新的含义。

回顾这样的历史，尽管时代不同，但其实“减政、放权、松绑、改革、激发活力”这样的任务其实并没有终止。接下来，企业还应继续发扬“改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闯劲。而政府，能够放出多少的空间，企业就有多大生长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