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听180秒【1983】02 火爆一时的步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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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文稿  

今天我们来讲讲80年代前半期,中国知名度最高的企业家:浙江的步鑫生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步鑫生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也是城市集体企业改革的先行者。但由于他已经去世三年多,并没有机会享受这份荣誉。但他在城市集体企业改革过程中所建立的功勋，和对于整个改革的带动，直到今天人们都不会忘记。

步鑫生出生于1934年1月，逝世于2015年6月6日，81岁。

1983年4月26日，浙江日报刊登了报告文学《企业家的歌》，用整版篇幅介绍了步鑫生大胆创新、坚持改革的事迹；半年后，人民日报登载了新华社发表的《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步鑫生成了名动全国的改革先锋，推动了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步鑫生在当时的改革过程中也是有过争议的。因此在1984年，浙江省委联合调查组在农历腊月进驻海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步鑫生虽然有缺陷，但是改革的事情并没有错。随后，中央指示全国推广步鑫生的精神。由中央下命令全国推广一个人，之前只有雷锋和焦裕禄；1984年，短短2个月，全国各地到海盐衬衫总厂参观人数达2万多人。步鑫生成了打破“大锅饭”“中国懒汉”等的改革先锋。

履历与改革过程中的重要举措：

步鑫生出生于浙江海盐县农村一个裁缝世家。从小学裁缝。他9岁时父亲去世，当时大哥16岁，二哥15岁，一个到上海南京路，一个到上海霞飞路，一个学男式裁缝，一个学女式的。他也学了些裁缝手艺，在1950年，16岁的步鑫生也在自家兄弟开的店铺里，跟哥哥学习裁缝手艺，三兄弟齐心想创办好“步家荣昌裁缝铺”。1956年，响应国家关于城市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农村手工业开展合作化的号召，将步家荣昌裁缝铺与其他的公私裁缝铺联合在一起，实现了合作化，步鑫生担任了武原缝纫合作社主任。后来经过几十年的演变，武原缝纫合作社逐渐演变成了“海盐县红星服装厂”。

1980年，步鑫生出任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上任后他提出“生产上要紧、管理上要严”管理思路，打破阻碍企业发展的“大锅饭”。

海盐衬衫厂是个只有300多职工的小厂。厂长步鑫生接手时，企业频临破产，年产四五十万件衬衣，有近一半堆在仓库里.老工人的退休金也无处可支。步鑫生用了一些改革方法，使这个小厂的产品畅销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成为有影响力的专业衬衫厂。

步鑫生用了什么方法来搞改革呢？

一 “班斧”： 首先学习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车间实行了“联产计酬制”。你做多少衬衫，就拿多少工钱，上不封顶，下不包底。“打破大锅饭”！

二是抓质量，“你砸我的牌子，我砸你的饭碗”，做坏一件衬衫要赔两件。

三是改革不合理的劳保福利制度，提出请病假不发工资只发生活补贴。因当时“泡病假”的现象在企业中很流行，有些职工没生病却有办法到医院开出一张病假条，不来上班工资照发，导致即使在企业生产最繁忙的季节，职工出勤率也只有80%，而真正生病的不到“泡病假”的三分之一。为了治一治这种“流行病”，步鑫生提出对装病者不发工资。步鑫生在每天职工上班前，他就站在门口迎接职工，也以此来检查劳动纪律，看谁来得早就给予表扬，对来得迟或没有来上班者，酌情扣发工资，若真生病的职工便发给每天4角钱的生活费补贴（因当时物价较低，一斤大米只要1.35元钱）。 用这样的方法监督大家认真上班。

四是每年要开订货会。邀请全国各地百货商店的负责人到海盐来，吃住行由他们全包，每年大约要花8000多元，这在当时已是相当大的数目。厂里还以每月3000元的租金，到上海租来一辆“皇冠牌”小轿车，用于接送客户；客户到厂里后，一般都以“三菜一汤”招待。由于厂里为客户提供了方便，激励了客户的积极性。并且“重合同、守信用”最终把那些仓库里积压的服装全推销出去了。

五是打响衬衫的牌子。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创、人赶我转”，努力打响衬衫的牌子。工作经验丰富的步鑫生常说:“靠牌子吃饭可以传代，靠关系吃饭要倒台!”厂里了开发了三款高级衬衫，那时他已经有了最早的定位和品牌意识。

他亲自为这三个高级衬衫取名：“唐人牌”男式衬衣、“双燕牌”女式衬衣、“三毛牌”儿童衬衣。而且还出资在上海的人民广场树立了一块霓虹广告：那时在上海的南京路附近，只有三家企业的广告牌：一家是日本“三洋电器”，另一家是上海“中华牙膏”，还有一家就是海盐衬衫总厂的“双燕牌”女士高级衬衫。这在全国的服装企业里还是第一家，所以上海、北京、杭州、广州等国内等24个省、市、自治区的许多商场，包括日本有好几家公司当时都到海盐县衬衫总厂订购了一大批的衬衫。

此外，让人感觉新鲜的是，这一小厂还制定厂歌、厂旗、厂服、厂徽，并成立时装表演队。“当时很多人就说，光听说有国歌国旗，海盐一个小小的衬衫厂，搞什么厂歌厂旗，想造反了？”步鑫生哈哈大笑，“造什么反？我这是为创品牌，他们不懂！”

“从严治厂”的效果很明显，把工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海盐衬衫总厂从1980年的300多人，到1983年就增加到600多人，年产高级衬衫原来4、50万件，一半在仓库里，现在到了130多万件，出勤率保持在98%以上，远超当时国企普遍的80%出勤率，衬衫质量也大幅度上升。工业总产值达到1028.58多万元，这家厂也成为海盐县首家产值超千万元的企业，浙江省最大的专业衬衫厂。

西装生产线压垮了步鑫生

步鑫生在83、84年起来以后为什么到85、86年就很快的衰退了呢？原因是他从作衬衫开始去做西装了。

从1983年开始，中国就刮起一股“西装热”。1984年7月21日，海盐衬衫总厂会议室里，省、市、县有关部门负责人及工程技术人员45人会聚一堂，围绕着西装热，热烈讨论着一个问题：衬衫总厂要不要引进西装生产线？西装生产线的规模要多大？一位领导建议步鑫生要抓住机会，将衬衫、西服、领带形成系列，衬衫要增加花色，还必须新建印染车间。经过有关领导的再三说服，步鑫生答应上一条投资18万美元、年产6万套西装生产线。

然而，报告送到浙江省二轻工业总公司，公司领导指示：“你们厂是全国改革的先进典型，小打小闹没多大影响，要搞就搞大一点，就搞30万套吧！”后来又层层加码。8月16日，浙江省二轻工业总公司《关于海盐衬衫总厂引进西装生产线扩初设计会审纪要的批复》中明确写道：西装线生产规模为年产西装30万套(每套3件)，总投资389万元，其中用于引进设备268万元。

年产30万套西装项目上马的同时，海盐衬衫总厂6000平方米的西装大楼也开建，这对1983年底流动资金只有50万元的衬衫厂来说，根本无力承受。后来由于建筑原材料涨价等各种原因，加上国家宏观经济过热而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并控制基建规模，刮过“西装热”风之后，市场出现西装滞销现象。还有匆匆上马的印染车间，由于技术不过关而停留在停工状态。此时步鑫生和他的衬衫厂已经内忧外患。不久，财务便发出亏空的预警信号：建西装大楼每年的贷款利息就要40多万元，债务越来越重。

1986年8月，当厂里西装生产线厂房投产后，浙江省二轻工业总公司的负责人来到海盐衬衫总厂，他认为“西装热”已过去，省内杭州、萧山两条西装生产线已下马，要求步鑫生也停下。但步鑫生却不认可，他坚持熬上两年，待“西装热”再来时，便能抢先占领市场。性子火暴的他甚至急得和省二轻工业总公司领导吵起来：“当时是你们叫我上大套的生产线，现在西装生产线刚好不容易建起来，你们又让我停下来了。这是开玩笑还是瞎指挥？我办企业办了一辈子了，只认理不认权，只要我当一天厂长，就一天都不下马!”这席话气得那位负责人饭也不吃就走了。9月4日，“不讲政治”的步鑫生被送到浙大一个培训班“深造”，由海盐县二轻工业公司负责人代理厂长。

1987年3月，步鑫生又被要求回厂收拾烂摊子。此时，西装流水线已停产，厂房、设备也被卖掉，下水道、厕所堵塞，人心涣散走掉了近一半职工，企业负债600多万元。同年底，上级派调查组突然来厂调查，称群众反映步鑫生受贿外商金戒指和电视机，并以锁住仓库内产品不准送海关为威胁，要步鑫生交代。步鑫生拍案而起：“我‘步鑫生’三个字，哪怕你用10根金条也收买不了。不按期交货外商要索赔，你能负这个责任吗？”调查组没查到什么，几天后走了。

1988年1月5日上午，上级领导来到海盐衬衫总厂，宣布免去步鑫生的厂长等职务，并通知其去县二轻公司报到，另行分配工作。

后来，步鑫生又几次在外地：在秦皇岛、北京等地创业，但最终都再也没有重现1983、1984年那时，在整个中国城市改革中，作为改革典型的风采。从这样的故事里我们能看到，当成为改革热门人物时，就会有很多非市场化的因素开始影响企业家的行动。企业家在中国“红”是很不容易的，红了以后要“长青” 就更加不容易。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很多企业家都有和步鑫生类似的遭遇。